物价上涨使小商贩不得不精打细算 晚报记者 任国强 现场图片

　　□见习记者 俞佳 曾索狄晚报 滕芙勤 报道

　　“劲酒一箱涨30块，燃气一瓶涨9块，鸡蛋一斤涨1块多……”有一部分人比普通消费者更清楚各种物品的涨价情况，他们就是从全国各地来沪“淘金”的外来小摊贩和小店主。一边是原料一涨再涨，一边是担忧失去客人而不敢涨价；一边是经营成本一再增加，一边是生活开支已经省无可省……在物价飞涨的当下，他们感受着经营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个另类摊位

　　菜场摆摊卖羊毛衫

　　刚走到铜仁路菜市场门口，就看到一块“售卖羊毛衫”的简陋牌子，走进去一看，在蔬菜、肉类菜摊边上，有一个小摊位却挂起了秋冬穿的羊毛衫。摊主老江是安徽人，搬来菜场的时间不算长，但在周围的小摊贩中却挺有“知名度”。小贩们一听说记者要采访这个在菜市场里卖羊毛衫的安徽人，几乎全都在为老江拉广告：“你多帮他说说好话啊。 ”“他也挺不容易的！ ”

　　把羊毛衫摆进菜市场卖，是老江的无奈之举。街上店面租金动则上万，小菜场却只要不到两千块钱一个月，租金成本能省下不少。几个月前，老江开始寻觅合适的菜市场，“后来觉得这里挺干净，就搬来了。 ”但菜市场里的羊毛衫摊能引起的关注实在太少，“年纪大的人觉得，进菜场还卖这么贵，不买；小年青又觉得菜场里卖的没好东西，不买。 ”

　　老江说，物价上涨后，羊毛衫的进价也提高了，他不敢多进货，但手头上还是囤积了三四百件。最近，就算他在摊位呆上整整一天，也没什么生意，他非常着急。不仅如此，平时的餐饮伙食费也涨得厉害，中午一般到菜场楼上的快餐店吃饭，那里的包子涨到一块多一个，五块钱一碗的面条里不见荤菜，连面条也只有一小团。

　　不过，老江还算比较乐观，他说，最近物价涨了，大家的状况都不好，相信等天气再冷一些，总会有人来关注他的摊位的。 “我之前经济条件还可以，还能熬一熬，等到实在没办法了，就打折大甩卖，想办法把货清出去再回家过年。 ”

　　一份额外副业

　　老板被迫卖烤羊肉串

　　从青海来上海已经十年的老穆，如今在杨浦区经营着一家兰州拉面店。最近过了晚上六点，老穆就会和妻子在店外的马路边竖起一个简陋的小烤肉架，和其他路边小摊贩们一样，等候下课时经过的学生光顾。

　　最近，油、面和羊肉等餐馆消耗量极大的原料全在涨价，老穆叫苦不迭。 “连我们用的那种燃气桶，三四天时间，价格又涨了八九块钱。 ”老穆无奈地说，因为通胀关系，他最近心情一直很复杂：不涨价吧，生意难做；涨价吧，店里的熟客那些大学里的学生们能吃得消吗？ “说到底，我们是想涨也不敢涨啊，店里主要都是学生，有吃得起的学生，也有困难的学生啊。 ”

　　既然不敢涨，只能从自己身上“开刀”。老穆说，他租的是一间不过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除了他和妻子，店里还雇了两三个包吃包住的勤杂工，“现在我们自己吃的东西都省了，少一些肉。 ”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现在只能拖时间，如果最后大家都涨了，我们还是得涨。我还怕工人要涨工资，现在每人每月都是1200元，还要吃、住、用，成本比十年前涨了好多倍。 ”

　　能省的菜钱毕竟是有限的，晚上客人本来就不多，老穆和妻子便想出这个卖羊肉串开源的办法。在老穆挂出的价码牌上，这个临时搭起的小摊子只卖羊肉串等三种产品，其中普通的一串羊肉串要2元钱。

　　或许因为种类不多，也或许是因为周围已经有太多类似的烤肉小摊，老穆摊子摆出去好半天，却只等来了两三个学生，生意比较冷清。为什么不把价格调低一点呢？“实在是没法再调了，现在羊肉外面的价格要三十几块一斤，我们是批发进的，价格也和这个差不多了，我们的肉放得不少。 ”老穆解释说，因为是临时想出的点子，并没有另外准备其他种类的烤肉，“这些羊肉都是直接从青海运来的，和我们店里用的一样，比一般街上卖的要好。 ”

　　谈到是否会考虑回家务农的问题，老穆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说，他的家乡实行退耕还林，就算现在带着家人离开上海，回去也无地可种。 “如果真的要回去，也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来上海这么多年了，都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

　　一本生活经

　　鸡蛋大姐吃力养老小

　　“我真是觉得挺委屈，卖得不比别人贵，可是这价格一涨，人家都不敢来买了。 ”来自云南的邓大姐来上海已经有11年了。最近，邓大姐受了不少“冤枉罪”：原来，许多来买菜的顾客都会将物价上涨“怪罪”到她头上。有时，遇上一些说话不太客气的顾客，她更是只能有苦往肚子里咽：“现在鸡蛋卖4块8一斤，其实进价已经4块5毛多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候听着心里着急，连脾气都变得不好了。 ”

　　不只是顾客的抱怨，相比前些年的几次物价上涨，这一次通胀给邓大姐带来的压力尤其大，“感觉今年特别难过，以前虽然也涨价，但房租便宜，三四百元钱就能过；现在一个月一家三口的房租就得八九百元，小孩上普通的幼儿园也要四百多元，还要吃喝穿用。 ”不仅如此，邓大姐在云南老家还有六七十岁的父母要供养，“老人年纪都大了，也不能放着不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真的是难，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太重了。 ”

　　邓大姐说，虽然现在她的日子过得更精打细算了，但实际上还是省不下多少。单从伙食上说，就算她和丈夫两人能少吃一些省点菜钱，但孩子的营养得保障啊，更糟糕的是，孩子偶尔得个伤风感冒，上趟医院就要好几百元钱，花销一下子就上去了，“你说哪个孩子愿意生病呢？我们又没有医保，进一次医院就得几百元钱，生不起病啊。 ”

　　谈到是否会考虑再找其他兼职增加收入时，邓大姐显得很无奈。她说，她不是没有这个想法，想利用空余时间再去打打工，但她和丈夫一个负责送货，一个负责看铺，从早上五六点钟一直要忙到晚上六七点钟，一天下来已经晕头转向。如果晚上再出去打工，五岁多的孩子谁来照顾？现在有多少老板愿意雇拖着个孩子的临时女工呢？

　　一张进货单

　　杂货店每月力争不赔钱

　　山东中路上的申强杂货店并不大，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店内摆放着饮料、烟酒等杂货，七八年前，老板邬铭东和妻子从浙江台州来到上海，开起这家小店，生意一直都不错。每天七点开门迎客，晚上十点半结束营业。“其实我们外地来上海做生意的，辛苦一点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最近进货成本在涨，开销也越来越大，实在有些吃不消。 ”

　　邬铭东说，最近黄酒、饮料的进货价都在涨，有些跟随进货价做了价格调整，而有些则维持原价。 “小劲酒的进货价从去年的150块钱一箱，涨到172块钱，大劲酒的进货价也从一箱180元涨到210元。 ”而体现到零售价上，125ml小劲酒的市场零售价每瓶上涨了1元至9.5元，258ml大劲酒则每瓶上涨了2元至20元。

　　不过，更多进货成本的增加还是由杂货店自行消化了。6瓶装的480ml泸州老窖的进货价从270块钱涨到280块，但零售价还是52元，未调整。12瓶装的500ml和酒的进货价从68元涨到70元，零售价还是7元，未变动。 “很多饮料，像可乐、绿茶、红茶等瓶装饮料的进货价基本上都上涨了1块钱，这些还算涨得少的，我们也就基本不调整零售价了。 ”邬铭东坦言。

　　对于杂货店来说，本来秋冬两季由于饮料市场的销量下跌而进入销售淡季，现在还要加上进货成本增加的压力。邬铭东说，现在一个月要比天热的时候少赚好几百元钱，“基本上只能维持基本开销，不倒贴已经很好了。 ”

　　为了应对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夹缝”生活，邬铭东的妻子也变着法儿节省开支。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但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不回家，留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