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名为《救救孩子——— 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现有小学语文教材中文章存在的诸如内容失实、篡改经典等问题。当报告转贴到网络论坛后,3天之内点击量高达20多万。日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此做出了回应。
研究缘起从母爱入手梳理教材
郭初阳是此次专题研究的最初倡议者,2005年曾获全国语文公开课第一名。他说:“本来我是教高中语文的,对小学语文并不熟悉,只是在为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偶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里有许多母亲、母爱的文本存在相当多问题,于是邀请身边从事语文教学的同学和朋友共同探讨。”
收到邀请后,包括吕栋、蔡朝阳等在内的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迅速聚集起来。他们给这个团体起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简称“第一线”),意为“其成员均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同为人父的吕栋和蔡朝阳表示:“作为父亲,出于私心,我们也想在儿子上学之前,先看看他将要学习的东西。”
“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重新认识那些过去印象中的‘母亲’,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郭初阳说。
为保证研究的广泛性,参与“第一线”的三十多位成员分为三组,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 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分析。三个小组负责人分别为郭初阳、蔡朝阳和吕栋。
蔡朝阳称,他们对这些文章的分析和评定主要依据三个原则:一是选文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的要求。比如,是否将母爱当做了母爱本身,而非一种扭曲的情感;二是选文是否基于事实。因为再伟大的道理也需要用真实的事例来表现;三是教育的方式是否得当,是否尊重孩子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和认知能力,并非总是说教和灌输。
研究结果教材被批存“四大缺失”
通过对这3套教材的梳理、核实和审视,“第一线”这个民间教育团体认为,现有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
经典的缺失
报告指出,这3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且时有篡改。苏教版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朗朗上口的《游子吟》显得臃肿而累赘;节选自《儒林外史》的《少年王冕》被改得面目全非。北师大版的24篇课文中,只有4篇经典。人教版的22篇课文中,只有2篇经典。“但事实上,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很多,顾城给妈妈的《安慰》、泰戈尔的《飞鸟集》等。”“第一线”团队的蔡朝阳表示,课本舍这些经典文本而不用,非常没有道理。
儿童视角的缺失
报告指出,仅就这3套教材的课文来看,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都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
蔡朝阳称,为什么中国的孩子考试比外国孩子分数高,但创造力和想象力却远远落后?这跟我们泛道德化的教育非常有关系。
快乐的缺失
在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中,快乐并不多见。最不快乐的孩子,莫过于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个孩子》。
事实的缺失
“第一线”团队对文本真实性的看重,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报告认为,“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十分荒唐。但是现有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却有许多篇目内容失实,不符合历史与常识。”
比如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的关于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因为广为流传,所以没有人想到去考证其真伪。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的研究结论让人们大跌眼镜:“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社会反应研究报告引起网络热议
这份报告在网络上迅速引起热议。
在回帖中记者看到,有人高度称赞这种反思,认为像这样深刻的思考在教育界“很少见”;也有人认为“第一线”是在吹毛求疵,“为批评而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的网友,干脆全盘否认报告里的很多价值观,觉得与传统教育理念相差甚远,“不敢苟同”;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教材必定是要坚持主流价值的,一定意义上的滞后性也是稳定性成熟性的表现”;还有的老师觉得,教好课文才是当好教师的本分,不应该去怀疑教材里写的东西。
出版社回应“不能用西方思想替代传统价值观”
日前,人教社和苏教社都针对报告中对其教材的批评做出适当回应。不过对于苏教社的回应,“第一线”团体并不满意。该书总策划郭初阳称,苏教版的回应搬出许多与作者和文章相关的信函,但是漏洞百出。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郑宇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价值取向———对当前小学语文课文评价的反思》则引起“第一线”团体的关注。
郑宇在文章中称,教材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教材编者对“什么样的教育对教育主体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一命题的思考,关系到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教材价值取向的确定必然要与国家制度本身的性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未来社会对人发展的要求等诸多因素相联系。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来说,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给一代又一代,是教材无法推卸的责任。“一些杂志、网络对小学语文教材里的诸多课文进行的批评,是试图运用在西方社会也算不上主流价值观念的思想,来替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实在不敢苟同。”郑宇说,“不能用西方的‘契约’取代‘谦让’,用‘自我’取代‘宽容’,用‘经济理性’取代‘爱的回报’。”(张晓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