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缅作战见证戴安澜师长殉国 回乡后曾以捡垃圾为生
九旬抗战老兵生活困顿亟需救助
视频:八旬抗日老兵拾荒度日露宿街边衣柜 来源:辽宁电视台《第一时间》本报联合湖南省红十字会设立“关爱抗战老兵爱心基金”
《法制周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文/图
这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子。
在南方的城市里,这样的四合院落绝对不再多见。古旧的青石台阶,沧桑的木制门楣,即使以最外行的估计,也应是上世纪早期的建筑。走进一进四合院后,里面还有套小四合院。
在没有见到王飞黄老人前,《法制周报》记者暗自思忖,老人家能住在这种文物一般的四合院里,应是很惬意的事情。
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同行的83岁抗战老兵何前贡说,王飞黄的“房子”还在后面,只有几平方米,与这些房子没有关系。
原来,穿过这个四合院,王飞黄的房子是土砖垒成的小屋,后面就是一条水沟和堆满乱石的院墙。
包括志愿者何孝刚在内的一行四人,根本就无法在王飞黄老人的“家”中找到落座的地方。王飞黄60岁的儿子王小黄(化名)迅速找来几张沾满灰尘的凳子,让我们在只能容一个人站立的台阶上和乱石堆成的院墙根下坐下来。
但还是有两人只能站着。既没有凳子,也没有地方了。
这是我从年初以来,深入全国各地寻访各个战场的幸存抗战老兵所遇到的最为尴尬的场面。但我宁愿将其认为,这是最能震撼一个没有经历过那段铁血抵抗岁月的记者心灵的场面。
更多的震撼还在后面。
土秀才参军抗日
何孝刚是湖南资兴市的一个志愿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收集有关当地抗战老兵的的信息,然后汇总报到一个叫“湖南老兵之家”的民间公益团体。在包括何孝刚在内的一批志愿者的努力下,这个公益团体掌握的有关抗战老兵的资料越来越多。
2010年9月18日,何孝刚联系当地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抗战老兵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何孝刚第一次发现了王飞黄。
此时,这个出生于上个世纪初(1919年),曾经是湖南邵阳县杉木桥乡知名土秀才的抗战老人,已经91岁了,风烛残年的老人正孤独地生活在资兴市一个偏僻的街巷背后的土房子里。
在老兵论坛里,何孝刚用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王飞黄的境况。
“所属部队:黄埔17期,参加100军63师187团,中校营长。作战经历: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带领3个尖刀连,亲眼见证戴安澜师长遇日军伏击受伤,参加了河口战役、贵柳会战、雪峰山会战、湘西大会战等多次抗日战役,左臂受伤。立过许多战功,和宋希濂、廖耀湘很熟悉,抗战时与徐向前打过交道。上个世纪70年代,他流浪到资兴。80年代靠儿子卖血凑路费到北京找过宋希濂和徐向前。家庭情况:老伴去世,自己一个人独居,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孙子住在附近,但没有时间照看,儿子得了脑瘤,做手术欠了9万多元的债,现在摆摊为生。”
91岁高龄老人对于记者的采访,最大的困难是思维的迟滞和语言的含糊。在何孝刚和何前贡两人的帮助下,记者还是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慢慢理清了老人长达91年复杂而传奇的人生。
1919年,邵阳县杉木桥乡大圆村,王家添丁。在家乡,王飞黄读了几年小学后,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土秀才”。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飞黄在家乡邵阳入伍,随即参加中央陆军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的考试并被顺利录取。
“当时,校址设在贵州都匀的炮兵学校也在招生,出来也是干部,但那里是‘杂牌’,没有陆军学校的名气大。所以,我就没有报炮兵学校,而是选择陆军学校。本来是想考第四分校的,结果报名时,第四分校招生的已经走了,刚好第五分校的又来招生,所以我就报了第五分校。”
端着刺刀冲上去
王飞黄说,中央陆军学校第五分校校址在昆明,在那里学习期间,他还见到过很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蒋介石、龙云、卢汉,等等。
进入军校以后,王飞黄自知学习底子薄,处处加强学习,很快便受到上级的赏识,担任了副班长。
“当时龙云来到学校,还给我们讲具体的作战战术,包括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怎么样应对,等等,这些学习经验,后来在入缅作战时都用上了。”
怀着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王飞黄以并不太高的学习基础,刻苦学习,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分派到廖耀湘的部队,官至中校营长。
王飞黄在57团担任尖兵队队长,先后参加了河口战役、贵柳会战、雪峰山会战、湘西大会战等多次抗日战役。
采访中,王飞黄执意要将左臂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记者看。
在老人的左肩上,长出了一个与肩胛极不相称的肉砣。王飞黄艰难地用右手指着这个肉砣说,这是在雪峰山战役中,与日军肉搏时受伤的。
“在和敌人拼刺刀的时候,对方也打得没有办法了,作困兽斗。我们一团的人把他们包围起来,其中的一个鬼子要跑,被我追上了,他就挥刀砍到我的左肩上。我哇的一声大叫,继续追。把鬼子消灭后,我被送到了陆军第八医院住院,慢慢地恢复了,但留下了这么一个肉砣。”
在提到战场的艰苦时,王飞黄说,在几次战役以后,部队退到了喜马拉雅山下,虽然经常有飞机来空投食物,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捡到食物,有些人没有捡到,就用刺刀挖野菜,用钢盔煮着吃。
王飞黄说,在日军伏击戴安澜将军前,他所在的尖刀连刚刚经过那里。他说,尖刀连冲锋过一条河后,日军伏击在那里,但没有打他们,而在等戴随后过来时就专门打击戴。“我没有看见戴师长受伏击,而是先走过去了,但后来就听说戴师长受到了伏击。”
记者曾在洪行将军(本报曾进行详细报道)后人提供的相关文史资料中看到有关戴安澜将军在异国他乡壮烈殉国的报道,文中提到,戴安澜殉国后,毛泽东于1943年3月,在延安写有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吊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王飞黄口中描述的戴安澜师长殉国的经历,与史料记载的情况基本吻合。记者查阅相关史料得知,戴安澜担任师长的第200师,于1942年3月8日到达缅甸同古。20天后的3月28日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200师司令部,正在师部的戴安澜亲自手提一挺机枪,率部与日军激烈作战。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军第56师团阻击。
“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退入山林。当时在温佐一带掩护主力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
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义无反顾地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官兵们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8天后,因伤口溃烂感染,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在200师与敌周旋至缅甸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时,遗恨而逝,年仅38岁。
回家乡抗击日寇
结束在远征军的抗日行动后,王飞黄随着廖耀湘的部队,乘飞机回到国内,参加雪峰山会战。
这里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十二师副师长的廖耀湘是雪峰山地区新邵县人,而王飞黄也是邵阳县人,这次可以说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抗击日寇。
雪峰山战役也称湘西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
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雪峰山战役最后一仗主战场为雪峰山东麓的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
查阅历史资料可见,参加雪峰山会战时,廖耀湘为新6军少将。但此时坐飞机回到湖南的王飞黄并没有在新6军,而是被整编进入100军,军长李天霞。
提到参战情况时,王飞黄精神突然抖擞起来。
“我们当时配的全部是美式装备。从左翼右翼包围敌人,部队散得很开,猛烈进攻,那一下子日军死得很多。”王飞黄说,他端着一挺美式轻机枪,一下子就扫射50多个鬼子,死伤的不计其数。
“至今记忆深刻的事情有两个,一是鬼子们饿得很厉害,对抓来的牛还没有杀,就从牛屁股上割肉下来吃;第二件事就是当地的妇女们特别恨鬼子,鬼子死了,她们拿来梭标往鬼子身上刺以解恨。”
还有一件事也让王飞黄记得很清楚,就是很多日本鬼子的尸体是光光的,衣服都被老百姓剥掉了,“他们也许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经过长达将近两个月浴血战斗,雪峰山会战最终以日军战败而结束,这也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
曾经捡废品为生
战争结束后,王飞黄回到邵阳老家生活。
王飞黄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年轻时候靠打工谋生。1950年,儿子王小黄出生。多年后,妻子去世,他开始独自生活。
王小黄也没有工作,以前靠打零工养家,后来得病被诊断为脑瘤,在医院做手术后,欠下了9万多元债务。
在记者采访时,王小黄多次说自己头盖都揭开过了,“没有什么能力”。何前贡说,王小黄的脑子开过刀后,思维没有以前清楚了。
王小黄说,父亲曾经有一本黄埔同学录,但父亲一直不肯拿出来,“是我吓他,他才拿出来的”,当记者问到这本“同学录”的去向时,王小黄一会说是自己的儿子收了起来,一会又跑到父亲的小房间里东翻西翻,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王小黄育有两个儿子,但同样没有正式工作,均以摆地摊为生。
王飞黄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只要能起床,他都会到外面去捡废品以补贴家用,几平方的房屋里,现在随处可见的,还是他捡回来的一些废品。
目前,志愿者何孝刚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一次王飞黄。冬天来了,他将好心人捐的被子送了去,前段时间,还为老人送去了志愿者捐的1200元钱。
回馈抗战英雄
“英雄不会老去,只会慢慢凋零”,很多文学影视作品在描述70年前爆发在祖国大地上的那场痛苦战争的参与者时,常用这句话来安慰别人和自我安慰。当我们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看到像王飞黄这样的战争亲历者,身上布满刀伤和弹痕的英雄们,却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慢慢老去的的时候,我们除了抢救他们口中的那段珍贵历史以外,应该做的似乎还有更多。
《法制周报》自2010年年初推出《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为开篇的“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系列”报道以来,记者先后前往重庆、山西和本省绝大多数市州,采访报道了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太行山抗日游击战(八路军)、上高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滇西会战、中国远征军、雪峰山会战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大战事的亲历者二十多人。记者的感受是,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震撼心灵的冲击和洗礼。他们中的一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人,多数都在安享晚年,但还有不少生活在农村,尤其是贫困边远农村的老兵们,却连最简单的生活都难以为继,病了也没有钱去医治。
是我们回馈英雄们的时候了。
为了尽量改善幸存抗战老兵们的生活现状,让他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法制周报》联合湖南省红十字会,成立“关爱抗战幸存老兵爱心基金”,公开向社会各界募集爱心资金,定期资助贫困老兵。本报将陆续公布受助对象基本情况和每一笔捐款去向,欢迎社会各界积极认捐和监督。(本报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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