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不堪的23年，无论当初发生过什么，对这四个如今身形憔悴的中年汉子来说，都是一场夜夜纠缠的梦魇。

带记者来到当年发生惨案的那东寨子门口，四个汉子就不愿再往前走。那是他们一生不愿触及的地方。

　　■案子一直没审，在看守所超期羁押达7年

　　■取保候审16年未解除，继续被当做“嫌疑人”

　　■警方表示没破案就难脱嫌疑，所以不谈赔偿

　　司法发展到今天，更加注重保护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成为世界各国司法界的共识。

　　有可能事实上是你做的，但没证据来支撑、法院没判你有罪，法律上来说，你就是清白的。

　　这是现代司法必要的代价，有可能放纵某些罪犯，但避免了蒙冤受屈、保护了更多人的权益。

　　一桩灭门悬案，23年后被重新提及。不是因为真相大白，而是嫌疑人喊“冤”。

　　未经检察院批捕、未经法院审判，4名嫌疑人被收容审查近8年、超期羁押达7年，取保候审16年后仍无结果，他们到现在还是杀人嫌凶身份。

　　近8年的关押，让4人几乎家破人亡。他们要求警方本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撤销冤案、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警方回答：案件一日不破，他们的嫌疑就一日未排除，一日不能谈赔偿。

　　二选一的情况下，倾向于“不能放纵罪犯”，还是“不能冤枉无辜”？表面上看是两难的选择，其实是在考问执法机关的执法理念。“4人的要求完全合理合法”，律师表示，就算他们真是凶手，没证据支撑，在法律上看他们就是无罪的。这是现代司法必要的代价，“有可能放纵某些犯罪，但避免了蒙冤受屈、保护了更多人的权益。”

　　目前，文山警方已经调配更多力量对案发现场进行重新勘验，力求运用新技术破案。

　　“杀人犯”

　　出了“狱”，还没来得及呼吸自由的空气，就突然被更大的苦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躲在山里哭了两天两夜”。

　　1994年12月19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的一个壮族寨子里，一名中年男子坐在一片荒地上失声痛哭。2天前，他走出富宁县看守所的大门，从他进去到出来，已经近8年了。此刻，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村庄，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

　　1987年农历3月30日，30岁的周福作因“杀了人”被抓，审讯、关押，没有检察院来查案，也没有法院开庭审理，直到快8年后才突然被通知能取保候审。这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被拐卖，他年迈的父亲因为难以生存，带着孙子向广西方向流浪，在半路上被活活饿死——他被取保候审那天，去接他的妹夫这样告诉他。

　　他不相信这一切，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到自家的寨子。印象中那座温暖的木屋真的消失了，只有一片空地，长满荒草。被荒草湮没的两段朽木是那个家留下的唯一痕迹。他拉住一个又一个路人问周福作的家去哪里了，得到的回答都一样：人没了，房子被拆了，木头被一些人捡去当柴烧了。

　　出了“狱”，还没来得及尽情呼吸自由的空气，就突然被更大的苦难压得透不过气，他“躲在山里哭了两天两夜”。

　　和周福作同样作为杀人嫌疑人被抓的，还有同村26岁的农光山、29岁的农光祥、28岁的黄卫必。周被取保候审不久，这3人也陆续被取保候审。进去时，是正值壮年的小伙，出来，已像垂垂老者。农光祥的头发全白了，而黄卫必的头发掉光了。和周一样，他们几乎都家破人亡。

　　农光山、黄卫必的妻子都跟人跑了，留下年幼的孩子。被抓时，农光山唯一的儿子只有1岁；出来时，儿子已经快10岁，寄养在丈母娘家。他去看儿子，“见他在河边玩水，很瘦，衣服很脏……我跟人借钱去买了新衣服，帮他把脏衣服换下来洗了。”

　　“13岁的女儿根本不认识我，见我就躲，因为我的头发掉光了她害怕。”黄卫必说，加上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这个“杀人犯”。他心里难受，之后离开家到县城打工流浪。

　　偷马贼

　　“那东”寨子的两个村民家丢了3匹马，农光山被当做了偷马贼。悲剧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无可挽回的蔓延开去……

　　4人是如何被抓的？事情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那时候，为讨生活，在滇桂边境居住的周、黄、农、赵4家人从广西境内搬迁至云南富宁。他们在一片荒山上开辟出田地，建起新的家园，在洞波镇芭莱村形成一个新的壮族小寨子，称“行利”。

　　到了80年代，4家的后人都长大成人，赵家搬到旁边更大的寨子。行利寨子实际上只剩下3家人。农家老大农光祥到四秀寨子上门，老三农光山也到腊山城寨子上门。

　　1987年农历3月20日，正是当地壮族一年一度赶“风流街”的前一天，农光山被叫到芭莱村公所，村干部审讯他：“那东”寨子的两个村民家丢了3匹马，问是不是他偷的。

　　“我说没偷过，我不认识他们。”农光山后来向记者讲述，那两个村民说他伙同别人偷马，别人负责偷，他则负责卖到广西。“因为我们是从广西过来的，他们丢了什么就以为我们弄到了广西。”他的大哥农光祥也证实，当地人对他们有些排外。

　　审讯一直从中午进行到下午3点。这时，农光祥来到村公所看弟弟。说了几句话也就离开了。到下午5点多，农光山说肚子饿了，村支书就让他到门外小广场买碗米线吃。

　　也就是那一瞬间，农光山做了一个足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他趁机逃走了。

　　20多年后他告诉记者，逃的原因是“怕他们打我”，之前他听见村公所的人说“不打他是不会招的”。而此前有一次“就有人诬陷我偷牛，警察把我关了几天才放了。”

　　据他说，他花了两个小时一口气从村公所跑回自己家，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上没有人见到我”。吃完妻子煮的挂面，他还心有余悸，怕村公所的人来家里抓，就连夜走山路赶到行利寨子的父母家。

　　而此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上演，而他的命运，也已经无可逆转的被裹挟进去……

　　灭门案

　　“那东”寨子黄世万家，村民发现3名大人和2个孩子一夜全被割喉残杀。

　　农光山逃走的第二天，马被盗的那东寨子里，一起惊天惨案却被发现。

　　多年后，村民黄炳刚向记者讲述了那一幕：1987年农历3月21日早上6点多，天刚刚亮，20岁出头的黄炳刚早早起床，想去百江寨子“风流街”。这时，寨子里一个村民来跟他说，他姐家的门叫不开，他们要找他姐夫碾米。

　　几分钟后，他跟着来人到了姐姐黄世万家，发现木门的门栓被人用麻绳从外面绑起来。叫了几声，里面没有动静。赶快解开绳子，轻轻一推门就开了，他惊叫起来——姐夫梁裕召(又名李克和)躺在门内，喉咙被割断了，血流了一地。“姐夫已经断气，身上也被捅了几刀，肠子都流了出来。”他跑进去，看到姐姐和两个孩子也遭了祸害，惨不忍睹。姐姐和9岁的侄女阿芬躺在床上，7岁的侄子阿澈掉在床下，三人都被割了喉咙，捅了腹部，“床上床下到处是血”。

　　黄炳刚想起家里应该还有一个人，就是阿才。阿才是姐夫的亲戚，几天前才从广西来到村子，想“找个老婆”。他顺着木楼梯爬上“闷楼”。阿才死在了床上，惨状和姐夫差不多。黄炳刚忙跑去村公所报案……

　　那东寨子一位老人说，死者一家人都很好，男主人梁裕召从广西来到寨子上门，“很有本事”。“以前在那条河上有个小水电站”，老人指着村子下方一条小河说，“水电站就是由梁裕召来管理，帮村里人碾米磨面。”此外，梁裕召还会拿个照相机走村串巷帮人照相，还会当郎中帮人看病。

　　审讯

　　“两天后脑子就犯迷糊，一听见提审就发抖，他们问什么都只会答是的、对的。”

　　1987年，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厉的一次严打的尾声。“从重从快”打击犯罪，这是当时的执法理念。芭莱村“5口灭门案”的发生，震动了富宁、文山两级公安机关。这起“特大杀人案”由州县两级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联合调查。

　　据芭莱村委会副支书黄绍忠(当年任村公所的文书)介绍，村公所接到报案后，立刻通知派出所。当天下午，警方就把犯罪嫌疑人农光山、农光祥抓获归案。关在村公所里。第二天，他受命带几名州公安局的领导连夜赶到那东寨子调查。第三天，农光山、农光祥就被带到洞波派出所。随后，警察又陆续抓了几个村民。

　　“一共抓了12个人。”农光山说，包括农、黄、周三家的所有年轻男丁以及两个亲戚。分别是农家5兄弟、周福作及其妹夫、黄卫必及其哥哥和妹夫、农光山在广西境内的堂舅舅和他从广西到富宁上门的表哥。

　　“当时警察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为什么杀人，我说我没干过，他们说不是你干的你跑什么？！”农光山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后来我猜可能是死了的这家人跟之前丢马那家有亲戚关系，他们觉得是我报复杀人。”

　　12个人被带到了富宁县公安局，民警轮番审讯。后陆陆续续放了8人，只剩下农光山等4人。据4人讲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刑讯逼供。被殴打、不让吃饭睡觉……“两天后脑子就犯迷糊，一听见提审就发抖，他们问什么都只会答是的、对的。”最后，他们都“招供”了。

　　有了口供，接下来就是寻找凶器。“他们带着我回家找刀，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只能乱告诉他们在这里在那里，他们找不到就打我。”农光山说。“他们问我怎么杀的，我说用木棍，他们说我乱说，问是不是刀，我就说是，是，是刀！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哪里有刀啊！”周福作说。

　　关押

　　“饭来了就吃，吃饱了就睡，8年，真痛苦啊，感觉我们不是人，像是牛马牲口。”

　　据文山警方介绍，对4名犯罪嫌疑人审讯后，虽然他们交代了作案事实，但因暂时未能找到作案工具，缺乏物证，所以将他们收容审查。4人分别被送往文山、广南、富宁等地的收容所或看守所关押。随后都被送回富宁县看守所分开关押。这一关，就将近8年。

　　看守所不像监狱能放风、能劳动。记者近日探访富宁县看守所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空间仅限于不足30平方米的监室、以及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天井。出了监室的门可到小天井，天井上空密布着铁丝网，有时能看见佩枪的民警在上面巡逻。

　　“文山州公安局的来提审过我一次，以后就再没管过我们。”农光山说，“刚开始以为要上法庭，对我们的事有个处理，但始终没有。”看守所人员流动大，看着一批又一批嫌疑人进来又出去，就自己雷打不动呆在这里，他们心急如焚。

　　“在里面烦，太烦了，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有时真想死。”黄卫必说。“饭来了就吃，吃饱了就睡，8年，真痛苦啊，感觉我们不是人，像是牛马牲口。”农光祥说。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富宁县看守所，没有图书，更没有电视，除了管教发资料学习“党的政策理论”外，他们基本无事可做。“监室里最多的时候能关30多个人，有时憋得发慌了，我们用纸剪象棋下，被管教看到就没收。”

　　有时，躺在天井里，透过铁丝网仰望蓝天白云，他们会想念大山深处自己的家、妻儿的模样。近8年时光，高墙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速度最快的8年，错过了分享儿女成长的快乐，更错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们说有时宁愿法院判他们去监狱服刑，那里“会比看守所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