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做的事是普通,但是即便是千万富翁也未必能做得到,没有他那样的恒心、毅力,花那样的心思,有再多钱也没用。”
邓卫星长子邓文芳从没想过,会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他一直觉得,父亲只是在做一件普普通通的事,只是坚持的时间长了点、累了点、付出的心血多了点(详见本报29日a6版《859个孩子叫他“阿爹”》)。
1981年,当第一批、6个快要上不起学的女娃娃住进邓卫星家时,邓文芳还没有出世。不过从他记事起,家,从来就不是他和弟弟两个人的:“那是我的家,但是家里总是住满了其他人,到处都是孩子,到处都很吵。小时候,觉得很烦,也觉得很怪。”
大学毕业后,邓文芳在深圳市一家医药公司工作。今年28岁的他,成了家,刚刚有了自己的宝宝。“长大了,也就理解了。谁让我们下石太那么穷,人少、地大、山多,那么多困难的人需要帮助。政府、学校压力大,没人站出来做这件事,那些孩子怎么办?既然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父亲又喜欢做这件事,就让他去做。”
这么多年,父亲的辛劳邓文芳是看在眼里的:“从小时候起,父母天没亮就起来忙活,日日如此。照看我和弟弟读书外,还要照顾那么多小孩。”邓文芳坦言,上学的时候成绩并不好,有一次差点想不念了,是父亲把他拦了下来。
“我母亲被车撞伤那年,家里一下变得很困难。要给母亲治病,我马上念大学要缴一大笔学费,父亲很纠结,不知道‘学生之家’能不能支撑下去。那种情况下,我很心疼,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分担家里的困难,就索性背上包,想不念书,干脆出去打工。是父亲半路把我拦下,跟我讲他当年多想念书,说他没读书的命已经亏了他那一代人,不能再亏我们这一代,让我一定要念下去。现在想想,是父亲逼着我念书,我才有了今天;也更加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帮助那些山里的孩子上学,也更加明白他做的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自豪。”
工作后,邓文芳主动负担了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过年、过节回家,他会主动给邓卫星包个大“红包”支持父亲把“学生之家”办下去。
“我知道他在做一件他喜欢的事,在了他的心愿。有时候想想觉得父亲真不容易。其实以我们家的条件,在当地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起码可以穿得漂漂亮亮,买些漂亮家具。但是现在家里真是穷得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他们(父母)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父亲做的事是普通,但是即便是千万富翁也未必能做得到,没有他那样的恒心、毅力,花那样的心思,有再多钱也没用。”
让邓卫星最感欣慰的是,儿子邓文芳娶了一个同样支持自己的媳妇。“我爱人是我大学同学,还是班长、共产党员,比我的觉悟还高。去年怀孕时,她回家里住了一年,天天帮忙照顾孩子,给他们上课。我知道父亲想把‘学生之家’传给我们,让我们继续帮助这些孩子。”
邓文芳坦言,能不能接下这付担子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做好。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帮助父亲。羊城晚报记者 黄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