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5日，为了护住13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一名中年女子在杭州的出租房内被害。办案时，民警获悉，这名中年女子的丈夫出车祸身亡，她一个人在杭州“打工”，供养着两名古稀老人和三个正读书的女儿。

　　近日，这则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在网络上热传，并展现了一个温暖的、童话般的结尾——4年如一日，当年那些办案的警察们始终在默默地接力资助着这三个孤女。

　　坚守背后，是什么打动了他们的心？昨天，本报对话当事的杭州市滨江区3名民警。

　　陆钧

　　时任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教导员，现任滨江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吴仁贤

　　时任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现任滨江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沈剑平

　　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长河派出所所长

　　■关键词

　　杭州民警资助三孤女

　　2006年3月25日，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现金和一部便宜手机，一名湖北赴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在杭州市滨江区长河镇被害。破案时，杭州市滨江区民警了解到，该中年女子的丈夫打工时遭遇车祸身亡，她一个人在杭州“打工”，维持着两名古稀老人和三个正读书的女儿的生活。

　　为了让这3个孩子不辍学，滨江区公安分局的陆钧、吴仁贤、沈剑平等近30名民警，挑起了供养这三个孩子的担子。截止到发稿时，民警们4年来已累计捐款近8万元。如今，三个孤女中，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两个小女儿正在读大学。

　　“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京华时报：最初，是什么触动了你？

　　陆钧：一位单亲妈妈，40岁了，丈夫早逝，为了供养两位古稀老人和3个女儿，独自一人到杭州谋生，遇难前，她还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衣袋，想要保住身上仅有的130元钱和一部便宜手机。后来，我们还获悉，案发前几天，她刚刚把挣来的几千块寄给女儿做学费和生活费。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京华时报：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害的？

　　陆钧：2006年3月25日凌晨，我们接到报警，滨江长河江边一出租房内，一中年女子被杀。后经调查，案发当天，几名同在附近一工地打工的男子吃完夜宵后聊天，也许是认识被害人，他们说去那里“要点钱”。这些人来到被害人的出租房，以“做生意”为由敲门进入，并用凶器威胁她交出财物。被害人拼命抵抗，打斗中，对方连捅数刀，被害人倒下后，他们抢走了手机和130元现金。

　　京华时报：在案发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陆钧：接警后，我们马上赶往出租屋，死者是个中年女人，很瘦小。其实那也算不上是个正式的出租房，只是院墙边上搭出来的一个小棚子，不过五六平方米。那么小一个房间，一眼看去什么都看清了，除了一张床，墙上挂着几件衣服，床边有个纸板包装箱，算是她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一些换洗的东西。最起眼的，也不过是一台破电视机，很旧了，就值几百元。

　　京华时报：当时知道被害者的身份吗？

　　陆钧：房间里实在太简陋，起初以为那女子是捡破烂的。但办案民警仔细查看现场后，就明白了女子是做什么营生的。后来，3名嫌疑人的交代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

　　受害者的邻居也交代，她非常节俭，平时除了出门，基本是穿固定的几件旧衣服；吃的，也是随便煮一点东西填饱肚子就行。

　　京华时报：第一次接触受害人的女儿是什么时候？

　　陆钧：作为警察，在业务上我们更关心嫌疑人的情况，最初并没有过多考虑受害人家庭条件怎么样。案发后的一天，在长河派出所里，一个身材单薄的女孩子，穿着一件褪色的黄色滑雪衣，一双破了洞的球鞋——她穿的这些衣服在杭州好几年前就没人穿了。她站在那儿，不多说话，眼神特别茫然无助。我问了一下办案民警那女孩儿是谁，民警说是受害人的女儿。我这才知道受害人有个女儿，她是来给母亲处理后事的。

　　京华时报：你当时什么感觉？

　　陆钧：觉得这家人真不幸。通过走访，民警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些湖北老乡，相识的人都说她是个苦命人。她家是湖北农村的一户普通人家，靠种地生活。1994年，受害人的大女儿要上学，丈夫去广东打工为孩子挣学费，却在外出第一年就遭遇车祸去世。事后，肇事司机逃逸，家人至今没得到分文赔偿。

　　这个中年女子被害时，家中还有一对古稀的父母和三个正在求学的女儿。她的老乡说，看家中种地的收入远远不能供孩子上学，已经40岁的她才听从老乡劝说，于2005年12月到杭州挣钱。

　　京华时报：怎么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该给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赔偿？

　　陆钧：我们很快锁定嫌疑人是在附近干活的三个油漆工，这三个人也很快落网。具体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讲，3个犯罪嫌疑人有一个30多岁，另两个才20岁左右，一个判的死刑、一个死缓，一个判无期徒刑。但杀死她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家里也很穷，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干一天活也就30块钱，根本没有民事赔偿能力。

　　我们当时还获悉，3个孩子中，大女儿当时正在上大学，二女儿、小女儿在上初中，母亲不在了，她们肯定要辍学。

　　“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到零。”

　　京华时报：你们谁先决定帮助那3个孩子的？

　　陆钧：已经记不得当时哪个同事先说了一句“我们能不能帮帮这3个孩子？”听到这句话后，大家都点头。有位同事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作为职业，被害人从事这个不太光彩；作为母亲，她是伟大的，她是迫于生存压力，才不得不那么做的。

　　京华时报：资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陆钧：她大女儿到派出所来料理后事时，我们发现她没吃没喝，就给她买了盒饭，后来听她说，奔丧的车票钱都是找同学借的，民警就自发地为她解决了住宿、吃饭的费用，大概给她凑了几千块钱。案子破了后，我们了解到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便自发地为她们捐款，大概有2万块钱。后续的事情都是吴仁贤在具体负责，他做得很好。

　　京华时报：都有谁为孩子们捐了款？

　　吴仁贤：刚开始是我身边的同事，比如时任刑侦大队教导员的陆钧，长河派出所所长沈剑平，预审中队长孔国芳，内勤杨慧琴等人，之后还有我的朋友、邻居等，他们听说这个事情后，都很感慨，都愿意出一份力。人数记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4年来，大伙儿累计给三姐妹捐款近8万元。

　　京华时报：这些钱怎么给孩子们？

　　吴仁贤：考虑到三个女孩儿都没什么社会经验，如果一次性给钱太多，她们可能会觉得钱来得容易，既管不好钱，也不利于她们的成长。大伙儿在农行高新支行开了一个账户，像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一样地运作起来，善款统一打入这个账户，然后逐月汇到三姐妹的手里。

　　每个学期开学，我们会把孩子们的学费都汇过去。平时定期给大女儿汇生活费，然后由大女儿负责三姐妹的生活费分配。最多的一个月是1000多元，按当地的消费水平，够孩子们生活需要了。

　　京华时报：听说帮你们汇款的银行职工后来也自发捐了款？

　　吴仁贤：刚开始我不知道银行捐款了。后来才知道，银行的工作人员听说了我们的资助计划后，全体员工悄悄地给三姐妹捐了2万多元。这个网点，从上到下总共也就10来号人。此外，也有朋友问我要账号的，所以经常有“来路不明”的捐款，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到零。

　　“我们告诉大女儿，她妈妈很伟大，可以说忍辱负重吧。”

　　京华时报：三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吴仁贤：大女儿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二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大学，二女儿目前身体不太好。

　　京华时报：和孩子们见过面吗？

　　吴仁贤：见过两次大女儿，一次是她来杭州实习时，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来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轻人没什么差别，很阳光，很向上。她就叫我“吴叔叔”，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和我女儿见了面，两个孩子聊得很投机。最近一次见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给我打电话，我带着老婆和刑侦大队的同事们，一起请她吃了饭，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交流。不过说到妹妹时，大女儿就皱起了眉头，她们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脏病。

　　京华时报：你也很担心二女儿的病情？

　　吴仁贤：对。有一次我给大女儿打电话，听她声音感觉很不开心，问她到底怎么了，一开始她不说，再三追问下才说二妹心脏病发作，在学校当地医院救治，情况很危急。她说怕我们担心所以没说，想自己一个人处理。大女儿很懂事，这些年来承受了这么多事情，她比同龄人要成熟。

　　京华时报：和孩子交流时，会提到她母亲的工作吗？

　　陆钧：案情通报的时候，大女儿知道了妈妈的工作，因为这是避不开的环节。不过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们从不刻意提。我们告诉大女儿，她的妈妈很伟大，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吧。孩子也说不怪妈妈，有时候她们会自责，说拖累了妈妈。

　　京华时报：媒体报道之后，有人愿意帮助她们么？

　　吴仁贤：有人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但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希望的是舆论不要伤害到孩子。她们渐渐长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体联系我时，我还帮着拨电话给大女儿，让他们聊一聊。但现在我特别后悔，因为有媒体老去追问孩子，“你知道你妈妈当年做什么工作吗？”

　　另外，我们还很反感有的媒体报道时，一味地强调“卖淫女”、“站街女”这样的字眼，公安部已经建议称“失足妇女”了，为了吸引眼球强调那些，我担心会伤害到孩子。

　　“我们的社会救助系统还需要完善。”

　　京华时报：有人说，因为你们的救助，她们姐妹3人的命运改变了很多。

　　吴仁贤：我们每个人捐的钱不多，但这些钱汇集起来，可以让三个女孩儿完成学业，没有让她们因为家庭变故和贫困而辍学。我们帮助她们，其实也并不艰苦，这只是一个平淡、简单的过程。

　　京华时报：你们打算帮到什么时候？

　　吴仁贤：目前还在继续，至少要到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大女儿上班第一天就打来电话说，她挣钱了，她要自己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我们没同意，毕竟她刚毕业，大城市生活压力又很大，打拼很不容易，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帮她们完成学业。

　　京华时报：你在长河派出所工作这几年，类似的救助做得多吗？

　　沈剑平：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一两次，不过每次情形都不太一样。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一名司机酒后驾驶，车撞到了石头上，司机当场死亡，车上的乘客重伤。肇事司机是外地到这边打工的，人已经不在了，家里也无力赔偿。最后，我们向上级打报告，给重伤者出了医疗费用，最后还给了他3万元的生活补助。

　　京华时报：需要救助的人这么多，以你们个人的力量能帮得过来吗？

　　沈剑平：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外地被骗过来的失足青年，他们获救后没有车票回家等等。我知道有个铁路民警一年自掏腰包，出了万把块钱，帮助了很多人。其实，我们就想着，遇上了就帮，帮一个算一个。但遇到受害身亡的，我们能出点补助，却不能代替作案者赔偿。

　　京华时报：你有什么期待么？

　　沈剑平：我们的社会救助系统还需要完善，因为更多的救助要通过整个社会来完成。我觉得，比如交通肇事逃逸，如果当时抓不到嫌疑人，可由国家先行赔偿给受害者家属，等抓到嫌疑人了，再由嫌疑人来还国家这笔钱，这样做，起码像我们救助的这3个女孩的家庭悲剧就会少发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