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鑫已经丢失一年半了，但洪玉萍一直坚信儿子能够回来。记者见到她时，她说刚刚洗好了小伟鑫的一打照片，很快就会分发出去。她手里拿的是儿子小时候的照片。

　　这件杨伟鑫穿过的衣服，奶奶不知道向外人展示过了多少次，每次都是哭着说。时至今日，小伟鑫用过的每样物品都被妥善保存着。

杨伟鑫的家四面敞开，旁边是一片工地。

厦门余先生拍下的“杨伟鑫”。

　　2月8日，本报组建的“解救乞讨儿童·青岛站”QQ群刚成立，就加了一个名叫“寻儿杨伟鑫”的网友。她的真名叫洪玉萍，“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最初求助者 ，这个微博活动的发起正是源于一个网友把她寻子的经历发给了于建嵘教授。

　　“这几个孩子都不像我们家伟鑫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报警，看见小孩子乞讨的都应该报警。”2月9日，当记者将在青岛街头拍到的乞讨儿童发给洪玉萍时，她再一次失望了。她和老公杨先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已经失散了一年多的儿子。不过，对于这次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两个人是有分歧的。

　　杨爸爸很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洪女士则担心这么多信息有些是对自己的骚扰，“有人直接跟我说，你买不买孩子”。而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会不会有人报复他们家小伟鑫，甚至更加虐待小伟鑫，“毕竟微博上引发的争论都是由我儿子引发的”。

　　实际上，这个家庭的内部争论：关于拍照对乞讨儿童救助是不是有利这一话题，也在网友之间激烈地进行着。

　　■回顾

　　痛丢小伟鑫后那一眼痛上加痛

　　“宝贝，你要记得妈妈，记得自己是泉州人，记得回家。”30多岁的洪玉萍跪在儿子的玩具面前，嘴上念念有词，泪水顺着脸颊哗哗直流。这一年多来，每天她都以这样的姿势祈祷，她坚信，总有一天，儿子杨伟鑫能够顺利地回到自己身边。

　　傍晚，孩子丢了

　　一年半前，洪玉萍的儿子，时年5岁的杨伟鑫失踪。那是痛苦的开始，洪玉萍不想再提及那天的事情，但又无法抑制自己不去想。

　　2009年7月20日，洪玉萍和丈夫都上班去了，儿子伟鑫由婆婆带着。下午6时，伟鑫和奶奶两人在家。奶奶在门前的石板上挤羊奶，伟鑫则在身边玩耍。奶奶挤完羊奶，叫孙子不要乱跑，随即转身进入房间，10多分钟后出来，就没有见到孙子。就这样，伟鑫的身影从家人的眼中消失了。

　　“现在不想去想，也不敢去想。”洪玉萍指着家门外的空地，幽幽地说，“ 就是这里”。

　　后来，他们在网上发了一个寻子帖。多天过去，仍无丝毫消息。

　　跑遍全国寻子

　　去年1月29日，洪玉萍在浏览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页时，意外看见一组由厦门拍客拍摄的男童街头卖艺照。照片上有3个小孩在地上乞讨，好像已有残疾，而正面一个盯着镜头看的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杨伟鑫。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洪玉萍说，当时自己已有身孕，丈夫也在外地做寻子活动。她就挺着肚子和弟弟于1月30日赶到厦门，找到了拍下这组照片的拍客余先生。在他的帮助下，通过询问流浪汉、乞丐，得知那伙“乞讨者”通常是清晨四五点在火车站“赚钱”。洪玉萍跟弟弟分工合作 ，自己在火车站守了10天10夜，弟弟则在外找了10天10夜。可惜，小伟鑫并没有找到。

　　此后，她和老公为了寻子，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两口子就立刻动身前往，几乎跑遍了全国。2010年6月份，照片中另一个稍大的孩子被武汉的寻子者认了出来，老公就又跟他去厦门找了一次。只可惜，无数次的寻找只换来无数次的失望。

　　眼看没有希望，在亲友们劝说下，她和老公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目前，第二个小孩已有两三个月大了。但是，洪玉萍仍无法释怀伟鑫的遭遇，至今仍在寻找。

　　“那位母亲很伟大”

　　拍下那张照片的厦门余先生告诉记者，那是2009年11月的事情。当时，他在街头看到几个小孩正在耍杂耍乞讨，这些孩子很可爱，也很可怜，其中还有一个小孩冲着他笑，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他深为感动。他平时有拍照习惯，于是拍下了这组照片，并上传到网上。

　　余先生说，要是早知道照片中这些孩子是被拐儿童就好了，这样他将及时报警，“那位母亲很伟大，我们做得到的尽量做到，我们也是为人父母的，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据《东南早报》

　　【一个家庭的论战】

　　微博关注，究竟是不是好事

　　虽然洪玉萍对这一活动抱有质疑的态度，但是寻子心切，还是忍不住加入到了这一全民大搜寻中。不仅仅是青岛，全国各地所有网友拍照的乞讨儿童的信息洪玉萍都会关注，这几乎就是洪玉萍所有工作了。“看看网上的信息，还有就是接电话收短信。”洪玉萍告诉记者。

　　随着岛城志愿者的踊跃参与，拍到的街头乞讨儿童的照片越来越多，洪玉萍干脆直接加入到了半岛都市报组建的“解救乞讨儿童·青岛站”QQ 群，一方面是“看看有没有像我们家伟鑫的孩子”，另一方面则是对岛城志愿者热心参与的支持。

　　面对海量信息，他们成了专业寻子家庭

　　2月10日上午，泉州气温已经上升到23℃，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店头村的洪玉萍家里如往常般平静，杨伟鑫的奶奶在院子里打扫卫生，而妈妈洪玉萍则在屋里看网友随时发布的信息。“自从于教授发起这个活动后，就有很多人给我发信息，有在网上的，有在手机上的。”

　　在记者与洪女士交谈的一上午时间里，不时会有电话或短信进来，这其中有媒体的记者，有律师，也有无名的热心人士，而且偶尔也会有邻居过来传达一些信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帮助。

　　在此之前，洪玉萍有过尝试在网上关注一些乞讨儿童的信息，但引起的关注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在网上发帖子，但引起关注的不是很大，我就一直自己顶，发我想念孩子的日记，希望可以引起别人的关注 。”洪玉萍告诉记者，直到去年1月29日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了网友拍的一些小孩的乞讨照片，才感觉到网络的巨大力量，照片中疑似自己孩子的一个儿童腿已被打断、沿街乞讨。洪玉萍和弟弟联系上拍照的厦门市民，并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厦门找了10天10夜，但最终无果。

　　“是通过一位网友的介绍，他给于建嵘教授的微博发了一封私信。”洪玉萍告诉记者，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现在不仅在关注我们的伟鑫，也会思考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该怎么解决。”只有初中文化的洪玉萍谈起乞讨儿童来伤感中也有无奈。

　　影响越来越大，微博关注是把双刃剑？

　　此前媒体报道中提到杨伟鑫妈妈时，还出现过一个“洪佩评”的名字 ，但在记者采访时，杨伟鑫妈妈一直坚称自己叫洪玉萍，而且，在微博“寻儿杨伟鑫”中也是说“妈妈叫洪玉萍”，对此，洪玉萍解释说，“我身份证中的名字是洪佩评，但我儿子只记得我叫洪玉萍，所以我更希望媒体报道的时候称我洪玉萍”。

　　“以前都是我们一些失散孩子的家长之间的互相交流，力量有限，现在通过微博这事一下子把面扩大了很多。”杨先生表示，自己很能理解那些失散了孩子的家长心情，所以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更多家长找到自己的孩子。

　　对于微博的帮助，杨先生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以前就是一些寻子网站的志愿者在做，他们得到的关注和引起的轰动都有限，而且这些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时候也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杨先生透露道，曾经就有志愿者跟他说，他很想提供帮助，但不能公开姓名。

　　而如今，自从微博上开通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后，每一个可以上网的人都是志愿者，人人都可以拍照提供信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对失散孩子的家长提供一些帮助，这种帮助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上次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位网友上传的贵州的乞讨儿童，其中一位很像我们家伟鑫，但我又不能大老远地赶过去，就找了一个志愿者帮忙过去看看。”洪玉萍告诉记者，虽然最后确定不是伟鑫，但志愿者的确帮了很大的忙。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其实关于拍照对乞讨儿童救助是不是有利，在杨伟鑫的爸妈之间的争议就很明显。杨先生很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用的信息，而洪女士在肯定了微博给自己带来千般帮助的同时，则有万般的担心：一方面每天接收这么多信息，有很多都是骚扰信息，“有人直接跟我说，你买不买儿子？”而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会不会有人报复小伟鑫，更加虐待小伟鑫，“毕竟微博上引发的争论都是由我儿子引发的。”

　　2月10日，于建嵘在新浪微博访谈中充分肯定了微博解救乞讨儿童的作用。“的确，这次微博网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微博，互动性不可能这样高。”于建嵘表示。

　　【寻子路上的无奈】

　　为何丢失48小时才能立案

　　通过微博，陆续有别人的孩子被找到了，但杨伟鑫却依然踪迹皆无。连续多日的奔波未果暂且不提，在杨伟鑫的爸爸妈妈心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采访中，杨伟鑫的爸爸就表示，在丢失孩子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曾去过很多地方寻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某些地方相关部门的不配合。

　　集体寻子，丢失孩子父母互帮互助

　　杨伟鑫妈妈洪玉萍在漳州 、厦门等离家不远的地方找，而杨伟鑫爸爸杨炳杰则跟随同样丢失孩子的其他家长一起去湖北、湖南、山西、深圳等地去找。“少的时候就我们两三个家长，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我们这些家长有一个共同的隐痛，都丢失过孩子。”杨炳杰苦笑道，“大家聚在一起，互相的心情都能理解”。

　　丢失孩子的家长出去集体寻子，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了。“大家凑在一起，如果家里条件好的，就出点钱，如果家里比较困难的，也可以多出点力，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杨炳杰告诉记者，“我们到山西、湖南等地方去，当地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会接待我们。”

　　当然也有住最便宜的旅馆，一天只吃一顿饭的经历，而所经历的这一切对杨先生等苦苦寻找自己孩子的家长来说，最大的鼓舞莫过于在一起寻子的过程中，有人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孩子。

　　“去年 ，我们福建就有3位家长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一位是李建玲(音)，找到了失散18年的孩子。”杨先生告诉记者，这个之所以能找到是因为最后把人贩子给抓住了，所以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颇感无奈，救助乞讨儿童力度不够

　　与洪玉萍一样，杨炳杰实际上也在思考拐卖儿童背后暴露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当然是去各个城市找自己丢失的孩子，另一方面则是提醒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看好了，别给人贩子可乘之机。”杨炳杰觉得，这个社会对拐卖儿童的重视度还不够。

　　不仅仅是社会和家长对拐卖儿童的重视不够，就算警方也常常阻扰杨炳杰等丢失孩子家长异地寻子。在丢失杨伟鑫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杨先生去过很多地方寻找，谈起找孩子最大的困难时，杨先生很无奈地表示当地警方不配合。“不仅不配合，而且百般阻挠。”杨先生回忆起某地警方拿GPS定位仪跟踪自己时，一下子就提高了语调，如果把这些高科技用到解救乞讨儿童上肯定会有很多帮助。

　　而在南方某城市寻子时，警察直接把杨先生抓到了派出所里，理由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他们用警车挡住我们的去路，把我们拦下来。”杨先生手机中存着很多当时被警车阻拦的照片，“我们当时去找孩子的时候在车上有一块横幅，就是为了让大家提高警惕，注意照看自己的孩子，但警方却不乐意。”

　　就算目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关注，仍然有不少地方的警方对此不太重视。2月10日，记者在泉州采访时发现乞讨儿童曾经报警。对此，泉州警方表示，儿童乞讨事件属于民政局的事情，“你打114查询一下民政局的电话，问问他们怎么处理”。随后，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若立即立案，孩子很可能早找到了

　　“再有，为什么孩子丢失48小时后才能立案，48小时才立案已经错过了多少机会？”杨先生以小伟鑫当时丢失的情形分析道，“当晚丢失之后我们去报警，警察说先要自己找找，我们已经把周围所有地方都找遍了都没找到，后来是他奶奶哭喊着才出警的，如果丢失之后，可以立即立案，警察就可以及时调集监控录像，看看来往市区的车辆有哪些可疑的，然后有针对地去查”。

　　除了对立案程序的质疑，杨先生还觉得对拐卖儿童中买家的打击力度不够。“买家只要把孩子还回去了，就可以不用承担什么责任，这样有需求市场，拐卖孩子的才会铤而走险。”杨先生告诉记者，应该也对买家进行严厉处罚。

　　此外，杨先生还希望媒体能够及时地报道丢失儿童的情况，让全社会的人为了不幸的孩子行动起来，检举和自首，而不是一味地报道找回来的几个孩子。

　　“重要的是，通过报道让社会知道，拐卖儿童和购买儿童是一种犯罪行为，让大家亲眼看到人贩子最终的下场。”杨先生告诉记者，“这些能对当前拐卖儿童的人起到一些威慑作用，买孩子的家庭少几个，被拐卖的儿童就会少几个。”

　　■链接

　　在美国丢了孩子怎么办

　　儿童失踪案件在美国虽然也很常见，但绝大多数失踪的孩子都会被找回来。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 ，美国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被绑架报案，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拐卖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几乎没有，因为美国不存在人口贩卖的市场。历史上美国曾是全世界第一大奴隶工厂，但那是一两百年前的事儿了。

　　即使孩子失踪警察也能迅速应对

　　美国警方也为寻找失踪儿童投入了巨大的警力资源。2006年9月，德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凯文·布朗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在凯文家附近展开了搜救行动。随后，50名警察开始在数公里范围里内大面积搜索，还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其中一架配备热感应装置。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没有发现凯文的踪迹，于是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向当地5000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第二天，100多名志愿者加入搜救行动，他们走入茂密的丛林，还打捞了许多野外池塘。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上发现了凯文。另外，失踪儿童还可以获得“安珀警戒”的帮助。“安珀警戒”是当美国确认发生儿童绑架案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一种警戒告知，它是以一名于1996年在美国德州阿灵顿被绑架并遭杀害的九岁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的。

　　公共场所预警制能防止儿童走失

　　报案后，还可向“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美国的“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也可以请求该中心出动配有警犬的专业搜救小组。美国的邮局内通常都有寻找失踪儿童的传单，每张传单上印有六名儿童的照片和资料。这些传单由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通过美国邮政署向全国各个邮局网点发布。另外，美国一些大型公共场所加入了名为“考德·亚当”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如果家长在超市购物时发现孩子不见了，可以马上求助于这一系统。超市会有专人立即开始寻找孩子，如果十分钟内找不到，即会报案寻求警力支援。

　　对于美国儿童失踪的案件，除了执法的警方之外，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十分强大，它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失踪儿童的家长联系警方，发动社区的关注以及向警方提供更多线索。另外，在美国一旦发现有街头乞讨的儿童，就会立即将其送到儿童福利机构里。如果背后有成年人指使，即便是他的父母，也将面临被起诉。本报综合整理

　　B2、B3版文/图  记者 李杨(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