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年的两会一样，个人所得税又成为近期一大热点。有报道说，国务院正考虑调高个税起征点。对普通工薪族来说，起征点调高到3000，甚至5000，直接关系到自己会不会成为个税庞大税基中的一员，因为很多人的工资正好在这条线上。

　　其实，在2006年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之前，个税起征点的讨论就已经火了一把，很多分析文章也都接触到了实质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个税征收完全是一刀切，没有顾及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家庭负担，是为征收而征收。

　　中国个税收入从2006年的24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837亿元，5年增长近一倍，但个税体制依旧如故。事实上，起征点该不该提高已经成为伪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不合理，地方财源日渐枯竭，一切与地方收入相关的税种，都成为财富汲取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由于涉及到了地方利益的调整，税率和起征点自然是刚性难调。

　　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体现了税收的强制性和人性化相结合的原则，已经被多数国家采用。对中国来说，应该从总体上把握纳税人的个人收入，同时将家庭作为纳税单元重点考虑，而将征税主体定为个人而不是家庭，必然会使个税产生“劫贫济富”的反作用。

　　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障碍，只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比如灰色收入太多，财产申报制度无法建立，个税在征管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所以按家庭为对象征收一直未能推行。而近年来围绕起征点的讨论，已经将这个改革难点掩盖起来，大家都纠缠于起征点多高对谁有利的问题上。如果改革不能触及这个真问题，个税调整就只会方便政府征管。同时，如果没有其他制度的合力，对于社会公平而言，个税也难独支局面。既然个税收入公平的调节功能无法实现，百姓又怎么能对起征点讨价还价的微调寄予过高的希望？   (罗岳)

　　个税下的“幸福”生活

　　“有人挣的比我多多了，也没见交什么个税，这是为啥呢？”老马有些疑惑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2月27日，正在上班的小马，看到网上跳出一条新闻：温家宝总理和网民在线交流，称今年将提高个税起征点。他立即给老马打了个电话：“爸，个税起征点要调高了，侬的工资变相涨啦！”

　　接到儿子的电话，老马一下没反应过来，愣了半晌，回了一句：“臭小子，调个税关你什么事，不好好上班！”

　　热脸碰上冷屁股，小马笑嘻嘻挂上电话：“我爸就这样的人，工作了那么多年，快退休了，工资还是那么点，心情不好嘛，也正常。”

　　说这话时，小马是上海一家外资企业的公关(自嘲“很快就不是了”)，月入过万，算是典型的白领一族，而父亲老马，则是郊区一家不景气工厂的小头目，天天思谋着退休后的生活。

　　月收入过万与“工资28.6元”

　　对税的敏感，小马和老马是从春节之后开始的——很多城市限购房，自然就谈到钱，而谈钱，对于小马爷俩这样的工薪族，就要说到工资结果，算来算去，小马认为，每月自己“被扣的太多了”。

　　以1月份工资为例，税前18190元，加上房补400，共计18590，看起来不少，可单位不避税，扣掉三险一金，再加上个税2557.8元，实际到手14102元，扣的，约占总额1/4。

　　老马慨叹，儿子扣的钱，已经接近他全部工资。而他，已经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工人，多年的积蓄，竟然不能给儿子在上海买套房——在房价最高的2010年，小马按揭了一套房，贷款100万。

　　小马不是个浪费的人，房是没办法，属“刚需”。车他不打算买，因为，在上海，一个车牌3万多，停车费是小区和单位两头都要交，还有天天涨价的汽油，算下来，不如打的合算。

　　老马心中也有一本帐，一个月工资五千多，单位把奖金和工资分开发，能避点税，可总量少，各项扣完，到手只有四千多，加上日常开销、妻子吃药、赡养老母亲，一年到头，存不下了什么钱。

　　1954年出生的老马，年轻时遇上“文革”，书没读多少，留下终身遗憾；年龄稍微大点，又碰上“上山下乡”，稀里糊涂跟着同学们一起去了北大荒，一呆8年，“刚去时挺新鲜，后来就想跑路……”

　　资料显示，1968-1969那两年，上海约有110多万知青，前往黑龙江、安徽、江西等地插队。老马，是那百万分之一。

　　几十年后，回看当年那段插队生活，老马感慨万千：“下乡的那个边境村，就靠着中苏界河——黑龙江。从村头走到村尾的那一排马号，还抽不完半截叶子烟，一共就百十来户人家……”

　　“文革”结束，“返城潮”风起云涌，老马稀里糊涂又随大部队回到上海。可“弟妹都大了，家里狭促得很”，他只好到处凑合。后来，闸北一个新成立的服装厂招工，二十多岁的老马从农民成了工人。

　　第一月的工资，老马记得很清楚：28.6元，“学徒转正后可以拿到三十多”。车间主任把钱发到老马手上时，他激动得不行，“花了两块多钱，割了几斤肉，全家人饱餐了一顿，那味道香啊！”

　　1979年6月，老马结婚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月，全国各地的财税专家、各省税务局局长，以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云集大连，几名来自美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被悄悄地邀请来了，专程传授美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经验。

　　3个月之后，中国首部《个人所得税法》草案，诞生于这批中外精英之手。几经讨论，最终，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定在了800元。

　　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

　　老马说，大概是他两年的工资。

　　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公布日起实施。也是这个月，小马降生了，老马四处给人报讯，托关系找人弄票给老婆买补品。

　　“为什么他们不交个税？”

　　时光如水，流走了老马的青春，从普工到领班，再从领班熬成车间副主任、主任，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不固定，要看具体每月绩效)，在弄堂里不算少了，可距离800元的个税起征点，依然十分遥远。

　　“整个80年代，整个厂子，好像都没听说过谁交个人所得税。”老马说，倒是有一年冬天，他回父亲的老家苏北探亲，聊起收入，一个远方伯伯抱怨，种地不赚钱，“公粮”却一点都不能少。

　　“当时还没有人称呼那个为农业税，但农民都要交，我们工人呢，自己挣工资，好像不给国家交什么。”老马说，由于经济不宽裕，去一次乡下，看那边猪肉便宜，一般都会多买一些，腌起来慢慢吃。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很多产品代表着高品质，但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它的经济增长幅度不仅远不及江浙和广东，甚至，有几年仅为全国平均增长率的1/2。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仿佛成了一个末路贵族，市区充斥着破旧的厂房、落后的设备、堵塞的交通。上海人的居住环境，仍然是螺蛳壳里造道场。1988年甲肝大暴发，黄浦江渡船上拥挤丧命，令老马等上海人记忆犹新。

　　1990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指出，“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在邓的指示下，开放上海浦东，成为国家战略，上海自此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快车道。

　　老马的工资也是那几年迅速增长，由于时间久远，他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年，突然有一天，发现到手的工资单上，被扣去了几十块钱的个人所得税。直到那时候，他才知道有这个个税的存在。

　　与老马蒸蒸日上的生活相反，弟弟马强似乎走了背运，上海大开发，他先是下岗，接着是摆地摊，从产业工人变成了小商贩：“每天4点半就要起来，进货，摆货，一直忙到半夜。”

　　可没几年，兄弟俩再坐到一起的时候，弟弟已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20万，而老马的工资单上，扣除的个税依然是几十元。能带来些许安慰的是，儿子小马考上了南京一所名牌大学，而女儿只读了职专。

　　“我弟弟那段时间，包括现在，挣的比我多多了，但一直没见他交什么个税，这是为啥呢？”老马有些疑惑，“是不是他们做生意，税都已经从公司里扣除了，然后不再扣他自己的税了？”

　　“税感时代”

　　2005年，中国的个税从施行了25年的800元起征点，上调至1600元。不过，这对于老马，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的厂子倒闭了，他刚跳槽去了一家私营企业，还是加工服装，但“忙多了”。

　　这期间，父亲过世了，妻子生了一场大病，家中的积蓄，刷地一下减去了大半，让老马心疼又难过。好消息也有，2003年，小马大学顺利毕业，起薪已快和他的工资持平。

　　至于马强，七浦路的服装生意早已不干，资金转向了房地产，专业炒房。最高峰时，手中握有近20套房，轻轻松松，钞票大把。女儿职专毕业后，一天班没上，直接在网上卖起了眼镜。

　　“我的那个妹妹啊，折腾了这几年，现在生意做大了，每个月的流水就一百多万，我是赶不上喽……”小马略带羡慕地介绍他的堂妹，尽管和他同一年毕业，还是中专，只在网上卖隐形眼镜，但月入几十万。

　　至于个税，小马说他从未听堂妹提起过，“他们公司是否缴税，我都表示怀疑，因为很多眼镜都是走私过来的，然后批发给那些淘宝卖家，哪里缴什么税啊，个税估计更不要说！”

　　羡慕归羡慕，小马感觉自己大学也没白读，这不，毕业七八年了，工资按部就班地涨，也慢慢步入了白领之列。惟一不爽的是，感情方面一直不顺，让他自嘲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对于网上疯传的《公民税权手册》，小马说他看过，但远不如实际买房给他的刺激大——“上家的税，加上我自己的，150万的房子，全部算下来，要十多万，实在是太让人肉疼啦！”

　　而他做眼镜生意的堂妹，去年国庆节也买了房子，没花家里一分钱，直接拍出300万现金，一下买了个比自己气派得多的新房。“不能比啊，她雇了十多个员工，生意越做越大喽。”

　　缴税这么多年，自己究竟交了哪些税，哪些方面，比如母亲生病、高额房贷、供着奶奶等，是否可以申请个税退税返还，小马一脸茫然：“说不清楚啊，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吧。”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状态——某门户网站在2009年2月进行的“一生都交多少税”的调查中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我连自己交了什么税都不清楚”，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我交了税但不知道税干嘛用了”。

　　可人们对税的敏感却在增加。小马就说，从买房缴了那么多税后，他就有意识多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结果发现中国老百姓缴纳的税还真是不少，“柴米油盐酱醋茶，处处都有税”。

　　2010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在网站上公布，一个月就收到了近十万份书面意见。其中，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的有53137条，占54.62%；反对制定车船税法的有8379条，占8.61%。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发现，这次民众参与立法的热情，远比想象的要高，甚至有媒体惊呼，中国进入了“税感时代”。

　　又开两会了，个税又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对象，而对于新的个税起征点，小马说，他给老爸电话，只是一时兴起罢了，其实并无期待——“即便起征点能提高到3000元，我算了下，对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意义非常有限，更不要说我堂妹那样的生意人了。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隐去文中人物姓名和单位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