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这是一位情愿放弃留在成都做大学老师的机会，而在北川做了三年心理工作的女人。

　　通过她的一些经历和故事，也许可以让人们在地震三年后，重新审视灾后心理救助这个早已不再陌生的词语。

　　当昔日的灾区很快以崭新而充满活力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心灵的重建却很漫长，也许是10年、20年、30年……甚至有人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抚平伤口和忘记过去。

　　“三年过去了，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她说。

　　“亲戚”的求助

　　“到了对方家里才知道，原来打电话求助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什么亲戚！”

　　4月29日，北川县心理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内，任雪梅无奈地笑了笑。

　　这是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女人，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讲起话来干净利落，条理清晰。

　　来北川之前，她本应留在西南财经天府学院做教师。可后来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辞去大学教师职务，到北川做心理辅导。再后来，她成了北川县心理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任雪梅接着讲，就在前几天，有人打电话到北川县心理卫生服务中心，说有一个亲戚不舒服，经常失眠，还有些危险举动，希望专家过去看看，帮着开导开导。

　　任雪梅赶紧租了一辆车，赶往求助者所说的地方。

　　但是，当她千辛万苦找到求助者家里时，任雪梅却被告知：“那个亲戚现在不在家，待会才能回来！”

　　不过，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家里其他人对自己很客气，还不停地问这问那，热情地给她介绍“亲戚”的表现，显然对情况非常了解。

　　可能看她确实比较有诚心，之前一直与她谈话的一个“家人”最后告诉任雪梅：其实打电话求助的，就是他本人，而非什么亲戚。

　　任雪梅这才恍然大悟。

　　“类似这种借亲戚或朋友名义打电话来我们这儿求助的，还有很多。”

　　而在采访中，记者曾询问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有没有去找心理专家进行疏导时，这位父亲显得一脸茫然：“找啥子专家？从来都不晓得！”

　　“这就是灾区的现状，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一是怕丢人，被别人说风凉话；二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病，也要看医生。”任雪梅叹气。

　　其实，现在即使在很多大城市，心理辅导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它仍有许多不解和误解。

　　而北川，震前只是西南部一个普普通通的县。

　　“指望一个县城和下面村里的普通人对心理辅导有多深入的认识，不现实。”任雪梅坦言。

　　灾区其他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此。

　　“三年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工作要从头开始。以前只想着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去做辅导，现在才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心理疾病、心理辅导，最基本的普及还没有做到。”任雪梅不断重复。

　　深层次的伤害

　　类似“亲戚”求助的故事在北川县心理卫生中心不断上演。

　　一个明显的例子，自2009年4月成立至今，来心理中心求助的人很少，即使知道这个地方，也多是通过电话联系。

　　于是，编材料，普及心理常识，成为任雪梅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真的是很担心，明明心理有问题，却不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跟别人交流，这样下去后果很难说。”

　　任雪梅说，通过调查，她知道灾区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并未接受到有效的心理治疗。

　　在任雪梅给记者展示的材料中，“抑郁”是一项重要指标，而“抑郁”之下，又被细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类。

　　“对于有中度及重度抑郁的人群，我们会重点关注。”任雪梅告诉记者。目前灾区患有“抑郁”和“焦虑”的人群仍占相当比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对他们进行长期跟踪治疗，“短则几年，长则十余年，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记者采访中，曾遇到这样的情况。

　　安昌镇小学一位陈姓女老师告诉记者，她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女亲戚，家中唯一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

　　“她本来有工作，但地震之后，娃儿一走，就一直请假。”

　　这位老师说，虽然这个亲戚一直想要孩子，但却一直没怀上，三年来到处求医问药，也没效果。

　　“每天就是呆在家里，吃饭，睡觉，看电视，本来很苗条的，现在胖了许多。”

　　压抑，无聊，什么都不想做，就是目前这个亲戚的状态。

　　陈老师说，虽然她每次打电话都会开导那个亲戚，但至今没多少实际效果。

　　这种情况，任雪梅不知道碰到过多少次。

　　“地震带给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深层次的，导致不孕的原因很可能是压力太大所致，需要进行专门的心理辅导，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能好的。”任雪梅说。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建新则表示，灾后应急的心理援助阶段已经过去，大多数人会自然地通过灾后心理创伤阶段，逐渐自我康复。

　　但是，震灾带给当地居民深层次的心理问题，仍然可能随着重建的推进，渐次显现。

　　“再婚家庭夫妻双方的磨合问题，高龄妇女再孕问题，重建重压下的干部心理问题，板房进楼房后的交流问题，当然，还有失去亲人长期不能自拔的，都需要我们关注。”

　　一辆车的“奢望”

　　任雪梅至今忘不了2009年8月履任之初，北川县领导对她说过的一句话：“23万北川人的心理健康就交给你了……”

　　现实却是，这个成立两年的部门，现在的专业心理辅导师只有她和小张老师，而小张老师最近“去生孩子了”。

　　任雪梅坦言，专业人才的缺失，是制约该中心继续发展的障碍之一。

　　不仅缺人，硬件设备也需要加强。

　　“我太希望能有一辆车了。”采访中，她反复说。

　　有车的好处是，“以后再出去做咨询，就会方便很多，起码不用爬山了。”

　　北川是个多山的县城，全县面积2869.1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总面积的98.8%，县城城区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

　　而灾后心理求助者，多数来自下面村镇。

　　去年，任雪梅去陈家坝乡为一个求助者做辅导，“早上7点出门，花钱租了一辆车去。”

　　但是，车子过了通口镇没多久，就出了问题。“就在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直等到晚上12点，才搭上附近村去卫生院的车回去。”

　　当然，任雪梅也知道，就目前情况来看，灾区重建需要大量资金，车的问题只能是“奢望”。

　　官方心理机构尚且如此，民间义工、志愿者组织情况更不容乐观。

　　北川青草地心身康复服务中心义工张可可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他们社团地震之后就来到北川，一直无偿为灾民进行中医心身康复服务，“现在北川有心理问题的人，仍有相当数量。”

　　但令他感到无奈的是，今年下半年，香港明爱对他们的资助即将到期。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资助方，我们只能解散。”

　　目前，张可可他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资助者，而任雪梅也正在她所铺设的“网络”继续“运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