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小贩，这两个当下中国纠结甚至冲突的身份标签，曾经异常和谐地贴在天津男孩赵义身上。但一经媒体曝光，他不仅离开了城管信息采集员的岗位，还不得不左欺右瞒怕打碎父母希望，惟剩生长在五爱道马路边的小贩理想，闪烁着开“分摊”的创业光芒。     “城管和小贩可以是鱼和水的关系，很多实质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市联检时候，双方都被逼得没有退路”

　　南都记者 陈显玲 发自天津

　　他是小贩

　　“(单位)这点钱，以后能娶妻生子养家吗？远远不够”

　　五爱道的活力从晚上六时开始。一辆辆铁皮箱从附近毛细血管一样的小胡同里吱呀吱呀地拉出来，陆续在马路上挤挤挨挨地铺展开来，各色款式的长裙短裤插着39元大甩卖的纸壳，卖鱼蛋的油炸香气见缝插针地飘荡在半条街上，不时有小贩大声地甩一句地道的天津腔招揽生意。

　　这正是赵义下班的点。他掏出腰包里的“城管通”，换上一大把零钱，开上停在单位楼下的二手“老头乐”三轮车，直奔五爱道夜市，“这一天真实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26岁的赵义白天是红桥区市容园林委的一名信息采集员，位于天津市数字化城管平台系统的最末端，晚上变身为一名在五爱道卖女鞋的小贩。从去年12月起，他兼有双重身份，过着一天工作15小时的双重职业生活。

　　2010年8月，赵义和所在的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转正合同，工资也从实习期的600元死工资涨到基本工资1000元出头，加上食补和加班费，有1400多元(两个月前涨了200多元)，“这点钱，以后能娶妻生子养家吗？远远不够”。

　　虽然在父母和亲友眼中，赵义干的是“体面的活”，但他却觉得这是一种“被安排的人生”，再加上收入的困扰，他心中一直惦记着“创业”。

　　4个月后，靠向北京卖鞋亲戚借的一批女鞋，赵义用“空手套白狼”的开头，成了一名被城管追着跑的小贩。

　　从去年底的一天开始，一到晚上6时多，赵义就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站在五爱道的冷风里，周围是和他一样提着包袱、推着推车的小贩，大家聚在一起，视线却不时在一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城管身上打晃，城管熟知这些人的来意，不经意交错的目光中有试探，也有较量。

　　7时30分左右，下班的城管队员有时说一句“不许摆摊”就走了，手里攥着包袱带的赵义们像得到赦免，纷纷抢占位置开工。赵义只能背10多双不同款式的鞋，挑出色彩鲜艳的单只鞋摆在前面，等着过往女孩的垂青。

　　他对五爱道后面的岔路小道很是熟悉，一旦瞄到有城管车开过来，包好鞋子把包袱往背后一甩，一分钟就能消失在城市的褶皱里。等到外面平静了，走出来抖开包袱继续开摊。

　　“我跑得很快，什么都不想，那些城管才不会对我手下留情。”赵义说，自己白天负责收集城市违法违章信息并立刻上传网络，之后还要回访综合执法队员是否及时处理，然后向数字化平台反馈结果，“所以，那些执法的队员对我态度也会矛盾，最主要的，我从不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内摆摊”。

　　又是城管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才干这个，4点就出摊，我可以拍照让执法队员来赶他，也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在进入数字化城管系统之前，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的赵义做过4个月保险，还跟着亲戚在芜湖做了8个月销售。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捧上了妈妈嘴里的“铁饭碗”，进入了天津市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天津市早年进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承接了以前市环卫局、园林局的部分基层工作。赵义虽是企业编制，但是工作稳定，旱涝保收。

　　赵义那批招了30人，都是应往两届大学生。在一年的实习期里，多数人直接到扫道班打扫马路，赵义先后在业务部、公厕保卫队工作，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否有固定的岗位，但“能少问就少问，不想干就走人，后面大把的人等着排队进来，别犯错”。

　　2010年3月，赵义和9个同事得到“幸运”的机会，借调到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进行实习岗位轮换，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考评工作。

　　每月前20天，赵义负责处理公众投诉，之后花三天时间跟着数字化中心同事进行六区巡查，两辆车，一辆负责三个区，看市民通过电话、网站和电台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当时天津市正在试行市区两级统一的数字化城管平台系统，全市环卫、园林和综合执法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情况都被划入系统内。

　　2010年8月，又一个机会出现，结束在市容委借调的赵义转借到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数字化管理中心考核办，新的岗位是信息采集员，处于天津市城管系统平台的最末端，直接接触城市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章现象和城市顽疾。一台巴掌大的“城管通”是赵义们的武器，拍哪些信息，孤军在外巡逻的信息员有权选择，每天任务10条。

　　“问题太多了，任务很好完成”，长期占道经营的“马路餐桌”、不合规格的广告牌……赵义拍起来绝不手软，“城市管理本身就和这些违规者有矛盾”，但他都是在远处偷拍，除了手中这台可以即时上传照片和信息说明的“城管通”，他没有任何证件，甚至连制服都没有。

　　赵义负责巡查拍摄的路面有32条，面积在23万多平方米，“要分成东西两片，一天能跑一片”，这片区域地处红桥区偏远位置，马路上多是附近居民为了糊口赚钱摆的小摊，卖早点，卖水果，赵义几乎从不将镜头对准这些人。

　　不仅不避讳身份，赵义还偶尔和他们拉拉家常，“卖早点小贩一般年纪大，有孩子要读书”，他手下留情的想法是“大家都是为了生活才干这个，4点就出摊，我去检查发现他没卖完，可以拍照让执法队员来赶他，也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到时间不能占道经营了，到小巷里卖吧”，在洪湖路上卖水果的小贩觉得赵义说话挺客气，“这个小伙子仁义、讲人情，理解小贩难处”。有时，赵义也会帮他们收收摊。

　　站在小贩堆里看城管动手

　　“其他小贩和我不同，摆摊就是他们的活路，城管断了人家生路，小贩当然急眼”

　　双重身份系于一身，赵义经历着城管和小贩“猫捉老鼠”式的生存游戏，他对二者的身份理解也渐渐复杂起来。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五爱道，夹在丁字沽一号路和二号路中间，靠近一号路的半边，是流动小贩的天下，而靠近二号路的600多米，则被划成块块合法限时经营的摊位，每个月向市场管理者交纳数百元不等的租金，就不必因为城管担惊受怕。

　　刚练摊的前三个月，赵义混在流动摊贩的半边马路，经常看到城管和小贩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一旦马路边聚了一小团人，赵义就知道“有事发生”。

　　“一个胳膊上都是花纹的壮汉先骂了城管脏话，城管队员抬腿就踹了小贩一脚，双方都动手了，扭打到一起，周围有人劝架”，扔下鞋摊站在外围看的赵义并不开口，但心里认定了小贩有错，“人家来管也是工作，避让一下或者求求他估计就不会冲突。”

　　赵义最早了解小贩和城管的冲突，始于自家的餐桌。十余年前，赵义父亲赵国强买断工龄下海谋生，可惜总是扑腾不起大浪。冬天卖菜夏天卖西瓜，兜兜转转地和小区附近的巡逻城管“躲猫猫”。

　　一个夏天的餐桌上，赵义听说父亲和城管动刀了。正在推车卖西瓜的父亲意外地正面遭遇城管检查，“城管让他收摊，身材太胖的他有点慢，城管以为他不想收，张口骂了粗口”。

　　赵义分析父亲当时的心理是觉得没面子，在家门口被20多岁的小城管骂了，以后怎么混？不得不操起西瓜刀。

　　53岁的赵国强身形壮硕，秃头，外表吓人又少言寡语，他笑着回忆，“那是吓唬城管呢，哪能真动刀，要给人看病”。

　　赵义从父亲的想法中琢磨出“越是文化层次低的人，他的承受底线也低”的道理，“小贩就是这样，越是没钱没文化，越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

　　“往往执法队员一开口就触碰了小贩的尊严，让他觉得面子受伤，冲突就很容易发生”，赵义觉得，确实有很多执法队员素质不高，还有一些执法队的领导自认高人一等，手下的城管队员更是无法无天不把小贩当人。

　　在他看来，“城管和小贩可以是鱼和水的关系，大多时候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很多实质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市联检时，双方都被逼得没有退路”。

　　白天检查违章情况处理时，赵义早到一会就会碰见综合执法人员，晚上摆摊也能见到他们，平时城管队员执勤并不收东西，只有在领导带队的市级联合检查的时候，才会“来势汹汹”。

　　“其他小贩和我不同，摆摊就是他们的活路，城管断了人家生路，小贩当然急眼。领导在后面盯着，城管也不能手软，语言上硬碰硬，然后就是肢体冲突了”。

　　为了避免这种冲突，赵义在流动摊贩中待了三个月，就匆匆转战五爱道限时合法经营的半边马路，以每月850元，租下一处不足两米宽的地方，“这也是顾忌到我自己白天的身份，不得不这样做”。

　　每天白天上班，中午一下班，赵义就骑上“老头乐”，一辆供老年人骑的二手小型电动车，一路突突直奔大胡同市场上货。前晚卖掉的鞋要补上，新的款式也要拿几双，一个小时后再突突骑回单位休息。

　　晚上，赵义坐在摆满鞋的摊档后面，招徕，讨价还价，包装，收钱，找零，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40双鞋，淡季也能卖10几双。隔壁摊的偶尔凑过来聊天，她只知道赵义在市容委工作，并不知道赵义也属于她口中“可恶的城管”的最末一环。

　　临近收摊的时间，赵义捡拾起摆放的鞋，连同摆鞋的床架子、椅子，都一股脑塞进一个装了轱辘的铁皮箱。帮着照看旁边拖鞋摊的赵国强过来低声询问，“明天市里会不会来检查？”赵义摇头说不确定，“7月20日虚晃一枪后，再就没听到消息了”。赵父则谨慎地让儿子把铁皮箱拖到远处的集中存放处，免得被检查到乱停放罚钱。

　　拉起锁好的铁皮箱，赵义穿行在没收完的小摊中间，小心避让着，控制着车体的方向，从后面看他像拖着一个大大的壳，“白天工作做久了人就废了，晚上我又活过来了”，白天做城管，晚上当小贩，他很享受这种状态。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努力维护的双重角色的平衡。

　　被换岗

　　“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有错，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双重身份太敏感了”

　　6月16日，天津市市容园林委公务员张龙生在《南方周末》上第一次将赵义推上前台，讲述了化名为小赵的他“小贩城管”的身份。

　　“都说城管和摊贩是猫与鼠，形同天敌。那么，小赵为何能将这两个角色和谐地演绎于一身呢？”张龙生用天津市中心城区去年对摊贩经营实行分类管理作答，小赵摆摊的五爱道属于限时经营道路。

　　这一小块文字引起齐鲁晚报记者的注意，7月初，他们找到赵义，并进行了采访。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热议，因为文章使用了化名“胡津”，外地和本地媒体展开了新一轮的寻找。

　　7月11日，在外拍照的赵义被领导的电话召回，他心里清楚是那篇报道“惹祸了”，当天他答应领导不再对这件事发言。

　　在新浪微博上，一条带有赵义背影的“津城热点小贩城管”也开始流传。看到网友评论多质疑自己以权谋私，“有幕后的小贩就是不一样”、“跟自己无间道”，赵义心里一惊，“完了，这份工作估计干不了了”。

　　7月16日，天津人家的晚饭时间，王先生从都市频道新闻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寻找“城管小贩”，虽然官方回应说查无此人，但他还是赶紧抓起电话：“姐，你看电视上在找的城管小贩，是不是你家赵义啊”。

　　此时赵义在五爱道开摊不久，电话嘟嘟响起来，母亲张嘴就问怎么回事，她确定穿紫衣服微胖的身影就是自己儿子，她的朋友也有人认出来了。

　　曾心存侥幸的赵义知道本地媒体跟进了，最要命的是，记者找到了区容委下级单位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单位，办公室主任言之凿凿，“没有这个人”。

　　赵义事后在网上找到那段新闻，发现记者的镜头扫过了自己的摊位，不过，没有开摊的五爱道与丁字沽二号路交界处，地上只有四条白色线条圈起一个模糊的数字200。

　　如果记者再耐心一点，半小时后赵义就会从一条街之外拉过来铁皮箱，在不足两米的200号摊位上摆开架势，“问名字找不到，但看腰包，就能发现我”，迷彩腰包白天装“城管通”，晚上就装满找零的散钱。

　　不过，赵义并不希望被找到，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多家媒体陆续到访，“干扰了我们单位的正常工作”，赵义说，7月18日，自己知道将会离开。他的事情被作为“反面典型”在同事中传开，没有人再愿意对记者开口，谈论赵义，或者他们的工资。

　　7月19日，赵义回到自己签约的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上班，领导让他到扫道队，前几天在干一些杂活，开车、打印文件。调动之后月薪少了300元左右，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去扫马路，“不过我能接受任何结果，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有错，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双重身份太敏感了”。

　　开“分摊”

　　“因为摆摊卖鞋而耽误了现在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是个疯子……”

　　但这个变动，他不敢告诉父母。

　　“你儿子这么好的工作，千万别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赵义感觉到周围人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光告诫他的母亲。

　　在他的小摊旁边，两个男人坐着和他父亲聊天，50多岁的下岗老技术工人说，“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工作，可没脸出来摆摊”，70多岁的卖江米条的老汉显得气愤，“有工作还摆摊，就是浪费资源”。

　　害怕儿子的本职工作受影响，还蒙在鼓里的父母近乎执拗地抵触他想在小贩道路上前行的脚步。

　　7月22日晚上11时30分，赵家父子收摊回家，赵义在有些沉闷的饭桌上提到了“想再开个摊”，母亲当时就“急了”。

　　“好好上班得了，我宁可花几万块给你整个事业编，也不会给你开小摊，当小贩能有什么前途？”母亲的目光在碰到儿子想解释的嘴唇时，语气迅速变得严厉，一连串的“幼稚、单纯、不懂事”，让赵义不敢回嘴了，“人身攻击往后，就会变成肢体冲突”，他已经习惯了这些。

　　“你爸爸当那么多年小贩也没富，现在还不如我，有2000多元退休金”，母亲哭诉，接着是父亲劝告，“就听你妈的吧，好好上班，你要是用钱我去打工”，赵义看出帮自己摆摊的父亲也是“不完全支持”。

　　私下里，赵父夸奖儿子胆子大，但也对小贩的前途嗤之以鼻，他在小贩行列中扑腾十多年，老两口的人生经验封死了对小贩发财的设想。

　　殊不知，“正是看到我妈妈干了一辈子，工资最高才爬到3000多元，才觉得没前途”，赵母从20岁开始扫马路，干了30年，是扫道班工人里的“高级技工”，去年才退休，可家里的房贷还要5年还完，每月开支捉襟见肘。

　　不再说话的赵义放下饭碗回屋。他开始试着用手机给父母打出一封信，数落自己的“罪过”。

　　“妈妈您一直希望我在区里好好工作，等有机会帮我转成事业编，恕儿子不孝，由于上次报道以后，我已经被调回扫道队了。由于怕您担心，没敢和您说。没能踏实工作而辜负了您的期望，此为第一宗罪”。

　　“您二老一直希望我早点成家，生个大胖孙子，恕儿子不孝，我现在只想事业为重，结婚生子的事，儿子只能一切随缘，由于成家的问题整天让二老为我着急，此为第二宗罪。”

　　还没有谈过恋爱赵义说，谁不向往爱情，可是想找个能和自己白手起家的女孩，太难了。

　　“其实只有每天卖鞋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可能就像您所说的，因为摆摊卖鞋而耽误了现在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是个疯子，我为了我的人生理想去奋斗，就算结局以失败告终，我永不后悔，永不放弃，请爸爸妈妈为了允许我为了理想再年少轻狂一次，任性一次，此为儿子第三宗罪。”

　　把心中所想变成手机里一个个字符，赵义却终究没有勇气按下发送键。

　　让父母知道实情打击太大，不说实话就得不到家里支持，左右为难的赵义痛苦了两个小时，最后决定靠自己慢慢干，也许能成功，也许能改变父母想法。打定主意之后，他睡着了。

　　满怀憧憬推进“开分摊”计划，7月23日，赵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创业基金到了。那就是刚邮到的信用卡。

　　赵义骑着“老头乐”到单位去取卡，楼下门卫不知道他的变动，依然笑着打招呼。赵义却停住脚步，打电话让同事帮忙带下来，尽管楼上还有一副喜欢的象棋，“等事情冷却后再回去拿”。

　　他着急地去撕开信封，银行信显示信用额度是8000元，“加上另一张信用卡，有18000元。”这是赵义启动第二个摊位的货源资金，距离目标有两三万缺口，但“已经挣出了一年租金，第一个摊挣钱还信用卡，可以运转了”，26岁男孩不时自信地计算一下。

　　在他眼中，“摆摊”从来不只是副业，“我的创业就从开一个分摊开始”。承受着换岗郁闷的同时，赵义忙着找找摊档，一周就走了10个市场。

　　从城西的红桥区找到城东边的河东区淘宝街，他在市场深处淘到一个1米半宽的铺面，比摊档档次高点，也称不上门面的地方，一月租金至少2000元，这是他能承受的上限。

　　在午夜时分，天津市光荣道上车辆稀少，收摊回家的赵义把“老头乐”开出了风驰电掣的感觉。他突然回头大声说，如果我成功了，和你说这些话，就是经验，现在说，我就是“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