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肇胜坐在新家门前。付雁南摄

1984年，何肇胜（二排左二）一家人在水库边合影。

1990年，一家人在刚建成的新房前合影。

2010年，三代同堂的全家福。

　　对于何肇胜而言，离开祖辈生活的故乡好像并不是多么悲伤的事情。两个多月前，当他又一次坐上汽车，迁离河南省淅川县丹江畔的老家时，这位75岁的老人没有流泪，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不舍的表情——至少，在他自己的记忆里是这样的。

　　“这都是为了国家。”他笑着，仿佛在描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哪有个人的小利益不服从国家大利益的？”

　　为了服从这个“大利益”，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迁徙。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从1959年开始，何肇胜先填写志愿移民去了青海，几年后，又按照组织安排返回河南老家，其后再南下湖北荆门，后又返乡。这一回，他第三次离开家乡，和镇上的几千名移民一起，搬迁到了500公里外的河南辉县市常村镇。

　　“有啥舍不得的，离家里也就是千把里路，不太远。”何肇胜豪气地说。

　　但他已经老了。时间和迁徙都在侵蚀他的生命。皱纹几乎占领了他面庞上的每一寸皮肤，腿上的伤痛也如同上涨的河水一样将他渐渐淹没。走路的时候，他拄着拐杖，步履缓慢，老式蓝布裤子的裤管看起来空荡荡的，裤脚下露出一截皮包骨头的小腿。

　　如今，这个瘦弱的老人平静地坐在新家的院子里，他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搬迁，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稳地走完这辈子最后的路程——哪怕再也没有机会落叶归根。

　　不是支援边疆吗，怎么变成移民了

　　很难用什么办法抹去半个世纪的岁月，把何肇胜重新想象成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在丹江边祖辈传下的小木房里，他刚娶了媳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尽管早早夭折。有时候，他会搭上一艘往返于两岸的小木船，花5分钟时间摆渡到对岸，凭着自己满身的力气，给家里挑回大捆大捆的柴禾。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丹江并不像现在的水库那样，有着一望无际的清澈水面。它只是汉江一条普通的支流，奔腾着从家门口流过。何家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这条河会给自己的人生增添那么多的波折。

　　1959年3月，何肇胜所在的下寺公社召开了一次全社大会。会上宣布，县里将选拔一批年轻人去青海省，支援西部边疆建设。

　　何肇胜和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大跃进中，持续的大炼钢铁之后，饥荒已经初露端倪。相比之下，通知中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向往：去的人每个月都能吃“国家供的粮食”，还能拿工资。

　　当何肇胜回忆起自己当年写在志愿书上的豪言壮语时，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嗓门也大了起来：“我志愿到边疆去建设祖国……”

　　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边疆”，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在此之前一年，周围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通过一场“腰斩汉江”的大会战，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在“大跃进”干劲冲天的气氛中，湖北省甚至提出设想，希望将丹江口水库工程提前在1959年完成，“放一颗巨大的卫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按照规划，工程完成后，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何肇胜所在的南阳地区领导最终想到办法，组织原本没有“支边”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支援边疆。

　　“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何肇胜说。稀疏的白发短短地贴在他的头皮上，被午后的阳光勾出一层金色的光晕。

　　52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头，准备在一个“新天地”里大显身手。那年4月，他和老婆郭富琴因为“身体好、劳动力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获得批准，和500名年轻人一起，带着对“吃公粮”的憧憬，踏上了离家的路。

　　这是一场漫长的迁徙。除了用作路上口粮的10斤馍干，人们不能携带任何行李。他们先徒步走了一天一夜，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汽车到了最靠近铁路的许昌市。在那里，年轻人们领到了对抗高原严寒的被子、棉袄，然后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

　　在那之前，何肇胜从没有坐过火车，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个“比自家房子还大”的车厢，其实是货车。当时，500名年轻人按性别被安排在两节车厢里，角落摆着一只马桶，上厕所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周围没有窗户，除了一扇门和几扇顶窗，没什么能透气的地方。

　　如今，这些经历只被他轻描淡写地提起。饥荒中，村里差点有人饿死，相比之下，“这些苦不算啥”。“更何况，那时候我还年轻。”老人笑道，“又不像现在年纪大了，怕死在外面。”

　　5天5夜之后，火车到达兰州。他们很快又换上了大卡车，在车斗里坐了两天，才到达最终目的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被安置在一间饭店暂时居住下来时，念过5年小学的何肇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路边横幅的标语内容，写的不是“欢迎支边青年”，而是“欢迎河南移民”。

　　“我们不是来支援边疆吗？咋变成移民了呢？”何肇胜急了，赶忙向管理他们的负责人打听。

　　很久之后，他才得到回复：“河南人多，青海人少，我们要搬到这边来帮他们搞建设。”

　　1959年，共有来自丹江口库区的8000余名青年被确定为支边移民。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和1万多名家属一起，从中原腹地的故乡，迁移到了2000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

　　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当一个人上了年纪的时候，过去的一切痛苦仿佛都变得不重要了。何肇胜的感觉尤其明显。他跟晚辈们一遍又一遍讲起自己过去搬迁的经历，可语气中却带着“为国家做贡献”的莫大骄傲。

　　为水库搬迁了大半辈子，老人自己并不清楚这水库的来历。1952年，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和苏联顾问布科夫一起来到汉江调研。在这次勘察中，同行的百人专家组一致认为，两岸山峦绵延的丹江流域，是建大坝、修水库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一年后，毛泽东在探讨三峡工程时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一点给北方？”在这一“南水北调”的最初构想中，丹江与汉江的交汇口，再次成为修建水库的最佳地址。

　　可对于何家一样祖祖辈辈生活在丹江畔的人们而言，这些消息，他们至死也无从知晓。

　　1958年6月，湖北省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水库还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它是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同时，还背负着“为三峡练兵”的使命。

　　按照当时的规划，水库将淹没湖北、河南的3个县，共有38.3万人需要移民。就在何肇胜和老婆移民青海的第二年，他的父母也按照组织要求，搬迁到青海循化的这座农场里。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何肇胜一度觉得，生活要重新展开了。因为“懂文化”，他被任命为连队文书，享受连级干部待遇，每月工资35元。他领着一同迁来的移民在农场里垦荒，并且在1961年有了自己的大女儿。

　　当然，他也常常会怀念起老家。最起码，家里气候好，一年能种两季庄稼，而寒冷的青海只能种一季。每当这时，他就不断安慰自己：“其实这儿和家里没什么不一样，青稞就相当于小麦，胡麻像芝麻一样可以榨油，洋芋和家里的红薯也差不多嘛！”

　　可移民的问题却不断显露出来。当地农场土地贫瘠，气候干燥，移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当地移民局干部所作移民志中的记录，短短一年之内，约有5000名移民非正常死亡。许多人趁着晚上偷偷逃跑，最后却死在了回乡的路上。

　　1961年，何肇胜在农场接到了新指示：青海不适合办农场，所有移民全部迁往新疆。不过，等他们把所有东西集中起来准备出发时，省里却突然来了第二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当时已经是连级干部的何肇胜看得出来，“这肯定是中央的命令”，但没有人给他更多解释。事实上，直到今天，对于当时家乡库区发生的那些变化，他仍然一无所知。

　　1958年到1961年，为了追求工程进度和工作量，干劲十足的工人们将各种原料填入大坝，其中包括石渣、软土，甚至连装沙土的竹筐都填了进去。1961年底，水利部的质量检查组发现，大坝上有17条性质严重的“基础贯穿裂缝”，而全部的裂缝加起来，一共有2463条。

　　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会后第二天，作为“错误”之一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被要求暂停。青海移民随即接到命令，开始返回家乡。

　　3年的时间，铁路已经通到西宁了。他们徒步5天走到西宁火车站，坐火车到许昌，然后领了10元路费自己回家。等回到自己阔别3年的老家时，何肇胜清楚地记得，“刚好赶上秋天收苞谷”。

　　一些现实的忧虑也掺杂在回家的强烈喜悦里。何肇胜发现，家里的房子还在，可里面祖辈传下来的家具，有些已经被人搬走，另一些则被丢到了大炼钢铁的熔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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