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我的父亲，我的家人，一边是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你说让我怎么办？”作为常州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常州二院”)的一名医生，邵洁一度非常纠结。但是，最终，她一纸诉状状告自己所在的医院，为逝去的父亲讨个公道。

　　昨天，该案在常州天宁区法院开审，庭审结束前，邵洁再次予以拒绝调解，“请求法院直接宣判。”

　　离奇去世

　　手术还没做，人就没了

　　院方一度坚称无过错

　　疑点：当事医生将父亲转成一级护理后，为何没有一条护理记录

　　噩耗：

　　父亲在自己医院去世

　　到今年，邵洁已在常州二院工作27年。如果不是3月3日早上6点多钟的那个电话，她还会像以往那样按部就班地上下班。

　　那天早上6点23分，邵洁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是医院病区主任打来的，一看到这个号码，她顿时有了不祥之感。

　　“你父亲没有生命特征了，我们还在抢救，你赶紧过来。”听完这句话，邵洁脑子里嗡的一下，人差点摔倒在地。很快，丈夫驾车以最快的速度将邵洁送到医院。路上，邵洁又紧急通知了弟弟和妹妹。

　　十几分钟后，一大家子都赶到了医院，此时，抢救工作已基本结束，病区主任来到邵洁面前，“很抱歉，我们已尽力了。”

　　面对这个结果，邵洁只能以泪洗面。她的弟弟和妹妹，当即就与医生吵了起来，他们不明白的是，父亲因为“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住院等待手术，这手术还没做，人怎么就没了？

　　疑点：

　　护理记录为什么缺失

　　邵洁父亲邵元度，72岁。今年2月28日，因为突发性右上腹疼痛，老人来到常州二院诊治。出门前，邵元度还开玩笑地跟老伴说，老大(即大女儿邵洁)在那个医院，去那边看病放心。

　　入院后，医生诊断其为“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在医生安排下，准备手术。其间，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有糖尿病、脑梗塞病史，医生提出在医院住院休养几天，等身体状况好点再手术。

　　3月2日，也就是入院的第三天下午，邵元度再次出现腹痛，医生为其两次注射消旋山莨菪碱。当晚，邵元度继续住院观察。

　　“父亲自理能力很强，当晚在他的要求下，家人都回家休息，没有陪护。”邵洁说，但怎么都没想到……

　　邵洁家人在查看父亲逝世前的病诊记录时，意外发现，2日晚上12时，医生将邵元度的护理级别由普通护理直接升级为一级护理。但是，在护士的护理记录上，一直到次日早上6点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没有一条巡查护理记录。

　　“按照分级护理制度，对一级护理的患者，要确保每30分钟巡视一次病房。”邵洁对于这个制度一清二楚，在她看来，如果有护理，如果及时通知医生抢救，绝对不是现在这个结果。

　　伤心：

　　院方一句安慰都没有

　　按照抢救记录显示，3月3日晨6点钟，医生检查病人时，发现邵元度“呼之不应，无自主呼吸，瞳孔散大直径7mm，光反应消失”，经抢救无效后，7点钟，医生宣布其死亡。至于死亡原因，二院医生在病例讨论时，推测可能系“胆囊大，张力高，引起胆心反射导致患者猝死”。

　　作为医院的医生，邵洁面对的，一边是自己的同事和领导，一边则是自己的父亲和家人，她最初希望院方能积极调查，拿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结论，还父亲一个公道，给家人一个说法。

　　但是，年逾七旬的母亲甘菊清几次到医院询问进展，却没有任何答复。院方以医生在诊治和抢救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为由，希望甘菊清放弃讨要说法的举动。甘菊清说，曾经有一位副院长明确告诉她，想要钱，可以去法院，否则，医院不会赔偿一分钱。

　　“看着年迈的母亲在医院孤立无援，我心里非常难受。”邵洁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配合家人将父亲的遗体火化、送葬。但是，让邵洁没想到的是，医院的工会也跟着“消失”了，“不仅没有送一个花圈，甚至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院方的“冷漠”和“躲避”，最终让邵洁坐不住了。

　　责任之争

　　院方认可“有错”鉴定

　　原告拒绝调解请求宣判

　　悬念：一级护理为何没有护理记录，院方未作正面回应

　　医疗鉴定：

　　不属于医疗事故

　　邵洁最初的举动，还是“局限”在卫生系统内，在与院方协调后，双方向常州市医学会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2011年4月7日，常州市医学会作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认定常州二院对于邵元度的诊治行为符合相关规范，并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行为。但是，医方在患者3月3日0时后病情出现变化时，未及时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告知，在改为一级护理后，对于患者的生命体征检测、记录不到位，也未进一步进行辅助检查。最终的结论是，这一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拿到这份鉴定报告后，邵洁彻底铁了心：已经没路可走了——“他们在逼着我走最后的一条路，去打官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邵洁决定不再照顾“面子”，“我起码得给父亲一个交待。”

　　司法鉴定：

　　常州二院有过错

　　常州天宁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征求双方意见后，向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再次鉴定。

　　2011年11月2日，鉴定报告正式出炉。鉴定专家认为，常州二院在这一病例中，存在多处过错。一、死亡前一天下午病情已经发生变化，院方此后尽管已经作出了护理级别的调整，但却没有对病情变化原因的分析，甚至都没有测量血压，对病情严重性和复杂性认识明显不足；二、因为未进一步检查明确病因，加之两次使用消旋山莨菪碱、一次使用杜冷丁，可能掩盖症状，对病情诊断带来不利影响；三、一级护理是适用于危重患者，未见任何护理观察记录，违反了医疗护理规范。综合多种资料，鉴定专家认为，在邵元度死因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常州二院仍然存在医疗过错，其治疗过错与邵元度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为死亡的次要因素，参与度拟为30%~40%。

　　院方应诉：

　　认可司法鉴定结果

　　“错了，你就得承认。有多少错就是多少错，但你不能说没有任何错。”看到这份鉴定报告后，邵洁稍稍宽了下心。

　　在昨天的庭审现场，前来应诉的常州二院医务处的工作人员和法律顾问，也对上海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予以认可。院方表示，他们认可邵元度在医院的整个诊疗过程，认可这份鉴定报告，只是对于索赔数额存在一定的异议。

　　邵洁作为原告之一，她和家人一并提起诉讼，状告常州二院，要求院方赔偿死亡赔偿金164416元、丧葬费17945元、交通费54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共计25万余元，并要求院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因庭审现场原告方出示的交通费发票并非原件，按照法律规定，复印件可以不予认可。但没想到，当法官征询院方意见时，院方竟一口表示，“全部认可。不管是真实性，还是数额，我们都认可。”院方表示，他们对于前三项，即死亡赔偿金164416元、丧葬费17945元、交通费5431元全部认可，只是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存在异议。

　　作为原告方的代理律师，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龚拥军律师当庭向院方提出，在邵元度被转为一级护理后，却没有一条护理记录，希望院方对此予以解释。院方未正面回应，他们表示，上海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报告中已经明确记载，无须重复解释。

　　在庭审快要结束时，法官按照程序征询双方意见，是否接受调解。对此，邵洁一口回绝，“绝不调解，请求法院直接宣判。”

　　对话

　　期待公正判决

　　医院必须认错

　　当事医生还说，现在突然特别理解“医闹”

　　作为一名在医院工作了27年的医生，为何挺身出面，状告自己工作的医院？

　　在采访此事时，原以为邵洁会“避嫌”，不会出庭与院方对峙，但事实上，邵洁一点都不避讳。

　　她告诉记者，“曾经我很纠结，但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了。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一行为，让部分医生能够警醒，能够说实话，能够对病人更负责任。”

　　记者：这么多年，按说应该对医院感情很深啊。

　　邵洁：对，感情非常深，我是伴随着这所医院一起成长的。所以，事发后，我非常纠结，我在第一个24小时内，没说一句话，当时觉得我所在的医院，应该会给我家人一个合情合理的处理结果。

　　记者：你所希望的合情合理的结果是什么？

　　邵洁：当时就觉得，医院会查清事实，对有责任的医护人员予以处理，哪怕是批评教育。然后，对我们家属进行安慰，让我爸爸走得更有尊严一点。

　　记者：但后来院方这么做了吗？

　　邵洁：没有，我很失望。同时，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记者：什么样的压力？

　　邵洁：我跟我爸爸的感情很深，他对我很信任。在他走前的这十年，他几乎没有去过医院看病，都是我在家里帮他看病、打针。这次是因为病情比较重，需要手术，他才说要到我们医院来看病。他来二院，看中的就是他的女儿在医院工作，会放心一点。但结果呢？在我的医院里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弟弟和妹妹怎么看待我？

　　记者：非常纠结？

　　邵洁：这边是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我跟他们都很熟，关系也很好。但是，另外一边，则是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年迈的母亲，那更是我的亲人。夹在中间的我，当时真的希望院里能出面，哪怕是说句道歉的话，让我们心里能安心点，可是，没有。

　　记者：对于医院的这种做法，你什么感觉？

　　邵洁：我突然特别理解那些“医闹”，之前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闹。如今到了我的身上，我才知道，遭遇这样的结局，我没有任何办法，有劲不知道怎么使。

　　记者：那你想过要去“闹”吗？

　　邵洁：想过。但是，我不会那么去做，我认为自己还有一条路，就是打官司。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给我父亲一个交待。

　　记者：其实，你可以选择调解，那样院方赔偿的钱款可能会多一点。

　　邵洁：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我不会选择调解。可能大多数医疗诉讼都是以调解结案，但我希望一个判决，一份公正的判决书。你可以不用赔我一分钱，但你必须承认你的错误，因为，你的确错了。

　　□快报记者 田雪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