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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的《宪在》

　　关注上访问题的学者并非张千帆一个人。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亲身去调查个案的来龙去脉，他认为对社会不能只是解构，而应有所建构

　　刚出院的吉林辽源市“老上访户”李桂荣躺在床上，讲话时声音很低沉。

　　12月13日，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到“张千帆”三个字时，她抬高声音说，“他是个好人，敢仗义执言，让我在上访中看到了希望！”

　　张千帆，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提及去吉林调查李桂荣上访案件，张千帆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之所以选择去调查李桂荣上访，实在是因为自己有诸多“无奈”。

　　张千帆的无奈之一恰在于这是一个“普通”案件，“至少在中国是一个极普通的案件。我自己在讲座中说过，如今中国此类事件太多，以至不死人就不算什么吸引眼球的大事。如果自己不走一趟，李桂荣的问题将永远是留在我心中一个沉重的问号。”

　　正是为了解决一个个“问号”，张千帆在在各种讲座以及发表的文章中，都涉及土地拆迁、信访制度以及高考改革等社会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现状下，知识分子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用宪法和法律的语言将民众的诉求传达给政府，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体制改革。

　　个案推动

　　关注上访问题的学者并非张千帆一个人。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亲身去调查个案的来龙去脉。他像一名媒体工作者，用自己的调查去影响社会，而不是泛泛谈理论。

　　三年前的一次讲座结束后，李桂荣拄着双拐来到讲台前向主讲人张千帆诉说她十多年上访的遭遇，并给了张千帆一叠控告材料。

　　作为学者，张千帆除了同情之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无力，“因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帮她解决问题的神通”。于是，张千帆把材料转给了毕业后在中纪委工作的学生。但是，最后李桂荣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今年3月中旬，张千帆刚回国就接到吉林“老上访户”李桂荣的电话，李桂荣称她在“两会”期间上访时被打伤，已被遣送回辽源市中心医院治疗，无钱无助、生存困难，“坚持不下去了”。

　　三年多来，李桂荣偶尔会联系张千帆寻求帮助，而张千帆之所以一直没有诉诸行动。“是因为自己作为理性的法律人在犹豫和权衡中——究竟能为她做什么？直到在开往辽源的火车上，我还在想，如果她的材料不真实怎么办？她会不会是‘精神偏执’的老上访户？会不会在‘利用’我达到什么目的？”

　　3月末，张千帆在吉林辽源市费时两日，调查李桂荣上访一案。回京后撰写了一份《关于吉林辽源市老上访户李桂荣的初步调查报告》。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认真对待自己，把自己作为积极主动的公民而非消极被动的臣民，依法履行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一旦参与成为每个公民的习惯，中国社会的人格状态和生存环境会是完全另一种面貌。”张千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释调查李桂荣上访案件的初衷。

　　张千帆之所以要亲自推动社会个案的解决，源于他十几年国外求学所受到的影响。“国外宪法能进入法院，得到比较有效的实施，所以他们的教科书绝大部分都是判例材料；我们的宪法得不到司法或其它机构的有效实施，这样教科书也就显得很单薄，而宪法学者长期以来没有实际案例作为素材，养成了只谈理论、不谈实际的习惯，总是囿于学派、门派之争。”

　　为积累实际案例，张千帆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社会个案上。2011年年初国务院发布新拆迁条例前后，张千帆和网站合作，就新条例以及自己团队提出的替代方案征求社会意见，网民反映比较热烈，共2万多人参与。

　　10月份，张千帆联合15位学者向国务院和教育部上书，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并起草了《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宪法圈里，有学者评价张千帆是“中国少有的几位能应用西方法学理论研究中国公法问题的学者”。通过写文章以及个案推动的方式践行法治理念，张千帆谦称“我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针对具体事件有感而发”。

　　“社会进步不可能通过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完成，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通过个案推动。这并非出于无奈，因为社会进步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实现的制度进步。”张千帆认为，知识分子不应不语，而要用个人的良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张千帆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文革”。受当时李政道、杨振宁回国掀起的“物理热”的影响，1980年高考时，张千帆选择了南京大学(微博)物理系，学的是固体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张千帆顺利考取美国“卡斯比”，来到美国读硕士，学习生物物理。

　　1989年，张千帆博士毕业，接着做博士后。不过，此时他的研究兴趣，却转向了社会科学。“我对理科固然很感兴趣，但是后来认为社会科学对中国更有用，所以先后转学了法律和政府学专业，发现这些学科确实是中国所需而所缺的。”张千帆回忆说。

　　1995年，张千帆来到得克萨斯奥斯汀政府学院，读政府学博士。四年后，张千帆拿到政府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在美国待了将近16年。

　　经过反复思考后，张千帆决定回国，先在南京大学法学院当教授。2003年，张千帆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后，逐步开始将思考付诸社会实践。

　　在美留学后期，张千帆学的是法学和政治学，宪法研究自然成了他回国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宪在》生活中

　　“宪政确实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宪法本来应该离我们很近的，好比我们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张千帆今年刚出版的《宪在》就是要说明，宪法其实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关注过它，是否知道怎么用它。

　　今年7月国土部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土地管理法》修改稿后，一份由北大学者制定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方案正在进行最后的梳理，将通过网络和媒体进行问卷调查征求民意，并在10月上交国务院。

　　作为上述修订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张千帆向媒体抛出自己的观点：“政府在农村城市化的土地征收中应起到监管者的作用，是刹车而不是油门！”

　　张千帆举例称，一个开发商希望开发一块土地，在市场的作用下他就要和民众谈判，谈判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如果当地民众要价太高或者通过临时建筑来增加赔偿金额，一旦超过开发商的限度，开发商自然就会选择开价少的土地。政府只需要监管整个过程是否合法或者有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就好。

　　“以沙石见世界，以滴水看人情”，张千帆尽量使得宪法学呈现平易与亲和的一面，使自己的文章具有可读性。

　　张千帆认为，在政府和社会诉求脱节、对抗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就尤其要发挥“中介”或“催化剂”作用。宪法学者一方面要让人民知道，最有效、风险最低的维权方式是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渠道，而不是诉诸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又要让政府知道，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期执政的最有效方式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制度。

　　“知识分子光骂人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社会，目前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在哪里。”张千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无论是学者、民众还是政府在制度建构方面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情绪化批评、非理性恐惧现象比较严重。“我认为学者应该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通过设计一些制度试验来促进官民的良性互动”。

　　张千帆认为，“我觉得改革开放包括宪政建设进行了那么多年，说这些话应该不需要太大的勇气，而我回国以后主要的工作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批评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体系。对社会不能只是解构，而应有所建构。”(记者/王全宝)

　　作为宪法学者，多年来他一直通过个案推动社会进步。他认为宪法学者一方面要让人民知道，最有效、风险最低的维权方式是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渠道，而不是诉诸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又要让政府知道，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期执政的最有效方式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制度。

　　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批评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体系。对社会不能只是解构，而应有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