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讯(记者 张弘弢  刘龙飞 黄进 胡新科 李世敏) 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等机构的调查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

　　关键字：钱

　　“一年赚10万在以前也不算太难，可偏偏今年运气不好，我的销售业绩一直没有什么突破，勉强挣了5万元。”吴亮说，没完成“任务”，他“不好意思”回家面对老婆。他说，打算留下来再冲一冲，争取再挣点钱年后回去，“拿这点钱回去，即便老婆不说什么，丈母娘那关也不好过。”

　　人物一：梁芬 籍贯：电白 职业：水果档主

　　尽管农历新年越来越近，但在广州打工的梁芬(化名)却早已打消了回家过年的念头。

　　1月10日傍晚，刚刚忙完一天生意的梁芬接到了来自电白老家的电话。电话那头，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兴高采烈地说：“妈妈，这次期末考试我语文和数学肯定能考到90多分，你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只能安慰他说，爸爸妈妈一定会尽快回来。”梁芬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她和丈夫早就打算今年不回家过年，但一直不忍心告诉孩子。

　　3年前，梁芬和丈夫来到广州，当过餐厅服务员，摆过地摊，但一直没有赚到钱。2011年6月，梁芬夫妇租下了位于天河区的一间铺面开了个水果店。“每月租金3000元，开店找亲戚借的2万元到现在还没还清。”梁芬说，“我们想利用过年这段时间多赚点。”

　　人物二：秦凤 籍贯：湖南衡阳 职业：小商贩

　　湖南衡阳人秦凤，也抱着与梁芬一样的想法。43岁的她来广州挑担沿街卖水果已经10年了，近5年都留在广州过年。“我们夫妻俩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去年在迎春花市上租了个摊位卖花，因为没有经验，进的花不好卖，八块钱进的百合，五六块都卖不出去，最后三块钱清货，一家人辛苦一个多星期，反倒亏了两千多块钱。”

　　人物三：刘宁 籍贯：大埔 职业：保安

　　35岁的刘宁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与妻子及两个儿子团聚了。

　　“我们没假放，哪里回得去啊！”刘宁说，他们做保安的一天三班倒，除夕和年初一都要值班，“我们住集体宿舍，也没法让老婆小孩来过年。”回忆起第一次一个人在广州过年，刘宁仍感觉有些心酸，“大年夜那天，我在宿舍煮了点东西，吃完后一个人在岗亭里值班。风呼呼地吹，我打电话回家，一听到孩子的声音，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刘宁说，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在外面过年，也没觉得特别苦，更重要的是，单算经济账，春节不回家很划算，“我们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六七百块，请假回家一趟就少好几百。”

　　人物四：吴亮 籍贯：河北承德 职业：医药销售人员

　　28岁的河北承德小伙子吴亮(化名)在一家医药公司做销售，最近的他很是发愁，愁的是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一年下来的业绩不太理想，回去不好跟老婆交代。”吴亮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去年结婚没多久，便把老婆留在家中一个人出来打拼，并承诺年底向老婆交10万元。

　　“一年赚10万在以前也不算太难，可偏偏今年运气不好，我的销售业绩一直没有什么突破，勉强挣了5万元。”吴亮说，没完成“任务”，他“不好意思”回家面对老婆。他说，打算留下来再冲一冲，争取再挣点钱年后回去，“拿这点钱回去，即便老婆不说什么，丈母娘那关也不好过。”

　　关键字：票

　　徐安伟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所在的厂子规模太小，没办法订团体票。提起今年开始实行的网络售票，徐安伟说：“厂子里60多个工人，没一个有电脑，而且我们连键盘上的字母都认不全，更别谈网络订票了。”

　　人物一：薛金燕 籍贯：河南驻马店 职业：宿舍管理员

　　薛金燕，40岁，在广州某高校做宿舍管理员，近5年没有回家过年，丈夫也在广州打工，两人有一个17岁的儿子。

　　“我不回了，买不到票。”薛金燕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每年春运，广州到河南的车票都很紧张，有的老乡排了两天两夜没买到票，“看着电视上火车站人山人海的画面，我都有些怕了。”薛金燕说，就算是买到票回去了，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走一百多里地才到家。“人那么多，扛着大包小包走得太辛苦。”

　　薛金燕选择了给那些回家过年的同事顶岗，她也曾想过让孩子南下广东一起过年，“车票相对好买一些”，但一想到自己天天都要值班，根本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物二：徐安伟 籍贯：河南信阳 职业：五金厂工人

　　谈起回家过年的事，徐安伟并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那么激动，反而有些淡定和漠然，“这几年已经习惯买不到票了，也不想折腾了。”

　　今年元旦刚过，徐安伟便开始着手订票。“去代售点排队，人家说往河南的车票很紧张，而且代售点预售期短，让我试试网络订票和电话订票。”徐安伟说，到代售点排队之前，他也试过电话订票，虽然打通过几次，电话费也没少扣，但到最后都被告知票售完了，“我还是觉得排队买票靠谱。”

　　徐安伟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所在的厂子规模太小，没办法订团体票。提起今年开始实行的网络售票，徐安伟说：“厂子里60多个工人，没一个有电脑，而且我们连键盘上的字母都认不全，更别谈网络订票了。”

　　徐安伟也曾经考虑过坐汽车回家，但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最终放弃了。而对于坐飞机回家，徐安伟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我一个月工资才2000多元，我们一家三口坐飞机回去，钱都花在路上，回家还过什么年？”

　　人物三：张斌 籍贯：黑龙江职业：菜贩

　　广州市天河区翠华街的国六宝菜市场，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张斌(化名)——一个个头1米8左右的高大汉子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守在菜摊前热情地招呼顾客：“下班了，今天买点什么菜？”当被问及今年是否回家过年，他的回答总是很干脆：“不回。”

　　“太远了。”他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从广州坐火车到哈尔滨需要37个小时，硬座355元，硬卧下铺640元，下车还要再坐4个多小时汽车才能到家；坐飞机一个人单程票价在2500元左右。对我们来说，回家的代价太高了。”

　　张斌的妻子刘梅(化名)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她认识的几个在广州的老乡打算回家过年，但一直没买上火车票，又买不起飞机票，到现在都还在纠结。

　　关键字：礼

　　姜敏说，在家乡，走亲访友拜年必须捎上礼品，正月里还要请亲戚朋友吃饭，请一次一桌至少要8个菜，而且接连要请好几天。她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在广州过年，我们只要正月初一、初二请几个好朋友来家吃个饭，简简单单几个菜就可以了。”

　　人物：姜敏 籍贯：湖南永州 职业：建筑工

　　1月11日晚上六时许，距除夕还有十多天，广州大学城北亭村青云大街7巷6号一栋老房子里炊烟袅袅，从湖南永州来粤打工的姜敏(化名)一边用工地捡来的木材烧火做饭，一边等着在工地做工的丈夫和小儿子回来。

　　此时，姜敏全家已决定继续留粤，度过在外的第13个春节。

　　姜敏至今清楚地记得，为了还清建新房欠的3万元债，1995年4月，他丈夫跟着同乡来到广州小谷围岛务工挣钱。同年，姜敏带着两个儿子也来到广州。“为了尽早还清债务，来广州的前几年，我们都选择了留下来过年。”姜敏说：“反正全家人在一起，在哪过年都一样。”

　　来广州两年多后，家里的欠债已还清，两个儿子也相继到了上初中的年龄，由于无力承担在广州读书高昂的费用，姜敏把两个儿子送回了家乡。尽管如此，两个小孩读书的开销，特别是上高中以后的开支依然是笔不小的数目。由于经济状况一直没有改善，姜敏和丈夫大多时候选择留粤过年，“两个儿子放了寒假就到广州来。”

　　姜敏说，其实她也很想回家过年，但总觉得这样做太“浪费”。她给南方农村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全家回家过年，四个人光车费一个来回就要近2000元，“如果在广州过年，这些钱就不用花了。”

　　在姜敏看来，除了车费外，家乡一些过年的风俗也让回家过年的成本相对留在广州高很多。她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按当地风俗，回家过年必须要置办大量年货，而且不能太“随便”，“(在广州过年)随便买点瓜子、糖果就可以了。”

　　姜敏说，在家乡，走亲访友拜年必须捎上礼品，正月里还要请亲戚朋友吃饭，请一次一桌至少要8个菜，而且接连要请好几天。她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在广州过年，我们只要正月初一、初二请几个好朋友来家吃个饭，简简单单几个菜就可以了。”

　　姜敏大儿子已于2010年高中毕业，现在在广州打工，小儿子去年也高中毕业。经济状况稍微好转，按理有条件回家过年了，但是在广州过了多个春节后，渐渐地，姜敏和家人发现，在外过年比回家过年更省钱、更舒服、更简单。她说：“由于很少回家，家里的东西都满是灰尘，回家过年就要大搞卫生，洗这洗那至少得花上4天，很麻烦。”

　　“家里有房子，以后我们老了或者不想在外漂泊了，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姜敏说。

　　关键字：暖

　　“我闺女一直喊我回家过年，我说今年你还得自己过，如果明年经济能宽裕点，妈就回家过年。”敲梆子的陈夏收起吃了一半的馒头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她的女儿已经上高中了，“花钱处多，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压力不小，上个星期说要交一千块书费，我给她寄了两千块钱，一半交书费，一半留给她过年。”陈夏说，在广州卖唱，生意好的话，除了伙食和住宿费，每天每人能分四五十块，“如果是星期天和假日，还会多一点。”

　　人物：丁文友等 籍贯：河南周口 职业：街头艺人

　　“皆只为黄河遭灾害，淹坏了两岸的好百姓；万岁爷赐下了杂粮万担，三千两黄金我父带出京……”1月14日，几个身穿绣金戏袍、耳挂髯须、脸画浓彩的老者以人流不息的街头为“戏台”，字正腔圆地唱起《刘墉下南京》、《打金枝》等豫剧经典片段。在广州天河城、岗顶等商业繁华地段，经常能看到这样一支“农民豫剧卖艺团”。

　　“我们家乡已经开始下雪了，冻得不行，而广州气候很温暖，适合我们老年人过冬。这是我在广州过的第二个年啦！”演红生的丁文友卸下髯须，点着一根烟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15岁进入农民业余豫剧团跟着师傅学唱戏，18岁开始登台演出，曾被选进县豫剧团。唱功好、表演精彩的他，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角儿。“我今年70岁，已经唱了整整55年。”

　　丁文友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1971年，由于剧团解散，他回家务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与附近的票友相聚过过戏瘾。两年前的一天，他们又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朋友一句“出去转转吧”的提议唤起了他压抑已久的表演欲望。于是，几位老票友凑了点钱，买了几套职业剧团淘汰的戏服，带上油彩和二胡、梆子，坐火车从河南周口来到了广州。5个平均年龄达65岁的老人，有人唱红生，有人唱老生，有人拉二胡，有人敲梆子，租住在城中村最廉价的出租屋里。

　　“我们真爱唱曲，虽然卖唱赚不到什么钱，但主要是为了见识见识大城市，开开眼界。”丁文友说，“我们年纪大了，再不走，就走不动了，很多东西恐怕就再也看不到了。不演出的时候，我们爱去看珠江夜景，两岸灯光闪烁，什么颜色都有，比我们的戏服还花哨。”

　　“儿子、女儿其实都不想让我出来，他们不放心。”78岁的黄带润说，“但只有唱戏，我才快活，一天不唱就憋得慌。”

　　“我们遇到的人都很友善，有一次不小心堵了别人的门面，老板也只是和声细气地让我们稍微挪挪；有几个懂豫剧的人路过听见我们唱戏，站着听了好久，最后还给我们塞五十、一百块钱；有记者来采访我们之后，还有戏迷拿着报纸来找到我们，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63岁的韩清阳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

　　“我闺女一直喊我回家过年，我说今年你还得自己过，如果明年经济能宽裕点，妈就回家过年。”敲梆子的陈夏收起吃了一半的馒头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她的女儿已经上高中了，“花钱处多，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压力不小，上个星期说要交一千块书费，我给她寄了两千块钱，一半交书费，一半留给她过年。”陈夏说，在广州卖唱，生意好的话，除了伙食和住宿费，每天每人能分四五十块，“如果是星期天和假日，还会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