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合理合法维权，周彭军每天自学法律知识 实习生 袁琛摄

　　周彭军在一家公司当了18年的保安，本以为这份“稳定”的工作，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但2010年，公司突然辞退了他。为了多年没有解决的保险问题，周彭军开始找公司维权，两年过去了，他还在维权路上奔波。

　　事例无故被辞退维权两年没结果

　　今年48岁的周彭军来自甘肃。1987年10月，退伍后的他到西安当保安。1992年10月，他又应聘到城东一家单位做保安，“单位效益好，管理也比较正规，我就再没换工作。”周彭军家在偏远农村，父母年迈、儿子上学，家里还有几亩地，他就把假期放到收小麦季节，回家给妻子帮忙打理农活。为了能多挣几十元钱，周彭军经常加班。2005年，他拿到工作后的最高工资1700元，“很高兴，钱都没敢花，直接就存起来了。”他说，自己只有一个愿望，能一直干这个工作，最后弄个正式身份，干到退休。

　　周彭军始终认为，只要认真工作，自己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但在2010年10月，周彭军突然接到通知，单位称岗位不存在，一并辞退九名保安，他的名字也在其中。周彭军说他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一直给他希望的单位，他兢兢业业在那干了近二十年，“当初进单位时，我还是个小伙子，现在年近半百，单位说辞退就辞退，这太不合理了吧？”

　　周彭军说，单位称按规定，给每位员工赔偿一年工资共10800元，同时要求员工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别的同事都签字了，我坚持没有同意，到现在也没解除劳动关系。”他说，辛辛苦苦工作了18年，说不让干就不让干，除了补偿一年的工资，再也没有其他赔偿，甚至连保险也没补办。在多次和单位协商后，周彭军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

　　“没想到这条道路走得这么坎坷。”昨日上午，周彭军坐在家中，很是感慨，“我原来根本不懂法，为了打官司的事情，专门买来劳动法进行学习。”2010年11月，周彭军申请劳动仲裁，随后又走上法院。“真打起来才觉得，打官司没想得那么简单。”

　　维权带来的是，他的生活状况下降。他靠打临时工凑合着过日子，为省钱他住在狭小黑暗的地下室，每天自己做饭，只能下午到市场买一元一堆的菜。繁琐而漫长的法律程序，已经让他身心俱疲。“我甚至有些后悔，是不是不应该走上这条道路。”周彭军说。

　　现状农民工维权讨要工资的最多

　　“农民工权利被侵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维权要难很多。”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茂说，索要工资案件，在农民工维权中，所占比例相对比较高。据了解，由于建筑行业门槛较低，对从业人员文化程度要求低，在西安现有的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占大多数。因此，发生在建筑领域拖欠工资的情况严重。此外，签合同的问题也是维权常涉及的。以前农民工意识差，不会在乎是否签合同，如今农民工维权意识强了，多数都会主动要求签合同。但用人单位考虑成本，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恶意逃避其应承担的责任。

　　张兴茂说，他接触过的维权农民工，具有比较普遍的共性是，他们自身的维权意识欠缺。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大部分干体力活，或从事简单的工作，与用人单位相比，处在弱势地位。平日正常打工的时候，不注意保留相关材料。当遇到用人单位恶意欠薪，农民工最先遇到问题是，自己手中没有证据，无法支持自己诉求，相关部门自然不受理。

　　说法维权时间过长让很多人放弃

　　张兴茂分析说，拿农民工索要工资来讲，他们要先与单位和包工头协商。对方不会支付拖欠工资，而是采取拖延方式，让农民工心存希望。协商无效后，农民工才想到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最后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进入法律程序后，又会涉及诸多问题，双方是否有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双方都会各执一词。”张兴茂说。比如工伤赔偿问题，就算没有任何纠纷，正常程序走下来，时间也非常漫长。他曾代理两起工伤索赔，最短的用3年多，最长达到6年多。维权时间过长，使许多农民工失去信心，中途就放弃追讨工资。

　　高额的维权费用，也阻碍着农民工维权。张兴茂说，维权的过程中，他们要负担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等诸多费用，高昂维权费用有时得不到补偿，导致不少的农民工无奈放弃，或者以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换取赔偿金或者是工资。

　　探讨应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费用

　　张兴茂说，虽然这两年政府重视农民工问题，出台农民工维权政策，维权状况也大有改善，比如，政府建立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工程项目招标的施工单位和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要按中标价缴纳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设立专户、专款专用，如建筑施工单位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经核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直接扣除工资保障金来偿还拖欠工资。

　　对于这一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尽管已有政策规定，但仍有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所以要保障农民工权益，除了政策上的支持，还应该在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费用上下工夫。这样，一旦农民工权益被侵犯，就能及时方便地维权。

　　本报记者杜俊岭实习生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