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高龄的杨礼成向记者说起那段往事时，仍然觉得历历在目

杨礼成说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不免有些唏嘘

　　逃荒途中回乡入伍 目睹63位战友阵前倒下

　　幸存老兵亲历雪峰山会战往事

　　本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文/图 

　　芙蓉山，位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境内。熟悉历史的人知道，这里是中国抗战时期著名的四大孤军营中的一个。现年85岁的杨礼成，亲自参与了芙蓉山孤军营的战斗，其所在连队转移途中遭遇日本军队，他亲眼见证了63位战友的倒下。

　　史料显示，1945年的芙蓉山之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即宣告结束。当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由此可见，杨礼成所参加的这次战斗，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68年后，隆隆炮声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如今的芙蓉山，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抗日老兵杨礼成现在仍居住在芙蓉山下。“如今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希望祖国永远不再受战火之苦，人民安居乐业。”他对《法制周报》记者说。

　　◎1944年底的一天，日军攻占了隆回县周旺铺，眼看就要打到自己的家乡了。村里的大人们都带着小孩要去逃难。“走了大概两天，我就向父母提出要回家。大人们都很不理解，不让我走。”杨礼成说，虽然当时自己只有十几岁，但已经明白“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道理。

　　◎简单的入伍仪式后，杨礼成与杨怀臣即随部队从周旺铺退至独龙山(音)台山组，驻扎了一个星期。他回忆，自己入伍后，几乎没有参加过像样的训练，就已经成为前线战士了。

　　◎“整个雪峰山会战期间，日军始终不能突破芙蓉山之险，只能利用邵榆公路运送兵员、辎重，战备物资只能绕崎岖小路向前移动，极大地消耗了其时间和精力。号称精锐之师的日本军队，在雪峰山这道由军民筑起的天险面前望而兴叹。”杨礼成谈到芙蓉山之战在整个雪峰山会战中的战略意义时说。

　　16岁时放弃逃难选择参军

　　1928年7月22日，杨礼成出生在隆回县石门乡芙蓉村一户普通农家。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杨礼成会和这里大多数农民一样，平静终老。

　　“16岁的一天，家里突然乱了套，父母要我们赶快整理东西，准备逃难。”身体健朗的杨礼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为记者打开了他的记忆之门。

　　1944年底的一天，日军攻占了隆回县周旺铺，眼看就要打到自己的家乡了。村里的大人们都带着小孩要去逃难。“走了大概两天，我就向父母提出要回家。大人们都很不理解，不让我走。”

　　“事实上，我们逃走的时候，芙蓉山已经成为中国军队阻击日军向洞口方向侵袭的战场，当时村里就驻扎了部队。”事隔68年，杨礼成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当时，国军74军一个连驻扎在我们村，其中，三排住在我家隔壁，连部和一排住在杨光源(与杨礼成同期入伍的另一位健在老兵)家，二排住在另一个村民家。那些士兵都很年轻，主要是衡阳人和邵阳人。”

　　“为什么您要坚持回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家乡？”记者问，杨礼成说，虽然当时自己只有十几岁，但已经明白“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道理。

　　和杨礼成有相同想法的年轻人还有杨礼成的堂兄杨怀臣。两兄弟回到芙蓉山后，成天与战士们在一起，随他们上山挖壕沟、砍树做掩体，很快大家就互相熟悉了。

　　在这些战士中，杨礼成印象最深的是一位20多岁的四川籍排长。有一天，杨礼成问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你们去打鬼子？”排长很爽快地回答可以。就这样，杨礼成和杨怀臣入了伍，杨礼成被分配在4排，杨怀臣被分配在1排。

　　随部队驻扎在家乡

　　1945年4月9日，驻湘日军第20军对湘西发动攻势，目标为芷江空军基地，为全面进攻四川、直逼重庆打开门户。史称中国对日最后一次会战的雪峰山会战就此打响。在众多中国守军中，由钟雄飞担任团长的100军19师57团(其时奉命划归74军57师指挥)，担任坚守正面据点、死守并切断日军交通的重任。

　　资料显示，位于湘中腹地的芙蓉山海拔529.7米，历来为川黔门户，扼湘黔公路咽喉，是日军西进必倾全力争夺的要塞。

　　钟雄飞率部开赴驻地后，将全团官兵1973人分为4处。由第3营副营长袁楚俊率罗文生的加强第9连近200人固守岩口铺烟袋山；由伍亚杰副团长率孙廷简的第1营500人固守芙蓉山据点，利用资江、铜盆江天险阻击日军车辆、步兵、辎重从芙蓉山下的湘黔公路西进；以第2营500余人死守江口要地青岩；以第3营之7、8连300人守卫青岩西北的天台界。

　　上述4处布兵安排中，芙蓉山受到格外重视，由此可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杨礼成加入的就是钟雄飞的下属部队。简单的入伍仪式后，杨礼成与杨怀臣即随部队从周旺铺退至独龙山(音)台山组，驻扎了一个星期。“当时，连部驻扎在周旺铺街上，几个排则驻扎在附近的山上。”

　　2012年夏季的一天，杨礼成还去过当年驻扎过的平房。68年过去，这里早已物是人非，房子虽在，但很多战友早已作古，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堂兄也已于2005年辞世。

　　杨礼成回忆，自己入伍后，几乎没有参加过像样的训练，就已经成为前线战士了。

　　亲眼见证63名战友倒下

　　在周旺铺驻扎一周后，杨礼成即随部队转移至洞口县花桥镇(音)，“我们到达后，73军、100军也从隆回县花桥村、洞口县山门镇等处赶来。我们用了一个星期来建部队营房。”

　　“当时，日军从隆回县的六都寨、小沙江分两路向花桥进犯，试图在这里形成大包围。”1945年农历2月20日，杨礼成所在部队从花桥向溆浦方向转移，翻越雪峰山到达溆浦的龙潭镇(音)，“20多公里山路，翻了很长时间。由于山高路陡，一个小时走不了几公里，到半夜还在半山腰上，每个人都又饿又累，但都坚持着，直到第二天早晨，到达龙潭镇的山脚下。”杨礼成回忆。

　　次日凌晨，杨礼成所在部队简单地吃过早餐后，便奉命前往溆浦县城开拨。第三天早晨，部队又回撤至塘湾，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杨礼成称，当时，从塘湾前往龙潭要经过雪峰山的一个垭口，“我们的搜索兵在走到接近垭口的地方，看到对面有日本人在挖战壕，连忙向上级报告。”那时离预定目的地还有5分钟的路程，不按时到达也是死罪，但如果强行突破，则在鬼子的射程内。

　　“怎么办？”这时，连长决定全连冲锋，杀向敌人，夺回阵地。当时正是午夜，全连共发起了3次冲锋。

　　“首先连续冲锋了两次，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了回来，第三次冲锋时，一位姓龚的排长带领一个排从侧翼迂回包抄过去，敌人看到右边来了中国军队，以为是大部队进攻，就撤退了……”在这次战斗中，杨礼成所在的连，140多人死伤63人，全连正副连长及排长9人有5人阵亡，1人重伤，最后清点兵员时，只剩下70多人，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4、5、6连成功撤退至雪峰山山界上。

　　在杨礼成的印象中，雪峰山会战从农历3月9日开始，至4月19日结束，他亲历全程。

　　“孤军营”坚守终尝胜果

　　就在杨礼成所在的4连转战溆浦、龙潭镇等地追击日军时，同团第9连负责守卫的岩口铺也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进攻，日军120联队主力第1、2大队2000余人，由枫林铺沿邵(邵阳)榆(榆树湾，即今怀化市城区所在地)公路，西攻岩口铺，当时的第9连守兵仅196人。

　　面对4倍于己的800名日军的围攻，第9连连长罗文生带领下属部队顽强阻击，屡挫敌锋。4月17日晨，自塘渡、九公桥西进的日军第3大队等部进抵双龙桥及雨山铺附近，至此120联队全部到达。除一部抢修枫林铺以西公路外，其余600余日军再度向岩口铺猛攻，但此次攻击仍未得逞。

　　与此同时，进占雨山铺的日军第3大队400余人与钟雄飞团芙蓉山警戒部队第1营第3连接战，日军被阻于老虎山而无法从芙蓉山西犯，便转而向桃花坪、铜盆江集结。

　　4月18日、19日，日军兵力增至2600余人，岩口铺的罗文生连连续血战12天，以阵亡排长以下官兵17人、伤31人的代价，击毙日军大尉田丁由五郎以下190余人，直至4月29日才奉命转移至毗邻芙蓉山的狮子山据点继续固守。

　　由于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岩口铺、芙蓉山第一阶段防御战结束，最终以日军绕道而行告终。此后，驻守芙蓉山的中国军队便成为了敌人前后夹击的孤军营。

　　“整个雪峰山会战期间，日军始终不能突破芙蓉山之险，只能利用邵榆公路运送兵员、辎重，战备物资只能绕崎岖小路向前移动，极大地消耗了其时间和精力。号称精锐之师的日本军队，在雪峰山这道由军民筑起的天险面前望而兴叹。”杨礼成谈到芙蓉山之战在整个雪峰山会战中的战略意义时说。

　　此时，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再加上从缅甸凯旋及经过休整的美式装备新6军自昆明运抵芷江，中美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迫使日军撤退。

　　1945年5月9日，日军中止芷江作战，其20军所属各部准备按原路向邵阳方向撤退。此时，芙蓉山再次成为中国守军的前线阵地。

　　日军关根支队受20军军部命令，攻占芙蓉山。5月18日，关根支队残部从武冈、洞口一线败退桃花坪附近，在芙蓉山被守军所阻。

　　5月22日拂晓，关根支队217联队主力在大洲村后山修筑临时工事，以猛烈火力向我军狮子山守军工事发动轰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芙蓉山一度落入敌军手中。

　　5月23日8时，奉命进抵于此的我方援军以孙廷简部为先导，向日军全面反攻，一举克复芙蓉山南部3个高地。当日下午5时许，我援军完全攻占山顶。日军最终夺路而逃，芙蓉山战役以日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68年后，隆隆炮声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如今的芙蓉山，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活在此的杨礼成老人，在经历人生的磨难后，早已回归平静的生活。

　　本报记者注意到，85岁高龄的杨礼成老人现在仍坚持下田劳作，耳聪目明，生活自给。近年来，当地抗战老兵志愿者和其他爱心人士亦陆续来看望老人，“如今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希望祖国永远不再受战火之苦，人民安居乐业。”采访结束时，老人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