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发生在北京站售票厅的“割喉案”，于近期一审落槌，身患精神疾病的行凶者被判死缓。该案的主审法官，即本文作者，讲述了案件背后三个同样受伤害的家庭。

　　北京站“割喉案”背后的三个家庭

　　文/王鼎

　　“被告人欧彬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3年9月5日，当法槌重重地落下，备受关注的北京站售票厅凶杀案尘埃落定。作为该案的主审法官，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纸判决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3个月的审理、9000公里的实地探访，透过这起看似普通的凶杀案，我看到了案件背后的三个家庭以及由此案折射的社会问题。

　　无辜旅客惨遭毒手

　　“报告！”顺着这个小而无力的声音望去，一名瘦小枯干的男子双手抱头站在北京铁路看守所审讯室的门口。他面色蜡黄，高高的颧骨深埋了惶恐的眼神。即使已经对全部案卷材料了然于胸，我仍然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眼前这个身高不足1.6米、身体羸弱的男子，竟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北京站售票厅凶杀案。

　　这名男子叫欧彬月，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人，42岁。2012年7月的一天，他拿着母亲仅有的1700元积蓄只身北上，先后在河北、北京等地流浪，靠捡拾垃圾维持生计。2012年9月6日凌晨3点多，欧彬月潜入北京火车站二号售票厅内，用随身携带的长达30厘米的菜刀向正躺在地上睡觉的被害人王晓雪、汪东亮颈部、胸部猛刺数刀，导致两人当场死亡。这起事件后被媒体称为“割喉案”。

　　“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两名被害人？”我急切地想解开这起凶杀案背后的谜团。欧彬月停了半饷，才开始断断续续地回答。

　　原来，2012年9月5日晚上，欧彬月在北京站售票厅的垃圾桶找吃的，偶然“听见”一男一女打电话时都讲到他妈妈的名字，并说要杀害他妈妈。欧彬月当时很害怕，于是想到了杀人。他跑到崇外大街一家超市买了一把菜刀，之后返回北京站，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刚刚打电话的那两个人。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欧彬月在售票厅乱转，看见好多人在地上睡觉。他在睡觉的人群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于是就把他俩杀了。

　　“你杀害的那两个人是前一天打电话的那一男一女吗？”我问道。

　　“不是！”欧彬月回答得很快，嘴角还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欧彬月的回答让我再次深陷疑云：“那你为什么要杀他们？”问题似乎又回到原点。欧彬月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我说：“因为我就想杀人。”

　　一份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揭开欧彬月为何“就想杀人”的谜团。经鉴定，欧彬月患有精神分裂症，2012年9月6日实施杀人行为时受所患精神疾病的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不完整，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

　　事实上，被欧彬月杀害的王晓雪、汪东亮互不相识，只是事发时都躺在售票厅内小憩，相隔数米。而行凶者欧彬月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其杀人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远在千里外的母亲。

　　欧彬月杀人后立刻逃离现场，之后到朝阳门派出所投案自首。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后把凶器扔在路边的花池子里，然后顺路一直走，看见派出所就进去了。”

　　一个无力管束的被告人家庭

　　当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呈现在我面前时，出于职业习惯，我更渴望探究案件背后的真相。欧彬月的生活环境如何，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的既往史，是否具备有效的家庭和社会监管？当我走进欧家所在的新兴县州背村时，这一系列问题都有了答案。

　　新兴县距广州市区百余公里。由于其地处广东省西部山区，路况较差，加之夏天多雷雨天气，这一段路我竟开车走了四五个小时。在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我穿梭于迷宫般的州背村，终于在一间平房前停下了脚步，这就是欧彬月的家。

　　欧彬月的母亲顾美凤将我迎进屋内。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屋内的陈设还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一间简陋至极的房屋，一只钨丝灯泡维系着整个房屋的照明，唯有屋顶疏漏的瓦片透进几缕光亮。目之所及没有任何家电，墙上贴满泛黄的报纸，唯一的一张床还是用砖头砌起来的，八九平方米的房间内堆满了捡来的废旧塑料瓶子。顾美凤告诉我，这些瓶子就是她的生活来源。

　　据顾美凤介绍，欧彬月是她的三儿子。从1995年开始，欧彬月便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疯，她怀疑可能和家族遗传有关，因为欧家有几位远亲也患有精神病。患上精神病后的欧彬月性情大变，他总是怀疑父母在他的饭菜里下毒，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地殴打父母。后来，由于他经常在村里打人，先后两次被送到肇庆市医院强制治疗，但病情一直没有好转。2000年，欧彬月的父亲去世了，欧彬月便一直由顾美凤一个人看护。顾美凤为了防止欧彬月伤人，曾经用铁链将他锁在家中，但好几次都被欧彬月逃脱了。后来，欧彬月威胁顾美凤说如果再用铁链拴他，就杀了她。

　　说话间，顾美凤拿出几个药盒，这是欧彬月每日要服用的药，药盒上还写着每日的用量。顾美凤还告诉我，她今年77岁了，想管教欧彬月也已经力不从心。欧彬月的两个哥哥都成家出去单住，除了交给顾美凤一间每月可收取300元租金的房屋外，很少过来照顾他们娘儿俩。

　　当我向顾美凤介绍了欧彬月杀人的基本案情和两名被害人的家庭情况后，顾美凤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说，作为一位母亲，看到自己亲手拉扯大的孩子做了这样的坏事，她特别伤心。但她实在是管不住欧彬月，两个哥哥也不愿意管他们这个爱惹事的弟弟。现在事已至此，只能对被害家庭表示深深的歉意。顾美凤指着自己简陋的房子说：“法官，你也看到了我的居住条件，我是想赔偿被害人，但实在拿不出钱来。”

　　顾美凤所说的情况得到了州背社区居委会治保主任黎增洪的进一步证实：“欧彬月有近20年精神病史了，我们居委会要求家属对他妥善监护，并出钱帮他家做了铁门、铁窗。欧彬月父亲过世早，只有母亲一人每天给他吃药、做饭。可她年岁太大，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有精力看管一个精神病儿子啊！自从村民得知欧家出了杀人犯，顾美凤都不敢出门了。作为母亲，她承受不起乡亲对她的评论。”

　　两个濒临崩溃的被害人家庭

　　带着顾美凤对被害人家属的愧疚，我赶往被害人之一王晓雪的老家——河北省沙河市西许庄村。

　　刚刚迈出校园大门的王晓雪，为了节省一晚的住宿费，瞒着父母睡在了北京站的售票厅内。没想到，这一晚，她花一样的生命被欧彬月夺走了。

　　王晓雪年过花甲的父亲王益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双眼尽力地擒住泪水，欲言又止；王晓雪的母亲则躲在房屋的角落不住地啜泣，不断地问我为什么被害的是她的女儿。他们始终无法释怀女儿的离世，向我细数女儿的优点。

　　作为法官，我依照程序向王晓雪的父母释明了相关的法律权利，之后，我便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诉说。因为在这种时刻，我想我更应担当的是一个倾听者。

　　王益发说，王晓雪是全家人的骄傲，作为普通农民家庭的女儿，她是全家族同辈中唯一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就在事发前4天，王晓雪还打电话告诉父母，她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打算上岗前先回老家看望他们。王晓雪的父母在欣慰和期待中度过了那4天。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北京铁路公安处的一通电话。

　　2012年9月7日，王益发在北京999急救中心的太平间内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年迈的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直到现在，王益发和妻子都想不明白，那天晚上，女儿为什么会睡在售票厅里。他们表示，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让女儿睡在那里。

　　悲剧也轰然降临在贵州省西部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是被害人汪东亮的老家。

　　2012年9月5日，22岁的汪东亮在北京准备乘坐第二天的火车前往温州。勤俭持家的他打算在北京站售票厅打地铺睡一宿。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夜睡去后，他就再也没有醒来。

　　汪东亮的遇害使得原本困苦不堪的家庭雪上加霜。汪东亮的母亲患有肝硬化并发腹水症状，每个月仅药费就要花掉几千元；他的父亲汪静海靠着一亩三分田维持生计。这个家，唯有汪东亮常年在外打工贴补家用。而如今，汪家只能通过亲朋好友的接济支付高昂的药费和治疗费用，汪家很是希望能通过被告人欧彬月的经济赔偿来缓解巨额贷款。

　　为了做好附带民事工作，我本想趁汪母在贵阳住院治疗期间进行探访。但就在我出发前两天，汪静海打电话告诉我，由于他们实在无力支付住院费用，只能放弃治疗回六枝特区老家休养。于是，我的目的地由贵阳改成六枝特区下属的岩脚镇。火车、长途客运汽车以及乘坐摩托、三轮车在山间石路上近1小时的颠簸，我终于来到了汪静海所在的村落。

　　当时正值雨季，我顺着泥泞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十分艰难地来到汪家。这是一间半山腰的石屋，汪母坐在门前的板凳上，面色锈黄，见到我就放声痛哭，汪静海低头抽着烟。当他们得知被告人家庭困难无力赔偿经济损失时，汪静海闭上眼睛，绝望的眼泪从脸上滑过。

　　脱缰的精神病被告人受刑

　　2013年8月20日，这起颇受关注的北京站售票厅“割喉案”在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欧彬月始终表情木讷，半闭着眼睛呈神游状态。只有公诉人提到他的名字时，他才受惊般身子一颤，随即睁眼看向发言者。对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和罪名，欧彬月均表示无异议。面对当庭播放的凶杀过程监控录像，当其他观看者不禁低声惊呼时，坐在被告人席上的欧彬月仍旧低垂着脑袋，两手不断敲击着大腿，偶尔抬头看着自己行凶的画面，满脸的漠然。

　　9月5日，法庭对欧彬月进行宣判。

　　“被告人欧彬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判决结果，欧彬月注视着自己的脚尖，身体仍然不停地抽动着。

　　“欧彬月，关于判决结果你有何意见吗？”依照程序，我开始向他进行判后释法工作。

　　“我服从法院的判决。”欧彬月回答得异常冷静。

　　“本案两名被害人与你素昧平生，你没有任何原因使用菜刀多次猛刺被害人的颈部和胸部，造成二人当场死亡。因为你公然在北京火车站售票厅内行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鉴于你的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理应判处死刑。但是，考虑到你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降低，仅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况且在案发后能够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因此，结合以上各种情节，对你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我向其解释完判决理由后略作停顿，继续说道：“你一时的失控，使两个正值青春年少的生命永远地消逝了，你所谓的保护母亲却使你的母亲老无所依，更使得两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遭受难以承受的伤痛，你后悔吗？”

　　欧彬月长叹一声，低声说道：“很后悔。”通过他的支字片语，我了解到他没有勇气对受害人的家属说对不起。这句“很后悔”，已无法挽回两位逝者的生命，更无法抚平三个家庭所遭受的创伤。(本文除被告人外，其他当事人均为化名)

　　案后思考

　　悲剧是否就此终结？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近年来精神病患者杀人、伤人事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精神病患者缺少有效的家庭、社会监管，特别是患有精神病的流浪者在城市间流动的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精神病患者的监护管理问题步入公众视野，社会相关管理部门也开始反思现行管理机制所存在的缺陷。2013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更为加强精神障碍患者治疗、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和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律保障。

　　随着精神病患制度的建设和不断完善，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3年11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