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习俗早已在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在被抛弃。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在工业化的流动社会里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这一核心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它习俗的变化。

　　本刊记者 李淳风 发自广东 湖南

　　春节的余味仍在，但也许并不令人回味。

　　曾经坚挺的春节传统几近消融殆尽，背后是流动着的工业社会与根植性很强的农业社会之间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农业社会的全面败退，总是倾向于维护传统的老人丧失了话语权，传统失守。

　　春节，现在适用年轻人的价值观，崇尚着浮华的物质主义。多少人历尽艰难地回家，达成的却不过是一场见了面的别离。

　　落寞的传统

　　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的早上，广东北部的一个客家小乡村。

　　64岁的白发老人陈发，早早地起了床，生了火，用粘稠的大米粥拌入番薯生粉，在锅里小火地熬，不断搅拌，直到变成一团黏糊糊的东西，粘在铲子上甩不下来，就算完工了。拿一个破碗盛出来，放凉了，那就是贴春联用的浆糊。

　　然后洗锅，煮一锅猪杂粥，就是今天的早餐。以往除夕日，家家户户天蒙蒙亮就开始杀年猪，下水部分猪贩子不要，就用来熬粥当早餐，年年如此。现在已经不杀年猪，但陈发仍然保持着旧习，提前几天买好了猪杂，只待用作除夕的早餐。

　　粥好了，陈发敲门，把两个儿子叫起来。

　　“打麻将打到快天亮，太阳晒屁股还不起床！”看着揉着双眼的儿子，陈发很不满。儿子们不吭声，轮着在手摇水井旁简单洗漱完毕，各自盛了一碗粥，端着走了。

　　吃完早餐，陈发把昨天买的春联背朝上摊开在一块还算干净的水泥地上，拿一支破毛笔，小心翼翼地把浆糊刷在上面。

　　“阿娣，拿张凳子过来！”陈发喊。

　　阿娣是他妻子，刚杀完鸡，闻声拿一张“日”字小凳放在门前。他们的身材都很瘦小，身高皆不足1.6米，阿娣扶着凳子，陈发颤巍巍地站上去贴横批，艰难地踮起脚尖，仍然够不着。

　　“人是越老越缩水了，去年都还够得着，”陈发叹口气，转头喊道，“阿强……阿亮……”

　　此时，两个儿子已经骑着摩托车离开了村子。

　　“这两个赌鬼，年二十八才回来，天天不挨家！”陈发摇摇头，没办法，只能换张高点的凳子。4间房子，贴春联花了半小时。

　　贴完春联，两个铁锅烧起了水，小的那锅丢进去半个猪头和一整只鸡，煮熟了捞起来放在铝制的托盘上—那托盘已有几十年历史，还是陈发的父亲年轻时买的—再加入一扎粉丝，几块腐竹，一瓶白酒，摆在一张小桌上。夫妻俩抬起来，走到村子开阔处，烧起黄纸，点了香烛，酹酒3杯，扔了几串鞭炮，就招呼两个孙子过来作揖—孙子们都在远处捂着耳朵。

　　“具太牢以飨祖宗”，这个除夕早上拜祖宗的仪式，是附近的客家人展示念祖传统的方式，自他们的先祖在明英宗时迁居此处开始，已经延续数百年。陈发相信在天上的祖宗会被召唤回来和后代一起过年，并在新的一年庇佑着他们。这也是展示传宗接代的意义之一—“承香火”，所以家里的男丁，任何人不得缺席，迟到了都要挨骂。

　　村子里以前曾发生过祭祖仪式年轻人不在的情况，回来之后被老父亲操起一块木柴冷不防抽在他腿上，差点把腿打断。

　　现在这个传统还在继续，但仪式上已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阿强和阿亮吃完早餐就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迷信”，不科学。陈发感觉到自己秉持的那些以往不容置疑的大道理，在“科学”面前毫无反驳能力。

　　拜完祖宗，大锅里的水开了，大水桶装着，拿到水井下调成温水，然后夫妻俩一人一个，给孙子洗澡，换上颜色鲜艳的新衣服。

　　“人老无用”

　　村子的除夕寂寂然，街巷里只有老人、小孩、鸡和狗，令人落寞。回家的年轻人难得一见，他们和阿强、阿亮一样，都到县城打麻将去了。陈发说，他们是开了房间在招待所里打，赢钱的付房费，请吃宵夜。早出晚归，一天只有早上吃早餐见得到人，有时连晚上都不回来。

　　除夕的晚上两个儿子还是回来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却吃得寡淡无味，3代人相对无言，小儿子阿亮还不时把玩着手机，抱怨回到乡下信号太差。

　　阿娣殷勤地给儿子们夹菜，大块的猪肉，圆溜溜的肉丸子。阿强伸碗去接，阿亮则捂住了碗口。阿亮跟母亲说，现在城市里注重绿色健康，不想吃那么多肉，免得身体“三高”，另外现在吃饭都是用公筷，绝对不能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那会让别人很为难。

　　阿娣笑笑说，城市里讲究真多。继而大家默然。

　　吃完年夜饭，摩托车发动，年轻人又走了。

　　在另一个地理空间，大年初三下午，湖南岳阳云梦路一条小巷子里，80多岁的刘爹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4间破旧的平房前。

　　刘爹爹记得，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大年初一，孩子们都要起个大早，来到床前，分批跪下来磕头。现在，给长辈磕头拜年的习俗早已被作为陋习抛弃，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都在外工作、安家，只在大年初二过来看看父亲，晚上住宾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刘爹爹很少出门，因为这两年常常不记得回家的路。“老了，没用了。”

　　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经验、阅历对于家庭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人越老，地位越高，说话越管用。“多年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语，多少反映着这种状态。在人口流动之前及初期，农村家庭财产对于下一代仍然十分重要，房产、土地、耕牛、农具、石磨、杵臼乃至坛坛罐罐，都是生存之所需。而这些财产的分配权，都掌握在家里最老的人手上，他们临终的一纸遗嘱，决定着儿子们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陈发再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儿子。春节，是一年农时的肇始，正是农业经验主义的产物，陈发和妻子都富于务农的经验。而如今，儿子们在外打工，这些经验的价值，从100%到无限趋近于0。房子、耕牛、农具等所谓的财产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不值一提。他们仅存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在老家带孩子。

　　刘爹爹年轻时是个技术精纯的裁缝，以前靠帮人做衣服养活全家人，孩子们穿的也是他自己用边角料缝制的衣服，虽说是百衲衣，却也美观大方。年轻时的刘爹爹身材高大强健，当裁缝之前，还干过十几年的码头工人，依靠一人之力，扛起全家人的生活。后辈们记得，以前他脾气火爆，说一不二，典型的码头性格。后来做裁缝，拿着一把软尺，也是犹如家法，丈量着儿女们的一举一动。

　　如今人老之后，他也面临同样的困惑，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自己赖以创造生活并藉以自豪的手艺，在后辈们看来一文不值。谈论现在的社会现实、人生信条，刘爹爹没有了任何发言权。他很希望孩子们能在自己的老房子里过一次年，但孩子们说，一是不好住，孙辈们娇生惯养哪里还受得了这样的房子？二是过年还有许多应酬，做生意的，过年最忙，要去讨好很多人，否则明年怎么做业务？

　　以往过年大家都穿新衣服，孩子们会每人给刘爹爹买一件。刘爹爹心里高兴，但又感觉衣服多了浪费，让孩子们不要再买。后来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他们真的不再给老人买过年的新衣，而是加大了红包的数额。尽管拿着钱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去买会更节约、更合理，但刘爹爹总觉得心里少点什么，空落落的。

　　“每个人买的衣服不一样，红包拿着都一样。”刘爹爹说。

　　春节的习俗早已在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在被抛弃。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在工业化的流动社会里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这一核心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它习俗的变化。

　　传统，是尤金·埃利希所说的“活着的法”，老人就是法的强制力。而如今，老人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以及对人生经验和技能的虚无感，使得强制力消失，他们凝聚家庭的努力难以奏效。

　　脱离了传统环境的春节，无论是历法内涵还是精神内涵都已被一步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成为了全年经济预算的一部分，是一种理性的物质再分配的个体考量。

　　刘爹爹外孙卢坤在广州工作，今年春节没有回岳阳，而是去了长沙的哥哥家，父母(即刘爹爹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也从岳阳往中间走，一家人在长沙团聚。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在躲避岳阳亲朋环境下沉重的红包人情债，多年前，给小孩子的红包标准就已经上涨到至少每个100元，工作并不顺利的两个外孙都难以承受。

　　另一种分离

　　大年初五中午，阿娣坐在厨房门口的阳光下分拣番薯。

　　阿强和阿亮也好多年没有给父母买过年的新衣了，阿强今年带回来几瓶父母没见过的洋酒，还有一箱坚果，阿亮则什么也没带，只是给了父母每人500元。

　　几天的赌博，阿亮把银行卡里1万多元都输光了，还借了1万元接着赌，依旧都赔了进去。回广州返工的路费没有着落，又找阿娣要，阿娣把500元全还给了他，于是陈发很生气。

　　回家一周，夫妻俩也没见过儿子几次。除了赌博，他们还有一堆一年或多年没见的朋友、同学要应酬，这里吃个饭，那里喝个酒，再去唱个歌，每天剩下夫妻俩带着孙子在家吃饭。抱怨几句，也会被顶回来，儿子说，你们可知道现在在外头工作有多难，朋友多重要？

　　老人无法理解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为之语塞。“少说几句算了，说不过他们。也不是光我们家的孩子这样，大部分都是一个样。”阿娣说。

　　“城市里的人，最喜欢吃番薯。”阿娣找来一个塑料袋，给《南风窗》记者装点番薯。夫妻俩对于城市生活，了解仅限于此。在他们看来，城市里的人，爱吃青菜，正常的还不要，最好是番薯叶、豆角叶、猪婆菜等喂猪的菜，还喜欢吃番薯、芋头这些农村里的人们吃得反胃了的东西。

　　他的两个儿子也生活在城市，但回来不怎么跟他们谈城市里究竟是怎么样。而他们熟知的播种时间、瓜菜的价钱、肥料的发酵、果树的病害等内容，儿子们也丝毫不感兴趣，于是彼此无话可说。两代人，一个家，却似乎已经被两种文化所隔离。

　　对于陈发夫妻而言，过年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春节是农闲时节，没什么重活要干，贴春联，杀鱼杀鸡，清理猪下水，烧水洗澡换新衣，动手准备年夜饭，除夕夜24点准时一起放鞭炮迎接新年，鞭炮留下的纸屑留着在初五一起清扫，名为“送穷”……只要一起干，意义就在其中。然而，工业化的分工文化和效率理性，让这一切看上去毫无必要，全部留给了老人去做。

　　“以前也打牌，吃过年夜饭，后生们一起打扑克，那时候买不起麻将。”陈发说。

　　年轻人打牌，老人就在旁边给他们分瓜子、送花生、泡茶，然后坐下来笑眯眯地看，有人拿到好牌却打输了，老人也在旁惋惜几句，分析正确的打法。而现在打牌，年轻人都是跑到县城去，变成纯粹的赌博。

　　于是，春节的相聚，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分离。

　　就经验而言，一些城乡分离的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无话还属正常状态，有一些家庭的矛盾，还在相聚的短短一周内产生。比如兄弟姐妹之间，平时无法见面，春节聚到一起，抓住机会讨论一下各自的赡养义务和供给比例的问题，有时就会不欢而散。或者成员之间存在一些债务往来，喝点酒上了头就有可能旁敲侧击一下，导致彼此面红耳赤，嫌隙暗生。

　　人回来了，亲情并没有回来。假相聚之名而行的春运人口大迁徙，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已只剩下春节的躯壳。历尽艰难回家过年的必要性仍被公认，然而即便是陈发、阿娣这样几近文盲的农村老夫妻，也开始怀疑春节相聚的实际意义。

　　陈发只有在说起过去的时候，深陷的眼窝里才会闪出由衷的喜悦。“以前啊，有200块钱，一家人就可以过个好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