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柳州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熊倩采访柳北区民政局长，采访录音被强迫抹去，并被扣留2个多小时。熊倩状告局长侵犯其采访权，并索赔一分钱。4月3日，她接到了柳州市中院要求一审单位对此案重审的裁定书，但却没有丝毫的欣喜。

　　学生家长投诉信息台

　　1999年10月下旬，时任柳州人民广播电台《龙城访谈》栏目记者的熊倩接连接到学生家长的投诉电话。一位叫李志刚的家长说：9月份，他才交了200多元钱电话费不久，家里的电话又被停机了。他到电信局查询，得知他竟欠下了1300多元的“信息费”。他回家一追问，才知是他儿子私打“灵声”信息台电话惹下的。原来，两个月前的一天，儿子放学路过某小学门口，见一位身穿印有紫薇热线电话号码红衣服的大姐姐在向学生发卡片，他也“领”了一张。此后，他便频频打“灵声”电话。“灵”声小姐在电话里跟他大玩诸如“毛毛虫非礼毛毛虫”、“一个多次离婚的女人是什么”、“打针打在什么地方不疼”之类的“有奖竞猜”，让他欲罢不能。还有一位家长更是欠下了近6000元的高额“信息费”，其儿子害怕家里人打骂，竟离家出走。熊倩认为“灵声”台采用了不正当的经营手段，决定对此事进行采访。

　　局长接受采访“侃侃而谈”

　　11月15日，熊倩与“灵”声信息台领导约好采访后，立即来到位于壶东大桥的电信大楼，准备上18楼灵声公司。但门口的保安不准她上楼，熊倩表明身份并说明来访目的，保安竟说没有这家公司。熊倩表示是约定采访，该台领导说就在这里，要求保安打电话核实，但保安不但不打电话，还拽住她往外拉。熊倩挣脱他欲上楼，保安猛然张开五指当胸揪住她的衣服，将她拖出门外。熊倩随即打110报警。

　　遭受挫折的熊倩并未气馁，12月10日，她得知灵声公司挂靠单位是柳北区民政局时，转而决定采访民政局。下午，她打电话给柳北区宣传部联系采访事宜，在征得黄部长同意后，她来到了柳北区宣传部，黄部长带她去了柳北区政府孔副区长办公室。熊倩说明了来访目的，孔副区长表示他刚出差回来，对“电话风波”不了解，“你最好直接去采访民政局马局长。”不一会儿，马局长和民政局另一位干部出现在孔副区长门口。“你来得正好，电台有位记者要采访你。”孔副区长说。“可以呵。”马局长坐了下来，于是熊倩便对马局长说了采访的目的和内容。

　　马局长打开了话匣子。马局长开口的时候，熊倩便掏出微型录音机摆放在桌子上。马局长对熊倩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一口气说了1个多小时。临下班时，马局长说完了。孔副区长接着作总结性发言。因坐的位置距孔副区长较远，熊倩便又拿起录音机伸到孔副区长面前录音。孔副区长说完，采访也就结束。

　　采访录音被强迫抹去

　　正当熊倩要将录音机收进包中时，马局长突然问熊倩：“刚才你将我的话录了音？”熊倩答：“是的。”马局长顿时生气了，说：“别的记者采访都是记笔记，你怎么录音？没经过我的同意你怎么能录我的音？”熊倩说：“我们电台记者采访都是要录音的。”“不行，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录我的音是非法的，把磁带交出来！”熊倩解释说电台采访要录音才好作节目，但马局长仍要熊倩交出磁带。熊倩感到为难，打电话回台里请示。不久，一名台领导来了，跟马局长一再解释，电台采访一般都要录音，是采访的基本方式。

　　但马局长仍表示要将录音抹去。台领导见解释无效，不再多说，叫熊倩走人。当熊倩走到门口时，马局长抢先一步，用力将门关上了，“不准走！”熊开门要走，但马局长拉住了她。于是双方争执起来，孔副区长在一旁劝解也不起作用。双方僵持一直到晚上8时，熊倩看到不照马局长说的去做是走不成了，只得含泪将录音抹掉。

　　记者被电台“精减”

　　事后，经台领导同意，熊倩仍继续采访“话费风波”专题，并在《龙城访谈》推出了系列专访节目。12月15日早上节目播出后，马局长便找到电台领导，剪掉了涉及她的内容。下午下班时，电台领导叫熊倩去一个地方“坐一坐”，说是马局长向她道歉。她以为是去柳北区政府，但去了才知，是一娱乐城。席间，就坐在她身边的马局长并没向她说过一个道歉的字眼，倒是说了一大堆她的官场上的亲朋好友。

　　熊倩的遭遇被广西《南国早报》记者知道了，记者通过别的途径采访将这件事写篇消息登了出来。从此，一系列的麻烦就朝她袭来。

　　12月17日，柳北区政府某领导去了电台，对一台领导说：“事情不是已经内部解决了嘛，你们怎么又捅给报社了。”这名台领导也跟着急了，要熊倩写检查。熊倩不肯，台领导就将她调出了新闻中心，说写好了检查再安排。但她的检查未被通过。2000年1月6日，台领导又叫她回去上班，说不用写检查了。但上班后台里却不安排她的工作，她提出出去采访也不给她开介绍信。1月底，台里开先进评比会，也没通知她参加。不久，她想赴泰国探亲，公安局叫她开具单位证明，但台里不给她盖公章，使她至今仍未能成行。

　　熊倩思来想去，决定状告马局长侵犯了她的采访权，讨回她的名誉。这下她的麻烦更大了。2000年6月底，台里开会，说搞机构改革，精减人员，先从新闻中心“精减”。电台的名牌栏目《龙城访谈》组6个人被减掉了5个，熊倩是其中之一。

　　庭审被告没有出庭

　　2000年3月1日，熊倩将诉状递交到柳北区法院，状告马局长侵犯她的采访权，要求马局长向她公开道歉，并赔偿她的精神损失一分钱。

　　熊倩忍受着各种冷嘲热讽，直到8月31日，她才等到一审开庭的日子。在庭上，她发现，被告马局长没有出庭。其律师解释说，马局长出差去了，还出示了盖有柳北区政府公章的证明书。

　　法庭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9月15日，柳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柳北区法院认为：原告对被告进行采访时未告知要录音采访，亦未征求被告的意见而将被告的谈话内容进行录音，这是双方发生纠纷的主要原因。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遵守法律和纪律”中提出，新闻工作者“要维护和不得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中央宣传部曾于1991年4月20日发文通知，要按照准则的要求，指导各新闻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贯彻准则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切实执行。原告在采访时没有征得被告同意且在被告无准备的情况下录了音，这是不尊重被采访者的行为，被告在得知其谈话内容被录了音后有权要求原告消除录音。对于被告的行为能否构成对原告非法扣留、限制人身自由，这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和处理。据此，柳北区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五条，驳回熊倩的诉讼请求。

　　女记者毅然提出上诉

　　熊倩10月31日接到判决书后，大惑不解。因为她告的就是被告对她进行非法扣留、限制人身自由呀，法院怎么能对她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定？在记者公开了采访手段的情况下，应该是由被采访者声明是否可录音或拍照或记录。再说，马局长是国家公务员，接受记者对于她公务的一切形式的采访是她的义务。于是熊倩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无偿为熊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黄宇奇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被上诉人扣留、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侵权行为不予认定，是错误的。黄宇奇说：上诉人是经过被采访单位以及被上诉人同意进行采访的，被上诉人也接受了上诉人的采访。一般地，采访方式有几种：文字记录、录音采访、摄像采访。本案中，上诉人的录音行为只不过是采访的一种方式，只是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谈采访内容的复制，被上诉人无权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令上诉人消除录音，否则就是侵害了上诉人的一般人格权，侵害了上诉人作为记者这个特殊职业的采访权。

　　二审庭审时，马局长依然没有出庭，其律师说出差了，但这回没有提供区政府的证明。

　　索赔一分钱为人格而讼

　　2001年4月3日，熊倩总算接到了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诉裁定书。裁定书认为：一审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本案的正确处理，根据《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撤消柳北区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熊倩接到裁定书后，笔者对她进行了采访。笔者问：“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熊倩：“我只感觉累。我实在想不到这场不大的官司竟打得这样艰难和漫长。”

　　笔者：“从裁定书上看，发回重审，一般意味着原判错误，你将胜诉，不应该高兴？”

　　熊倩：“我不敢这样说，也许这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

　　笔者：“为什么这么认为？”

　　熊倩：“因为我只是一个人，而对方却不是。”

　　笔者：“你不相信法律会公正？”

　　熊倩：“法律的最终结果是公正的，但实现公正结果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不公正。”

　　笔者：“如果一审还是判你输，你将会怎样？”

　　熊倩：“我将继续上诉，我要将官司打到底。”

　　笔者：“你才索赔一分钱，不觉得价值太低了么？”

　　熊倩：“打这场官司，我可以索赔10万、20万，精神损失是无法定价的。但在这场官司里，钱多钱少对我没有意义，我只为我的人格和权利而讼。”(南方日报撰文：秦朝、责编：郎国华、版式：简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