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生涯的照片1万张，盖有1578枚邮戳的纪念本，这是壮士余纯顺徒步8年的血汗。然而，壮士绝对想不到，5年内这些遗产让家人们纷争不断———余纯顺没想到，艰难的徒步旅行中留下的遗物，从1996年起，便在其父亲、弟弟间引发了一场归属纷争。

　　这些遗物包括有记载了余纯顺从1988年至1996年的8年间徒步行走、探险生涯的日记照片1万张，盖有1578枚邮戳的纪念本，新闻媒体采访他的录像带8盘、磁带20盘及报道他壮举的报纸等。

　　1996年12月16日，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余金山把保管遗物的次子余纯民告上法庭，要求返还遗物。经法院多次调解，余纯民不承认遗物在自己处。杨浦区法院依法判决其返还。余纯民不服，提出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

　　执行期间，余纯民仍拒不履行生效裁判。为此，杨浦区法院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天的决定。2年后，余纯民自以为案件已经了结，便悄悄将先前转移的余纯顺遗物搬回了家。杨浦区法院执行法官得到这一线索后，迅速组织力量来到他们住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执行法官，余纯民顿时不知所措。他坚持称遗物不在自己家，但就是不肯开门。执行法官对他进行法制教育。无奈之下，余纯民打开了房门。在出示了搜查令后，执行法官在里屋吊橱里，找到了几只纸箱、几捆报纸，打开一看，就是余纯顺遗留的录像带、磁带、日记本等资料。一一清点后，这些遗物返还给了父亲余金山。

　　至此，余纯顺遗物纠纷首次尘埃落定。

　　1997年，上海某报记者汪建强撰写的《余纯顺死后也不太平》、《孤独英雄，在爱情旷野上逆风而行》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上海某周刊和湖北《知音》杂志上。余金山又以被侵害名誉权为由，将汪建强、某周刊、《知音》杂志社、余纯民和他前妻董英、女婿吴义林告上法庭。

　　余金山认为，两篇文章有15处是汪建强“借他人之口捏造事实，在媒体上向公众恶意诋毁、诽谤而已”，要求法院判令汪建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经济损失2万元；判令某周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4万元，经济损失3万元；判令《知音》杂志社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经济损失7万元；判令余纯民、董英当庭赔礼道歉，并各赔偿精神抚慰金4000元，经济损失1000元；判令吴义林当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6000元，经济损失4000元，由6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

　　而在此前的1997年10月，余金山以某周刊、汪建强侵犯名誉权为由，向徐汇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2月，余金山撤回起诉，但20天以后的11月9日，余金山又以汪建强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向普陀法院提起诉讼，1998年1月，余金山追加某周刊、《知音》杂志社、吴义林、余纯民、董英为共同被告。当时余金山要求6被告赔偿金额高达400万元，后来又降到100万元，最后又降到30万元。

　　普陀法院对此案十分重视，副院长阮忠良亲任审判长。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欲极力当一次“和事佬”，孰料双方都不领情。

　　法院认为，原告余金山与被告余纯民、吴义林均系家庭成员，被告董英亦曾是原告的家庭成员，双方理应敬老爱幼，和睦相处。但由于双方缺乏沟通和理解，未能妥善处理家庭琐事，导致矛盾加剧，关系紧张。

　　法院希望双方当事人从维护余纯顺的形象，珍惜亡者的荣誉，也尊重和爱护各自的名誉，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吸取教训，尽弃前嫌，互谅互解，取得和解。

　　法院经过庭审，作出如下判决：

　　汪建强、某周刊应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该刊上刊登向余金山公开道歉声明；汪建强、《知音》杂志社应在判决生效后30天内在《知音》杂志上刊登公开道歉声明；余纯民、董英、吴义林向余金山赔礼道歉，汪建强、某周刊、《知音》杂志社分别给付余金山5000元、2000元和3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7010元的案件受理费，汪建强、某周刊、知音杂志社分别负担3010元、1800元和2000元，余纯民、董英各负担50元，吴义林负担100元。

　　半个月来，记者试图找到余金山本人，可一直未果。上周末，按照判决书上提供的地址，记者前往惠民路753弄，可邻居说老余已不住这里了。

　　汪建强提供的消息说，好像住在浦东新区川沙镇妙境路。4月22日上午7时，记者从浦东乘公交车前往，8时左右，到达川沙镇，可找遍了妙境小区、妙境公寓，都没找到，几经周折，经附近居民介绍，终于在新德路的华港公寓找到了余老的住所。记者上六楼敲老余的门，可没有人应答。

　　门卫张师傅说，他22日早晨见过老余。那天早晨6时左右，老余说他大门的钥匙忘记在家里了，请张帮忙把门打开，张师傅于是叫了一个专门开锁的，打开门一看，房子为三室两厅，以当时的价格算少说也需20万元。房间内十分凌乱，房中间摆放着10多个箱子，里面全部是以前余纯顺的照片等。

　　老余十分得意地对张说，这些照片都是财富，他以后准备把这些照片全部卖掉。为了感谢张师傅的帮忙，余还给他和开锁的师傅各送了一张余纯顺的照片。

　　据华港公寓另一位门卫庄先生介绍，老余在华港公寓已经住了3、4年了，很少有人来找他，今年72岁的老余身体还算健朗，平时烟酒不沾，生活不算讲究。

　　去年4月，老余和庄师傅谈起要和儿子打官司的事，庄说犯不着和儿子打官司，余不理会。

　　4月23日，记者又采访了余金山的代理律师仇四平，他表示，他也不知道余金山的准确地址，只听说老余最近身体不太好。汪建强：

　　现在我已经说不出什么了，我很痛苦，也很悲哀，因为我在采访之中的大量事实表明，我崇拜的英雄死后，留下的不是警醒，而是更多的敛财与变本加厉。这是一种麻木，是一种贫困后的忘乎所以的贪图享受。我只是想问一句：英雄死后，我们应该继承的到底是什么？余金山：

　　余纯顺在新疆罗布泊遇难。噩耗传开，全上海乃至全国都为之震动悲伤作为生父“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大悲降临头上，其悲痛之情是彻骨彻髓的。

　　而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女婿以利令智昏的无中生有的“幕后新闻”招摇过市，向我射出了一支毒箭。余纯民：

　　如果自己手中有2万元，会把父亲一直告到北京去。余说，并不是心甘情愿要打官司，而是要祭奠大哥余纯顺的在天之灵，让他的精神发扬光大。余纯顺，上海人。生于1951年12月，大学本科。余纯顺有一项目前中国还没有人超越的纪录———徒步4万公里。

　　1988年7月1日，他挥手告别上海，开始孤身徒步全中国的壮举，行程达4万多公里，他访问过33个少数民族，发表游记40余万字，拍摄照片8000余幅，尤其是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征服“世界第三极”的壮举。

　　1996年6月13日在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的壮举时，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