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辽宁省瓦房店市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但因没有破案线索，随着岁月流逝，此案石沉大海。然而，凶手却从此罪孽缠身，灵魂被天网套牢，在四万多个日日夜夜里，他魂不守舍，恐惧，自责，忏悔，被生不如死的感觉所缠绕。慑于强大的“严打”攻势，今年5月23日，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这个遭受灵魂煎熬的犯罪嫌疑人名叫王治臣，辽宁省瓦房店人，今年35岁。或许是长期负案对心灵的折磨，他的相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近日，记者在瓦房店市看守所与他进行了长谈，感受到一个杀人凶手长期负案的心路历程。

　　十二载悬案

　　时间退回到1989年。

　　辽南重镇瓦房店市郊有个孙屯村，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当地的姑娘也长得俊美，村东头胡宝江家的女儿胡国梅就出落得美丽动人。她芳龄23，既活泼又贤淑，在岭下一家皮革厂上班，当时，胡国梅正与男友热恋，准备“十一”结婚。

　　7月5日这天正逢农历六月初三，被当地习俗认为是吉祥的日子。这天，胡的男友早早地来到胡家，向胡国梅献上定情礼物———一只祖传的银手镯。两人情笃意切，情话不绝，一晃到了下午三点半，胡国梅身穿白色连衣裙，骑上崭新的梅花牌自行车到工厂打二班。出门时她告诉家人，晚上12点下班，如果活干得快，下班就回来，如果干不完就在工厂宿舍住，第二天回来。

　　上面是我杀人以后才听说的。

　　我住在与孙屯村相邻的唐屯村，我是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1989年3月从部队退伍回乡后，感到心灰意冷，我不安心在家干活，常去孙屯村我哥哥王治军家喝酒。哥哥游手好闲，无正当职业，靠在农贸市场卖菜挣钱，但是心气儿挺高，总想发大财。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如何有本事，见过大世面，让我跟他混，并告诉我“抢劫来的容易”、“杀人像杀小鸡似的”。耳濡目染，使我与邪恶的距离越来越近。

　　7月5日晚，我又来到哥哥家喝酒。那天我喝了大半瓶，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瞅着哥哥家阴暗窄小的房子感到烦躁，腻歪，憋的慌。不知怎的，我俩把话题引到抢劫上，并当机立断决定当天晚上行动。哥哥几杯酒下肚后，脖子上的青筋跳得老高对嫂子说我喝多了，不想回家了，让嫂子领孩子回娘家住。

　　支走嫂子后，我俩就睡去，鬼使神差地在大约十一点醒来，哥哥拿了一把剔骨刀，并给我找了一把“十字花”螺丝刀，我俩借着夜幕来到村边一条小路旁隐藏起来。等了不到一袋烟工夫，路上有了动静，等到声音由远及近时却发现，是两个人骑自行车同行，不好下手。又约摸有过了一袋烟工夫，来了一辆自行车，或许是为了在哥哥面前显能耐，我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并喊“不许动”，将骑车人逼下车后，我一看是个女的，胆子更大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就用螺丝刀朝她身上乱捅一气，她边挣扎边跑，我喊正在路边撒尿的哥哥快上，他跑过来拿刀朝她后背刺去，就这样毁掉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恐惧到忏悔

　　当时正值七月盛夏季节，杀人后我却感到周身冷风嗖嗖，毛骨悚然，我俩顾不得察看死者身上有什么值钱的物品，忘记了作案的目的，悄悄潜回家中。在杀人过程中我吓得螺丝刀不知掉在了什么地方。

　　第二天才听说杀死的是胡国梅，我和哥哥心里都很后怕和惋惜。从此，我常支愣着耳朵捕捉有关她和胡家的每一丁点儿消息。

　　杀人后，为了避免引起对我们的怀疑，哥哥上街买了一把与丢的那把相同的螺丝刀，我则把杀人用的剔骨刀偷偷扔进一个厕所的粪池内。我俩寻思，没有给公安局留下什么线索，起初几天还挺镇静，还曾经混入看热闹的人群到胡家察看。

　　听说胡国梅死的现场很凄惨，白色连衣裙裙摆浸在鲜红的血泊中十分刺眼，前胸和后背分别被螺丝刀和尖刀捅破多处；法医为查明死因，还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不知为什么，听了人们的描述，我不由得怜悯之心骤起，对自己的残忍感到特别后悔。我想，如果当时案子破了，把我抓起来枪毙，我会毫无怨言，一点也不会感到痛苦。但遗憾的是，听说因为发案后过路的人多，现场遭到严重破坏，此案只剩下那把螺丝刀作为线索。因此，尽管公安局做了大量工作，案件也没有告破，一沉十二年，成了无头案。而我并没有因为公安局没有把我俩列为重大嫌疑人而暗自庆幸，倒是内心像揣个兔子整天惴惴不安。

　　俗语说的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对于我非常灵验。杀人后没几天，我便陷入极度恐惧中，吃不好，睡不着，每当看到警察或听见警笛腿就发软，浑身的每一个神经都紧张，以至于感到魂不守舍，魂不附体。白天见到陌生人以为是便衣警察，晚上也梦见警察来抓我。虽然除了我哥哥没有别人知道我杀人，而且我俩订立了攻守同盟，但十二年来我从来都担心案子会从他那儿露出破绽，因此，恐惧感一直折磨着我。

　　后来，自责占据了我的内心。我整天在心里咒骂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你无怨无仇，就被残忍地杀害，而且死得那么凄惨，你真是没有人性，真是丧尽天良，白披了一张人皮，连畜牲都不如！”

　　那些日子我不出门，怕出门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就会想到那残忍一幕。我在梦里常常梦见胡国梅的冤魂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杀我？给我偿命！”

　　这种折磨对我来说，比死还难受，我感到虽然我活着，精神却始终在地狱里游荡。我的眼前总能浮现出浸泡在血泊里的白色连衣裙，总觉得有个冤魂在缠绕我，使我走着站着坐着躺着都摆脱不掉，让我惊恐。我想，这就叫报应，这就是上苍惩罚吧。

　　杀人时我23岁，正是青春期，头两年有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我怕一旦案子破了连累别人，一次也没有看。1991年，迫于父母的压力，我草草地结了婚，但一直没有勇气要孩子，担心我这个杀人恶魔会给下一代带来不幸，直到结婚四年后不得已才要了一个女儿。有了孩子并没有转移我的注意力，内心仍是恐慌和自责。我解脱的惟一办法是借酒消愁，一次能喝一斤，一天能抽两盒“力士”烟，每天活得如行尸走肉。

　　有时我打自己骂自己，拿起刀要砍下自己罪恶的双手。下雨天，我常常站在外边高坡上，想让雷劈死我。我的精神已经崩溃，脾气古怪，经常拿老婆出气，发无名火。我知道她和别的男人好，但我从不过问，并希望他们处得更好，好让老婆孩子将来有个好的归宿。1999年，我们终于离婚，女儿跟随老婆走了，我的一个心事落了地。

　　借酒去自首

　　离婚后我到孙屯靠近胡家的地点租了间房子住，一来想为胡家做点什么算作暗中补偿，二来想借胡家人来刺激我，加大对我的精神惩罚力度，以换得我内心的一丝安慰。

　　这样的日子熬得越长我越恨自己，恨我的哥哥。自从杀人后，我很少跟他来往。我的心情变得更糟糕，整天抽烟喝酒、嚎啕大哭、打骂自己。我想到自杀，认为自杀才可以解脱。我曾两次跳进深水泡子中自杀，但由于会游泳，又本能地游到了岸边。今年3月，我买了一瓶“1605”农药、一瓶白酒和一只鸡腿来到山坡上，想就此来结束罪恶的生命。我一边流泪，一边喝酒，当酒喝完了，鸡腿吃光后，面对剩下的那瓶农药时，我又犹豫了。我想，如果我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案子不就真的成了千古迷案了吗？这不仅对不起死去的姑娘，也便宜了自己，更便宜了引我走上杀人道路的该死的哥哥。反正都是死，还不如投案自首，这样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点补偿。于是，我擦干眼泪，把那瓶农药摔碎，下山向派出所走去。

　　走到派出所门前，我犹豫了，我想我如果自首的话，肯定要死，正义的子弹将穿透我的头颅，我将永远见不到7岁的女儿和年迈的父母，不禁又害怕起来。我在派出所前面徘徊了一阵儿后，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向家的方向挪。回到家里，我使劲打自己嘴巴，砸东西，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走进派出所。第二天，我又借酒壮胆，再次走向派出所，但转了几圈后又回到家中，就这样，我多次投案都半途而废，我的思想太矛盾了。

　　今年4月，我从电视、报纸及管区民警的宣传中得知，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公安局昼夜巡逻，乡村总有警察的影子，我感到气氛紧张，我感到我的末日来临了。我听见人们议论胡国梅的案子，就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看我，如芒刺在背。虽然此案12年未破，但我信“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不自首案件迟早也会破的。

　　不久，村头贴出大幅告示，是大连市政法机关发布的关于犯罪嫌疑人限期坦白自首的通告，我偷偷看，默默往心里记，我被政策所感召。5月23日上午我没起炕，捂在被窝里反复寻思直到中午，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投案自首。我爬起来后喝掉家里剩下的半斤白酒，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又来到商店买了一包老鼠药，准备借酒劲投案自首，而后服毒自杀。但走在路上又犹豫了，路过一个小吃部我进去又喝了半斤白酒。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我继续向派出所走去，路上又买了一瓶啤酒一饮而尽。到了岭东派出所，我在门前徘徊，被细心的民警栾日涛注意，我一下子拉住他的手，几乎是在喊叫：“民警大哥，我来投案！我杀过人。真的！”说完我泪如泉涌。或许是酒精麻痹的缘故，我准备好的灭鼠药也忘到一边去了，被民警搜出。

　　记者了解到，王治臣投案后，如实交待了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立即调出已经尘封的案卷开展侦查，在厕所中挖出一把沉入粪坑十二年的剔骨刀，取得了认定此案的重要证据。哥哥王治军到案后，虽然起初曾百般抵赖，但在证据面前最终供认了伙同弟弟杀人犯罪的事实。

　　记者问王治臣自首后的心情，他说：“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为了这种轻松死了也值；我现在只有惭愧，但没有精神折磨；我虽然现在进了看守所，但感到比我十二年的‘自由’生活好，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国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溯时效为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王治臣明白，按照这一法律规定，如果自己再隐藏8年，犯罪行为就过了追诉时效，就可能不被追究。但从他负案十二载的心路历程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仅犯罪分子逃不脱作恶必受惩的规律，行恶者本身也必然在心灵上遭受自我惩罚。“要想不难受，除非未作恶”。(本报记者阎永纬 本报通讯员初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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