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静 通讯员 高翔) “我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只希望有好人能收养我的儿子，治好他的先天性心脏病，让他能像普通孩子一样生活……”

　　说这话的是31岁的河南农民程金，他于1998年被证实染上艾滋病。今年5月，程金等5个艾滋病患者来到武汉，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求诊，并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详见5月11日—14日本报报道）

　　虽然体检证明，他已是艾滋病中期，也许只能活1到2年，可程金没空多想自己。10日，记者打电话询问他近况时，他说：“我现在只有趁体力还好，多给家人做一点事。”

　　从武汉回家后，他立刻下地起早贪黑的干活———他年迈的爹娘也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母亲已卧床不起。妻子与一双儿女虽未染上艾滋病，但妻子心脏不好，不能做体力活，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可天不从人愿，已经一个多月没下一滴雨了，地里干得像火烧过一样。玉米苗子才几寸长，蔫巴巴的，眼看没希望了。出去打工吧，顶着艾滋病人的恶名，他已被迫停过两次工。

　　程金总是忘不了他在武汉街头看到的乞丐。那天在汉口火车站候车回家时，程金给了乞丐一块钱。这个年轻的农民充满忧伤地说：“将来我死了，我的妻子儿女会不会也像这样流落街头？”

　　最近，他向妻子提出了离婚，希望她另找归宿。可10年来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不同意。

　　在给记者的一封信中，程金写道：“我早有心理准备，某时严重病发，我会吞下整瓶的安眠药，以免给爱人和孩子再次增加经济上不必要的负担。担心的是母亲某日病逝，没有钱后事怎么办？欠下的债怎么办？我死后妻儿怎么生活……”

　　他最放不下的还是5岁的儿子小浩。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喘气，胸口鼓得高高的。不能多活动的儿子喜欢跟程金玩“打手背”游戏，每次程金翻过手来，反应敏捷的小浩总是“逃”得远远的，还会得意地瞄瞄父亲。每当这时程金心里就愁苦万分。他说：“有医生说治好他的病要六七万块钱，这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想都不敢想。可是，不治病，他还能活多长时间呢？”

　　程金想把儿子送给别人抚养。他说：“我想，把孩子送给别人，才是真正地爱他……我不要任何代价，只想有人能将他的病治好，能够送他上学，让他得到普通孩子应该得到的一切。”

　　左图：程金和他的家人。照片前排从右到左依次为：程金的儿子，父亲，侄儿，母亲。照片后排为程金及其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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