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盗窃派出所协警摩托车被刑讯逼供致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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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6日10:23 南方新闻网 (来源:南方都市报) | |||||||||
被开棺验尸的小偷 他是谁打死的?警方说是群众,群众说没打,家属进行漫长艰苦的上访后,真相终于揭开 4年前,在海南省琼中县,一名26岁的小偷在盗窃派出所协警的摩托车后被打死。警察 采写:本报记者 袁小兵 尸体上处处伤痕 李宏强申请立案侦查,他怀疑是抓儿子的几名警察把儿子打死的 2002年12月13日晚上11时许,海南省琼中县人民医院,李基益的小灵通响了。值守在旁的警察接过电话,告诉这个正焦急寻找李基益的人:李正在医院抢救,请立即转告家属。 这个时候,远在海口的李基益哥哥李基民突感心慌意乱,把半小时前关闭的手机又打开了。很快,他接到了弟弟朋友从警方那里转来的消息。头天下午,兄弟俩还在海口一起喝茶,临走时,李基益穿走了新买的一条裤子、一双皮鞋,刚认的一个姐姐还送了一件礼物给他。这个面目清秀的26岁年轻人喜欢结交朋友以及一切时髦的东西。他刚告别5年牢狱时光,罪名是盗窃。狱中,他请狱友在身上文上了黑龙和美女文身。 这天上午,他还在屯昌县城给哥哥打电话报平安。他在这里有个女朋友,但两人都没有固定工作。男方父母希望他们能尽快结婚,从此能安定下来。 尽管家人赶到,李基益还是于次日凌晨4时死亡。两名警察守着太平间,不让家属靠近。“公安局领导说,我儿子偷了琼中县城派出所民警的摩托车,逃到乌石农场13队被群众抓到殴打,送到派出所后发现身体异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李基益的父亲李宏强说。他相信了,想把儿子尸体拉回家,但这名局领导提出需要先解剖验尸。 法医接到电话后赶来,但设备直到上午才运到。10点钟开始验尸,家属这才发现,李基益双手手腕均有手铐铐过的明显痕迹,双膝青肿,左眼被打肿,左胸有一脚印,后脑勺亦有被打痕迹。“我开始有些怀疑是警察打死的。”曾在戒毒所短期工作过的李基民回忆说。 于是,当有警察暗示他们应该给法医50元“辛苦费”时,他们愤怒拒绝了。为了得到医院的病历和死亡证明,他们支付了566.3元的治疗费。医院诊断死因是“颅内出血致呼吸循环衰竭”。 时近正午,解剖还没进行。这时,李基益的七旬爷爷在家里得知最疼爱的孙子死亡后晕倒在家,消息传来,李家乱作一团。在警方提供的一张白纸上写下“不同意解剖尸体”后,家人急忙把尸体拉回屯昌。而且按照当地风俗,未婚者必须在死亡当日全尸下葬。 在给死者擦洗身体时,看着一处处伤痕,李家的疑问越来越大,但他们还是认为需要给死者一个完整的尸身,当天即举行了葬礼。后来有村民告诉李家,当天下午,当地派出所还派人前来村里打听是否已将尸体下葬。 其后,李宏强和家人几次来到离琼中县城10公里的乌石农场13队打听,职工们却全都否认那天抓过小偷(李基益),更没有人去打他。他们说,只有小偷被警察扭送到队办公室后,一名警察打了他几个耳光,说:“我的摩托车你都敢偷!”他们认为,被打只能发生在扭送回县城路上或是审讯中。 12月16日,李宏强来到琼中县公安局打听案发经过。“一名副局长火气很大,质问我:‘你是不是怀疑我手下的人打死的,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去上面告!我不能抓我的手下。’” 几天后,李宏强又找到县公安局局长,“他说人死不能复生,劝我不要去告,公安局出点钱算了”。“我提出15万元,他很吃惊的样子,说公安局哪有这么多钱,这栋大楼还欠着包工头的钱呢。” 12月26日,李宏强上书正式申请立案侦查,他怀疑是抓获儿子的几名警察把儿子打死的。但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他。而在李基益被送往医院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在此后近4年时间里,都是一个被掩盖的谜。 被谁打死的? 公安局报告说赶来的群众对小偷拳打脚踢,但农场职工对此予以否认 “你究竟看见了什么?”这近4年里,乌石农场13队不少职工都被反复这样询问,询问者包括警察、检察官、律师、记者,以及茶余饭后的好事者。 2002年12月13日下午2时许,李基益来到琼中县委党校,盗走居住在此的县城派出所协警文福的两轮摩托车。文福发觉后打电话给副所长吴淑勇,吴骑摩托车赶来,载上文福一起追赶。追至13队路口,李基益弃车往队里奔逃。 工人张炳锋正准备出工,听到警察在叫抓小偷,就跟着追了过去。最后,在瓦房后面他看到小偷被两名警察抓住。带到13队办公室后,工人潘瑞琼说,他看到警察把烟给小偷抽,把水给小偷喝,小偷身体状况跟正常人一样,很健康,然后警车就把小偷带走了。他们均称,整个过程都没有职工殴打小偷。 琼中县公安局却是另一种说法。在李家认为李基益死因不明提出书面控告后,该局于2003年2月20日终于出具调查报告,指出李基益慌不择路中3次摔倒,最后被分头追赶而来的群众拳打脚踢,“脸色青白,上气不接下气,喘着粗气”,押回连队办公室后“无力瘫倒在地”。 文福的说法更具有“现场感”:“……连队的工人于是拿着扁担、棍子、锄头帮我追赶……将李基益按在地上捆绑时,有很多工人用脚踢他……带到连队操场,陆续出来很多人,且越来越多,是我和吴副所长各架他一只胳膊带出(重围)来的……场面十分混乱,大概有几十人……你一拳我一脚……根本制止不了。”吴淑勇则表示,踢打李基益的人他“不记得了”。 下午3时许,李基益被带到县城派出所二楼会议室。副所长王南雄说,李基益“当时身体状况还可以,神志比较清醒,能够回答我们的提问,身上未见流血”。根据调查报告所述,李“开始说是湾岭人,尔后又说是琼山人,后来经过讲政策做思想工作,打消其顾虑,才交待是屯昌县南吕镇人。这时不知是何原因李基益突然昏睡,打起呼噜,怎么叫都没反应,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这时约是下午5时。 琼中县公安局认为,李基益3次重摔,又遭群众殴打,加上可能本身患有严重疾病,是死亡的几大原因,但由于“其家属坚决不同意进行尸体解剖,至今未能确定具体死亡原因”。 在审讯的近2个小时里,众民警都否认有刑讯逼供行为。那么,他们又看见了什么? 这年8月,海南省公安厅纪委来到琼中调查此事。与生动、详尽描绘李基益怎样遭群众殴打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对审讯过程仅有片言只语,且都强调自己不在场或中途离开了现场。 文福说,审讯时他一直在一楼和其他人说话。 保安李武说,他把李基益送到二楼会议室,过一会儿刑警队郭仁育等人到后,他就下楼了。 郭仁育说,问清李基益身份后,他叫同事陈长郁帮他做笔录,自己下楼打电话给领导汇报,直到楼上说李基益“睡熟了”。 陈长郁却说,郭仁育下楼打电话,他来帮忙做笔录,却发现笔没有水了,就到对面的办公室汲墨水,回来后就发现李基益睡了,并打起了呼噜。 这一次调查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琼中县公安局主动约见李宏强,希望李家不要再告状了,愿给李家一些补偿。“这次我只提出5万元,局长不同意,一名副局长说按照道路交通意外事故了断,一打听,最多1万多元赔偿,我们不要。人命难道不如一辆摩托车吗?”李宏强摇摇头,表示不解。 同年12月24日,李基益不明死亡1年后,琼中县公安局下达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是“未解剖尸体,无法确定死因,不具备立案条件”。3个月后,面对家属的复议,该局仍然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 一次次无果的调查 儿子死后,李宏强不再种田,一边上访一边打零工,逐渐学会了普通话 一碗米饭,两刀蒸肉,三缕青烟。2004年6月23日,李宏强用这样的仪式,含着眼泪却满怀期望地掘开了儿子的坟墓。 这一幕场景在中国古装戏里演绎过无数回,具有浓重清官情结的人们总希望透过开棺验尸,拨开迷雾迅速找到真相。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形已非常罕见,而人们的清官情结依然浓重。2004年5月19日,琼中县检察院向县公安局发出“开棺验尸建议书”时,李宏强看到“青天大人”正在降临。 这一天,海南省公安厅派出两名法医到达现场。“尸体已高度腐败。”法医这样写道。但李宏强和他的亲人都坚持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一具完整的干尸。这更多是来自对亲人死后的敬忌。“脑后颅骨有一条2厘米多长的裂缝,这就是致命死因。左胸还断了2根肋骨。”李基民说。 法医取下了李基益的头颅,要带去省公安厅。那一刻,李家的人都把头扭向了别处。 鉴定最终结论是:李基益生前因头部受到钝器外力作用造成颅脑损伤死亡。但李宏强称,他直到2年多后才通过律师得到了这份法医鉴定。 在验尸两个多月后,他几经交涉,才从琼中县公安局拿到鉴定结论通知书。至此,该局开始对李基益案立案侦查。此时距他死亡已过去近两年时间。 接下来案情一直没有进展。2005年3月1日,李宏强再次到省公安厅上访,省厅纪委书记命令刑侦处督办。3月10日,该处一名副处长带队来到琼中。但5天后,县公安局书面答复李家称:虽“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但由于时间久,取证难,群众不配合,造成至今还无法结案”。 这年9月1日,海南省政法委大接访。李宏强从头天下午6时起就来排队。他强打精神,排在100号以后,又不敢打瞌睡,怕别人插队。 李宏强得到了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的接见,对方表示将督办此案,但材料仍转给省公安厅,这让李感到绝望。 这天,海南特区报记者凌利生也来到上访者中间。这是一个头发有些乱、眼神有些迷离却对新闻无比热情的中年男子,坎坷的漂泊生涯让他对司法有着十分的警惕。李宏强瘦削苍白的脸庞和发生在他家的开棺验尸传奇色彩,引起了他的注意。李问:“要多少钱?”凌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事实说出来。” 很快,《海南特区报》大篇幅推出李基益不明死亡的报道,但报道似乎没有带来推动作用。 李不气馁。他趿着拖鞋继续四处击鼓喊冤。2005年底,又一支省里的调查力量下来了,来到13队时,恰巧工人们外出干活,这支力量便打道回府了。“他们后来告诉我:没有证据。” 琼中县公安局再次约见李家。“局长问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上面有人的,你告不了的。然后他们说可以按照人道主义,给我们一些补偿,大约是几千元。我说,这人命还不如一头肥猪吗?最后,他们给我们50元来回交通费,儿子不要,我想,为什么不要呢?就接下了。” 54岁的李宏强原来是个农民,后来进入镇粮管所,10年前下岗,重新在村里争取到1.2亩田地。在李基民眼里,“父亲很老实,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李基益死后,他不再种田,一边上访一边打零工。他逐渐学会了说普通话、厚着脸皮和耐着性子找领导,有时还敢跟领导叫板“他威胁我不要再告,我就威胁他,不处理好,我就告到中央”! 但李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睡不好觉,凌晨4点时,儿子李基益死亡的时间,他和妻子都很容易醒来。因高血压,妻子几次被送往医院抢救。李坐起来,闷头抽烟。妻子则说,她又梦见了儿子,儿子还是那样哭着喊:“妈妈,我求他们别打了,可他们不听,我是被他们打死的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