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夏红玉：这段婚姻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对话夏红玉

　　“这段婚姻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12月9日，在北京临时住所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夏红玉在记者对面坐下来时开始有些不自在。当往事在讲述中慢慢展开，她好像忘了身边的一切，一口气说下来，停顿的时候

眼里总是含着泪光。她说许多话已经说过一千遍，可每次讲述都像是第一次告诉别人。这种倾诉，在很多时候成了她解脱痛苦的一种方式。

　　关于丈夫 “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夏红玉：2004年初，我被牟伦胜的哥哥介绍给牟伦胜，当年4月就结婚了。他哥哥牟伦兴在我们那里一个派出所当副所长。我们婚前一共也就见过三四次面，婚后感情也不好。他在此之前没打过我，就是喜欢在同房的时候折磨我。他管我管得很严，不让我和朋友交往，偷听我和朋友的电话，他不喜欢我出门，出门前规定必须几点回家，回来稍微晚一点，他就给我脸色看。

　　新京报：他给你的感觉是一个怎样的人？

　　夏红玉：他话很少，看着挺老实的，经常闷声不响。他心肠有时挺狠的，在折磨我的时候眼神很吓人。但他精神很正常，他当了两年保安从来没打过架，没出过事。和他一起长大的同学都说他绝对不是精神病。就是活活把我打死，我也绝对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新京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夏红玉：他说我有外遇。在挖我眼睛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得到你，我把你的眼睛挖了，我养你一辈子。

　　关于赔偿 “这两年我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新京报：你认为他们家是有能力给你赔偿款的？

　　夏红玉：他们家拆迁拿了5万多块钱，现在大队给他们家出了证明，说那个房子是他姑姑的，可原来我们结婚的时候从来没人跟我说过那房子是别人的。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收了1万多块钱，生小孩的时候别人给的大概也有1万元，可他们一分钱都不给我。

　　新京报：现在靠什么生活？

　　夏红玉：妹妹在广东打工，每个月给我200块钱，我用来上访。爸爸把房子卖了，和我先后来北京上访5次。每次来北京，我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买车票都不够。我就买最近的两站票上车，被赶下来，再买最近的一站。每次被查出来，我都羞得直哭，一边哭一边求人。我一个女孩子，我也有尊严。我也知道逃票可耻，可我只能不要尊严。这两年我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新京报：这两年就是不断上访吗？

　　夏红玉：主要是上访，每天都面对这个事情，我脑子里面好压抑。我一定要让牟伦胜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念头支撑我活下去。

　　关于孩子 “这个孩子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新京报：出事后见过孩子吗？

　　夏红玉：没有，我也不想见。你们可能觉得我狠心，可因为这个孩子，我遭受了这么多痛苦，我的一生都毁了，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这段婚姻和这个孩子都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夏红玉：我还有未来吗？为这个事情，我已经折腾了两年，我真的累了。我就希望能够有平静的生活，希望我的眼睛经过手术能够好一点。如果社会还能接受我，就去找一份工作。我特别怀念21岁之前的日子，那时我在西饼店当服务员，有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快乐，我那时很喜欢唱歌。自从认识他们家人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我的噩梦。

　　新京报：这件事给你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夏红玉：终生的恐惧！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我好怕。我现在最无法接受的是我身体的伤害永远不能复原了，我白做了一世女孩子。

　　新京报：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尝试着去忘记。

　　夏红玉：话说得容易，可我忘不掉。每摘一次义眼，我的痛苦就加深一层，我忘不掉。

　　-部门回应

　　“牟伦胜家庭困难无力赔偿”

　　咸丰法院称，希望通过救助途径帮夏红玉拿到赔偿

　　12月10日，湖北省咸丰法院执法大队陈队长在电话中证实，夏红玉确实还没有拿到赔偿款，他们正在执行当中。陈队长说，牟伦胜家庭确实比较困难，而且牟本人正在服刑，无力赔偿。牟伦胜的母亲也很穷，没什么财产。对于夏红玉提到的那笔拆迁款，陈队长说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也只有两万多元，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陈队长说，他们正在和恩施州法院协调，希望能通过救助的途径帮助夏红玉拿到赔偿款。

　　曾多次接待过夏红玉的湖北省妇联工作人员缪欣表示，湖北省妇联为夏红玉做了大量工作。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湖北省妇联主席曾经给过夏红玉2000元钱，同时还募捐了一些钱。他们还联合法律援助机构为夏红玉提供法律援助，也参与了推动对牟伦胜的三次精神鉴定。缪欣说，当时夏红玉已经不信任利川当地司法机关，他们和相关部门为夏红玉争取了异地审判。

　　缪欣说，至于现在的民事赔偿执行问题，他们也联合省公安厅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已经为夏红玉办理了残疾证和低保。对于夏红玉所说的残疾证和低保并没有落实的情况，缪欣表示，这些事项一定会得到落实。

　　采写/本报记者 张寒

　　摄影/本报记者 韩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