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上海之行

　　问及薛宝玲的近况，王建国在电话那头不住哀叹：“杨记者，她已经彻底疯了，谁也不认了，连我都打……”

　　2007年3月14日上午10点，一脸胡子拉碴的王建国牵着双手被布条死死捆住的薛宝玲走进了《新民周刊》编辑部，薛宝玲的喉部不断发出“咦唛噢……咦唛噢……”的声音，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两人身后跟着薛宝玲七十高龄的母亲，拉着他们的行李。

　　在此后的采访过程中，薛宝玲每过4秒钟就会发出这样的怪异声。

　　薛宝玲已经完全变样，“胖”得走形，王建国说，这是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以及营养不良的浮肿反应：用手在薛宝玲的大腿上按下去，凹坑良久不退。薛宝玲果然已经不认人了，她低垂着脑袋，目光呆滞，面部肌肉僵化，唾液不断从口角流下，当初要送给记者的那颗鹅卵石不见了，王建国说早已被她吞下肚子。

　　采访开始了，薛宝玲却不肯坐下，不停走动，老太太捧着一个青团准备喂她， “咦唛噢！”薛宝玲一声高喊，捆起的双手猛地击向老太太，老人躲闪不及，被打个正着，青团也落了地。望着“六亲不认”的女儿，她满含泪水坐到一角。王建国说，现在只有他能靠近薛宝玲，一旦其他人进入薛宝玲的视线，冷不丁就会遭到袭击。

　　薛宝玲的身上散发着异味，“你那次采访走后不久，她就大小便失禁了，现在出来都给她弄纸尿布……”王建国牢牢牵着薛宝玲的手。“她现在除了喊‘咦唛噢’，不会再说任何话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她喊的是什么，后来以为是喊的‘你要干什么’，但是在精神病院，专家会诊后说她讲的是‘我没犯法’”，王建国解释。

　　他说，此次来沪，是应南宁市保安总公司的要求，到司法部

　　“他们就是欺负人，拖，拖死你，拖着拖着你就不告了。”王建国说，“他们”除了南宁市民政局、救助站和保安服务总公司外，还包括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3年了，薛宝玲就这样被拖疯了……”

　　“到现在一审还没有开庭，这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王建国与薛宝玲现在常住河南孟州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3月9日下午，司法援助律师、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标给王建国打来电话：青秀区人民法院要求薛宝玲去上海接受司法鉴定。

　　3年来的医药费以及到南宁、北京各个部门频繁上访的路费，王建国已经花销了数十万元，“这些钱都是社会上救助的，至今还欠着大量外债”。

　　王建国虽然无奈，但法院既已作了重新鉴定的裁定，他也只有服从。他为路费犯愁，律师梁标告诉他，南宁市救助站已经让郑州市救助站的某领导代为办理他们到上海的车票。

　　于是，王建国捆起薛宝玲的手，领着薛宝玲的母亲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郑州，“真是窘迫得很，老太太为了筹集到上海来的费用，连亲戚家小孩子的压岁钱都骗了借过来。”这天是星期五，他们赶到郑州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下班，无奈在郑州等了3天，就着从孟州带来的十几个鸡蛋和路上买的几个馒头充饥。

　　“星期一上午，等了一个多小时，郑州救助站的这个领导给了我们3张站票，说是南宁市救助站站长让他代办的。”王建国傻眼了，“薛宝玲这个样子怎么能站到上海？老太太70岁高龄也吃不消啊！”

　　他给梁标电话，商议后只得自费两千多元购买了3张软卧票，“但是火车站不让进，因为薛宝玲是精神病人。我求情，差点都下跪了，铁路上的人听了我的介绍，照顾咱，给了我们一个包厢。这才到了上海。”

　　3月14日早上8点，1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王建国到了上海，“我实在是被法院和南宁市民政局弄怕了，所以联系你，看看你能不能陪我们一起去司法鉴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