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时的争执

　　王建国正欲介绍3年来的上诉过程，手机响了，“是青秀区人民法院的电话，问我们在哪里，要我们去上海市救助站，说在那里会面。”

　　薛宝玲于是被王建国拖上出租车，一路“咦唛噢”叫着来到上海市救助站。他后来告诉记者，在上海市救助站并没有见到南宁方面的人，于是又到了位于上海市光复西路上的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

　　在司法鉴定中心，“法院的人不断问我到上海后去了哪里，很警惕。”王建国说。他在去鉴定中心的路上给记者挂了电话。半个小时后，记者赶到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尚未开始，中心大厅里站着一群中年人，王建国偷偷告诉记者，其中几个就是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薛宝玲很快被带进鉴定室，记者正在等待，一名女法官走来质问：“你们是什么人，到这里做什么？！”

　　记者反问：“请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男法官立即对记者大声喝道：“我是法官，你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

　　记者质疑法官是否有权在司法部

　　司法鉴定中心的一名领导赶来圆场，为避免冲突，记者只得在传达室等待王建国一行。

　　近一个小时后，王建国领着薛宝玲走出鉴定中心，“薛宝玲尿裤子了，她有个动作，拍肚子，不是饿了就是要解手，但是我没有看见，还没走到厕所门口，尿就顺着裤子流下来了。”

　　王建国告诉记者，鉴定其实很快就结束了，鉴定人员着重问了两个问题，“第一，发病的过程和现状；第二，已经做过4次省级鉴定，结论都一样，为何还要再做第5次。鉴定中心说，我看前面几次鉴定都正确嘛，现在程度只会比以前重”。

　　王建国回答：“不是我们要做鉴定，是他们欺负人，我们没钱，没背景，就把我们往死里拖。”

　　法官要求王建国一行入住上海市救助站，王建国不同意，他认为，这次来上海是应对方的要求，费用当由对方出，不属于救助范畴，并提出了他的质疑，“一个鉴定，光你们法院就来了3个人，又是坐飞机又是住宾馆，把钱省下来给薛宝玲看病多好！”

　　因为他的“执拗”，法官最终放弃了这个要求，但要王建国写个“不同意法院安排吃住”的证明，并要求在3月16日早上8点半准时将薛宝玲带至鉴定中心再次鉴定。王建国如此写道：法院要求入住救助站，所以不同意法院安排的吃住；在薛宝玲没有犯病的情况下，准时将薛宝玲带至鉴定中心。

　　青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反复向王建国打听记者的身份，“他们威胁老太太，说我们是法院的，不听我们的安排，到时候对你们案子的判定不利。”

　　王建国哭了：“马庭长，你不要这样说，薛宝玲尿裤子了，你还提醒我给她买条裤子换，说明你还把她当个人。这几年，我就对你们法院的人哭过两回，一次是对王院长，那时候不肯让我们进法院，我跪在法院门口，王院长回来看见，我说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跪着，王院长给了我200元钱，我哭了，说明他还同情我们。”

　　“为报销这次的路费又磨了不少时间，法官要我打一个收条，说收到南宁市救助站委托青秀区人民法院预付的车费，我提出鉴定是对方提出的，费用就是对方出，法官回答不一定，要看我们法院怎么判。”

　　“我不肯签字，法院就不给报销，只好签了。”鉴于来沪时的艰难，王建国要求法院在完成鉴定后必须送他们上火车，“法官回答到时候再说，你们要是不听我们的安排，我们什么也不管。”

　　这天傍晚，上海下着蒙蒙细雨，王建国领着薛宝玲和70岁的岳母，步行半个小时，找到了一家宾馆。

　　酒店经理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后给了他们一个188元的特价房，王建国没有找更便宜的小旅舍，他说：“嘈杂的环境，薛宝玲容易受到惊吓。她再也禁不起折腾了。”

　　“住宿的钱谁来负担，到时还得和法院争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