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面前崩溃

　　2004年3月24日，是个雨天，早上9点多，王建国带上信访局的介绍信，领着薛宝玲再去南宁市民政局要求食宿和治疗。结果，据说就是在那天薛宝玲受到刺激，彻底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人。

　　王建国介绍：“我们被挡在门口，徐邦兴站在四楼骂我们，你不是能告吗，我们通过法律渠道，法院判多少，我们双倍给你，你到法院去啊。”王建国回应，他说：“徐邦兴，薛宝玲若是你闺女、你妈，她是这样，你会不会管她？就是大街上的一条野狗，你会不会给她一点吃的？”

　　“徐邦兴说，我没有这个义务，给狗吃都不给你们吃。滚！”王建国告诉记者，现场聚集了上百名群众。

　　随后，民政局拨打110报警，“派出所就在附近50米不到，110来看到是我们就走了。”王建国丢下薛宝玲追赶一位民警，一把拽着对方，央求警察将他带走。

　　“警察说，你没有犯法，不能抓你，我求他，我说我打你算不算违法，你把我俩抓起来，我们还安全一些。”王建国一把将警察的警号揪了下来，这名警察后来给了王建国20元钱和两份盒饭。

　　等王建国从派出所回到民政局门口，薛宝玲已经不认识他了，“尿顺着裤腿往下流，一脸惊恐，手舞足蹈，到处乱跑，嘴里喊着，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王建国说，从此薛宝玲就不再说第二句话。

　　此时，现场来了当地的3名记者，民政局一位官员将几个记者叫到楼上，不久，记者下来，一个女记者哭着塞给王建国50元钱，“大哥，我帮不了你们，报道不了，你们走吧……”

　　女记者走了没多远又折回来给了王建国100元，“没敢塞到手里，直接扔在地上哭着走了。”王建国说，薛宝玲见人就打，他只得将薛宝玲带离现场。

　　靠这些捐助，王建国将薛宝玲安顿在南宁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每天30元，住了3晚，“把门锁起来，那时候没东西捆着她的手，就只好按着她。”

　　依旧是靠社会零碎的救助，王建国给薛宝玲断断续续买来一些镇定药物，但并不奏效，薛宝玲已经变成了一个“武疯子”。

　　王建国领着薛宝玲继续上访，从住处到自治区信访局，两人要走七八个小时，当天回不来就在外面过夜，饿了就捡路边的烂水果充饥。有一次，薛宝玲看见烤羊肉的小摊，吵着要吃肉，王建国没钱，薛宝玲一急之下将王建国手臂上生生咬下一口肉。

　　在自治区信访局门口，七八十个上访户给他捐了300多元，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也捐了200多元，甚至连门卫都捐了几十元。“那一天，收到了500多元，后来，一个记者把我叫到家里，又给了300元，新城区人民法院的一个法官也捐了100元。”

　　有了这笔钱后，王建国决定带薛宝玲去北京，“2003年12月9日要求南宁市民政局、南宁市救助站支付医疗费、生活费等损害赔偿费用的起诉状，明明是民事诉讼，新城区人民法院却以是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为由不受理，我决定去最高人民法院上访。”

　　此时恰逢南宁市民政局建议王建国先将薛宝玲送回河南，王建国佯装应允，南宁市救助站于是给二人办理了两张到郑州的火车票，“我们一上车就补票直接到了北京。”

　　5天后，王建国带着最高法的上访信回到南宁。

　　法律援助团

　　2004年4月7日，王建国再次前往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起诉南宁市保安总公司新城分公司、南宁市民政局、南宁市救助管理站，要求3被告支付1万元医药费以及伙食费、交通费、护理费等费用。

　　“立案庭说针对保安马兴发的刑事审判两个月前就进行了，当时没有刑事附带民事，马兴发也已经送去监狱服刑了。”王建国急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找到法院刑庭，得到的解释是：检察院递送诉状时就没有提供你们的材料。又找到新城区检察院，质问当时为何不通知他，“检察院说找不到我们无法通知，我当时就在南宁，住在救助站安排的地方，再说，我的律师也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我们全都没有得到通知？！”

　　王建国为此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投诉，一番努力后，终于拿到了一份对马兴发的刑事判决书。“因为我去北京上访了，新城区人民法院这次受理了我的起诉，4月14日立案，5月14日开庭。”

　　这期间，王建国为能先予执行部分费用用于薛宝玲的治疗，多次前往新城区人民法院，甚至一度跪在法院门口，但最终没能走进法院，“法院一个领导给了我200元，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法院院长，要我去找区政府。而区政府的人看到我就给上几十元打发我走。”

　　薛宝玲的援助律师梁标说，从第一次起诉就申请先予执行，薛宝玲是无过错方，又急需治疗，按照规定法院是否支持先予执行都应该有一个书面裁定，但新城区人民法院只是口头拒绝申请，理由是：要有担保人。

　　先予执行因此一直未能实现，薛宝玲的治疗也因此继续耽搁，病情持续恶化。“5月14日庭审，来了很多记者，广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和市民坐满了法庭，法院领导对主审法官说，上面通知不公开审理，又把大家赶走了。”王建国因为带着薛宝玲，也没能进庭审现场。

　　那一天，记者与市民又给王建国捐了数百元，法院的一名摄像在给薛宝玲完成录像后，也掏出了50元钱。庭审后一个星期，王建国领着薛宝玲二上北京，他说，庭审过程中的一些迹象让他对法院再次失去信任。

　　他带了一根绳子，意欲在北京自杀，结果被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明亮发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明亮介绍，中国政法大学的部分学生随即对薛宝玲展开救助，成立了法律援助团。

　　6月3日，王建国在北京签收了一审判决书，这份判决令他心灰意冷：被告南宁市救助管理站、南宁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新城分公司预付薛宝玲医疗费1000元，其中救助站预付800元，保安公司预付200元；驳回对南宁市民政局的诉讼请求。

　　1000元对当时病情日趋严重的薛宝玲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明亮介绍，援助团当即起草了上诉状，并与免交受理费的申请书一道邮寄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们多次电话催问，法院先是回答收到了，领导正在研究，后又说没有收到。”明亮告诉记者，“法院找了很多理由，一直拖了半年！这个案子关键就是法院司法不作为、司法不公，很严重，经办人员、主审法官漠视受害者权利，最终导致薛宝玲的崩溃。”

　　2004年11月10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处理意见，认为上诉状虽在上诉期内递交，但没有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诉讼费或提交缓交申请，“而向法院寄出要求缓交诉讼费申请书时已过申请期限，故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援助团的律师滕彪与明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法院明显存在执法不公，有意偏袒被告的迹象，“上诉状与免交诉讼费的申请书是一同寄出的，为何法院只收到了上诉状？”明亮说，“再则，薛宝玲属于司法援助，本就享有免交资格，一审阶段就是免交的。”

　　滕彪说，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一些法官容易受到法律之外的干扰，很难公正审理，往往用这种拖的方式，把当事人拖垮。薛宝玲的案子现在就是久拖不决，从事实上来说，事情非常清楚，但法院还是一直不受理，对当事人的要求迟迟不肯答复，导致当事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病情持续恶化。

　　当年5月至8月，这个法律援助团还负责了薛宝玲在北京期间的治疗、生活。明亮介绍，因为缺乏费用，薛宝玲无法入院接受系统治疗，逐渐出现攻击倾向，王建国也告诉记者，不少援助的学生都被薛宝玲打过。

　　明亮说，援助团给南宁方面多个部门反映法院的问题，但都石沉大海，“司法程序无法介入，大家开始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开始找工作，所以逐渐退出了。”而按照王建国的说法，学生们的意志是被当地法院“拖垮”的。2004年8月，援助团将薛宝玲送回河南孟州老家，给她租了一个房间，一直居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