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犯躲在海岛娶妻生子18年后落网

　　本报通讯员 林荣贵 本报记者 刘建

　　18年前，16岁的他还是一名中学生，却在河南卷入一场抢劫案，从此踏上逃亡路。

　　8年前，四处漂泊的他辗转来到上海郊区的崇明岛，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8年来，他结婚生子，生活虽然安定下来，但提心吊胆的感觉总如影随形，看见警察心里就发慌，从不敢出远门。直到18年未见的母亲要来上海探亲，他8年来第一次踏足市区，结果却在上海火车站被铁路民警抓获。

　　近日，记者在上海铁路看守所里，见到了这个逃亡18年的犯罪嫌疑人———陈军。回首18年，陈军最大感触是：“本该是我这辈子最好的18年都被我毁了。”

　　拦路抢劫踏上逃亡路

　　才过而立之年的陈军，身高不到1米7，身子瘦弱得明显单薄，见到陌生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很难让人相信他已经度过了18年的逃亡生涯。面对记者，陈军的手紧紧攥住衣角坐在椅子上。

　　“放心吧，民警已经接到了你妈妈，她已经去了崇明岛。”知道陈军由于在车站接老母时被抓获，记者开口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连连追问：“我妈她身体还好吗？她有没有怪我？她怎么去的崇明？”当得知母亲一切安好，陈军似乎才放下心，眼中含着泪光。

　　陈军告诉记者，他出生在河南林州的一个军人家庭。

　　作为家中的幺子，从小备受宠爱。“我小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母对我期望很大。”

　　“初一时由于贪玩，成绩开始下滑，跌到了倒数几名，这让我自尊心很受打击，便成天和一群逃学的同学混在一起。”同学申某便是陈军那时最铁的朋友之一。

　　“我跟他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陈军说，他和申某在当地安林公路上多次拦路抢劫，许多村民大白天都不敢单独行走，汽车司机纷纷绕道而行。直到1989年的秋天，申某因抢劫罪被警方抓获，他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那天，我在村口看到有警察在询问我家的情况，我拔腿就跑了，除了身上的十几元钱，我什么也没带。”陈军不曾想到，这一跑便是18年的背井离乡。

　　辛苦4年留下一道伤痕

　　由于来不及拿钱和衣服，用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他坐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因为听老乡讲天津包工头多，打工机会也多，于是下了火车便到处找建筑工地。回忆起初到天津的日子，陈军坦言那段时间的艰难超乎想像。“当时还没有成年，又背负着重案，所以不敢去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只得自己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跑。”

　　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找寻后，陈军终于在天津郊区的一处工地找到了搬砖块的工作。

　　“我100斤不到，但每天要搬运上千斤的砖头。”陈军告诉记者，每天4点起床却要干到晚上10点。“工地上的伙食很差，老板每天都派人到菜场收购菜农们扔掉的蔬菜，加工后烧给我们吃，一年菜盆中都见不上几次荤腥。”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陈军在同龄人中愈发显得瘦小。陈军卷起右腿的裤管，记者看到上面有两道20厘米长的白色伤疤。陈军说，这就是他在工地上打工受伤摔成骨折后留下的伤痕。

　　骨折后，陈军便被工程队辞退了。“工程队只给了我500元就打发我走，我在天津辛苦干了4年，所有的工钱都被包工头赖掉了。”但陈军却是敢怒不敢言。“我想去公安局告他们，但一想到自己的逃犯身份，只得忍气吞声。”

　　离家1小时车程却不敢回家

　　离开天津后，陈军辗转北京、河北等地。在外多年漂泊，除了工作的辛苦劳累外，更让其难以忍受的是思乡之苦。

　　“逃亡最初是极大的恐惧。”陈军表示，恐惧之后，独在异乡的孤独感才是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主因。他说，每逢过年便是他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候，工友们都回老家了，我却有家不能回，每次都主动申请留下来看护工地，当整个工地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孤独得快疯了。”

　　1997年，陈军来到了安阳，它就是离陈军家最近的地方。“那天是我爸60岁大寿，我就想回家看一眼。”陈军告诉记者，要回到林州老家，必须先乘火车来到安阳，再从安阳乘上1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

　　那天，陈军乘车来到安阳火车站，却再没勇气坐上回家的长途汽车。“我在火车站附近游荡着，考虑着，几十部到林州的长途汽车从我面前经过，我却不敢伸手将长途车拦下，我害怕警察会在家中等着我，也害怕父母不愿意认我。”

　　怀着这种犹豫，陈军在6个小时后，依然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也就此错过了与重病父亲的最后一面。

　　8年不敢带儿子来市区

　　1998年，陈军来到了上海打工。他告诉记者，一下火车他见到车站来回巡逻的民警，心中便慌张起来。“我见到了一部公交车，随便登上了车，谁知这辆车是开往宝杨路码头的，我就鬼使神差地乘船到了远离市区的崇明岛。”

　　在崇明，陈军找到了一份在电线厂打工的工作，他决心安分守己过日子。他从辅助工开始做起，一直做到技工，成了一名生产骨干，受到领导的好评。酬劳也从最初每月的400元到现在的1500元。2000年时，他在打工的过程中，还与同事小杨产生了爱恋。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漂泊后，我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很想有个家。”于是，陈军与小杨结了婚，不久还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的妻子是个很善良的女人，过年时，她总会准备一笔钱，催我带给老家的父母，这时我就又羞愧又感动。”陈军说，“我骗她，我在老家和人打架了，不能回家”。

　　儿子乐乐的降临为小家庭增加了不少快乐。

　　陈军自豪地说：“我儿子从小就很聪明，电视上放一遍广告，他就能将广告词都背出来。”但陈军颇为内疚的是，儿子长到8岁，他从来没有带儿子离开过崇明岛。“乐乐喜爱看碟片，所以他总吵着要到市区购买最新的电影。这时我就很为难，我很想满足儿子的需求，但又害怕市区的警察多，会发现我的踪迹，所以我就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拖延。”

　　妻子患病想接老母来沪

　　现年33岁的陈军，已从出逃时的少年成为了一名八岁孩子的父亲，担负着全家五口的生计，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陈军告诉记者，十八年来，他一直都想自首，但一想到被判刑他就退缩了，“我进去了，她母子俩如何生活下去”？

　　他在崇明曾试图联系老家的亲人，却始终不敢，每次思念亲人时，他便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寄封信回家报个平安，但从不留下回信地址，以防老家的公安跟踪追击。

　　“一个身负重案的逃犯，还拥有工作、家庭，有时想想我感到很满足了。”陈军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风平浪静地过下去了，打算一辈子在这里扎根了。但今年年初妻子一次身体检查打碎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我妻子出现了幻听，经诊断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陈军告诉记者，由于家中老人(岳父母)身体不好，乐乐与妻子都需要人照顾，我又要上班挣钱，无奈之下，他只得求助老家的母亲，请她来上海帮忙照顾。

　　“那是我第一次写信回家，告诉了她我在这里的困境，希望妈妈能来上海照顾妻子。我在信上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为了不让人发现行踪，陈军特地跑了好几里路，到离家很远的邮局寄信。过了几天，母亲来电告诉陈军4月23日早上6点半，她将乘火车到达上海。

　　4月22日晚上，陈军从崇明乘轮船、转汽车，早早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等候分别了18年的老母亲，这也是他8年前来沪后首次踏足市区。“那天为了节省开销，我没有舍得住旅社，而是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席地而坐，慢慢地回想着母亲的面容及往事。”

　　23时许，上海站值勤民警巡逻时发现了陈军，逐上前进行例行检查。当他掏出身份证递给民警时，手在微微地颤抖，双眼故意回避，这一细小的异常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马上将他带到民警值班室。通过电脑查询和上网比对，发现陈军竟是一名被公安部网上通缉、潜逃了1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

　　就这样，陈军还没接到母亲，就被铁路民警抓获。在值班室里，陈军如实交代了18年前的犯罪事实。回首逃亡生涯，他哽咽道：“最好的18年被我毁了，如果能让我见一见母亲，我会跪下来向她磕头，跟她认错，求她原谅；如果能让我再见一次妻子，我会告诉妻子，等我出狱回到上海后，一定会好好珍惜她；如果能让我再见一次儿子，我要告诉儿子一定要遵纪守法，不要跟我一样走上犯罪道路。”说到这里，陈军不禁掩面而泣。”

　　专家评说

　　陈军说，逃亡18年是因为心存侥幸心理，“我看过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像我这样逃了这么长时间，法律可能不会再追究我的责任”。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宪权表示，根据陈军的情况，即使他逃亡了18年，但依然不能免除刑事处罚。

　　刘宪权说，我国刑法规定，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后，即不再受追诉时效限制。若作案后一直未被发现，则由法定最高刑的期限来确定追诉时效，抢劫罪最高刑可达死刑，追诉时效达20年。因此，作为网上追逃的嫌犯，不受追诉时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