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六口涉嫌谋杀奶奶蒙冤9年案调查

　　杨显芬在拘留所待了3个多月，她身上还穿着1月19日被捕时穿的羽绒服，但是没觉得热。一家6口因为涉嫌谋杀奶奶，同一天被抓进了派出所，其中，她的父母和丈夫将被定罪。

　　1998年，这个“全家弑母”，并且抛尸公厕化粪池的案子曾激起六盘水的民愤。一审还没宣判前，有关刑警们“奋战20多个小时各个击破审讯”的报道已经登上了当地报纸。3个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各判有期徒刑5至15年。为了遮盖在派出所被打的疤痕，杨显芬文了唇，然后买来相机和采访机，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开始四处奔走。“我自己来还我家清白。”

　　2007年6月28日，杨家的案子被检察院“撤销起诉”，公安机关“撤销案卷”，8月27日，法院通知，杨家将得到63万元的赔偿金。“他们告诉我，4张纸合在一起，就等于‘无罪判决’”。

　　◎葛维樱 王墨馥

　　奶奶的死

　　1998年元旦，杨宗发家没有团圆。自从1997年9月，奶奶张华秀把全家人赶出门，大姐杨显芬就没怎么见奶奶了。“往年这时候都要照全家福的。”张华秀60年代就被唯一的儿子杨宗发从云南老家接到六盘水来住。杨宗发是个老铁路工，7个子女也大多在铁路上工作，“一直把娃儿带大，感情很好。”张华秀很讲究生活，虽然是小脚，也喜欢穿皮鞋，“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怕我们洗不干净”。但自从1996年迷上练功，她的生活习惯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是香功，后来是法轮功，到1997年六七月，信基督教，她有一帮老太太朋友”。因为两个小儿子要参加高考和中考，杨宗发有时会阻止张华秀带朋友回家念经，老年人心中埋下了不满。

　　“奶奶有时会离开家出去住几天，要是闹脾气就更不回来了，那帮老太太也让她和我们分家。”杨家并没在意，但是张华秀越来越过分地诉苦让杨宗发很苦恼，“说我们用开水烫她，不给饭吃什么的”。1997年5月，张华秀的朋友们帮她找了律师，控告杨宗发一家虐待。杨宗发将母亲送到朋友家住了3个月，每个月给朋友300元生活费。9月，法院判决杨宗发一家将房子腾出来给张华秀独自住。杨宗发说:“我母亲不识字，那帮信教的老太太真厉害啊！”一家人于是被迫拆散，孩子们找哥哥、姐姐挤，杨宗发和老伴也分别住在两个孩子家。“我去和奶奶说话，她不理我。”杨显芬说大家不敢回家。

　　1月6日早上7点半，张华秀的朋友们到六盘水铁路工务段保卫处说:“张华秀不见了。”一群人带着保卫把门踹开，“床上的被子是掀开的，床头有一双棉鞋。”杨显发一家得到消息也着了急。“不过我们互相安慰，奶奶有些老朋友，她以前经常一出门就是一星期的。”1月19日中午，就在张华秀独居的房子正对面公厕里，83岁的张华秀在化粪池里被发现，没有穿鞋，“尸体系死后入水，急性呼吸衰竭死亡”。

　　迅速抓捕

　　1月19日中午，杨显芬叫上夜班的爱人谢华起来吃饭，“叫了几次他都不起来，要睡觉”。

　　这时六盘水市钟山区刑侦大队的人就来敲开了门。“你奶奶找到了，来带你们去。”刑警说。谢华和杨显芬一起上了警车，“一路上我们有点奇怪，但还是想着把奶奶赶紧接回家。”刚一进刑侦大队门，两人就被各自带进一个审讯室。“说，你是怎么杀了你奶奶的？”杨显芬莫名其妙，“我奶奶死了？我还问他们，结果他们一下子把我双手反绑，吊起来在门梁上了。我在门梁上一看，走廊里6间房，每个门梁上都是我家的人，我父亲、母亲、爱人、两个弟弟”。

　　当时就被释放了的二弟杨显贵，因为有确切的上班记录，证明不在场，允许被单位同事领走。“单位同事进刑侦队时候，走错门了，走到了杨显芬的屋子，正看到杨显芬晕倒在地上，满身是血。”杨家的老律师王华林跟了这个案子9年，“当时这个同事把所见做了口供，可是我们提交上去后，却在一审时候被告知找不到了。”现在被指派发言的中院法官王得名说，当时民愤极大，虽然法院认为证据不足，还是“降格处理”，目的是平民愤。一进派出所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杨宗发，这些年必须靠人扶着上厕所，很不好意思让记者看他的伤疤，他只撩起一点裤脚说:“这是火钳烙的。”而李明英则脱掉了上衣，从胸口到腰部，开水烫的面积比较大，而用鞋踩的疤，至今还是一片鲜红色。

　　到1月20日下午，口供里出现了杨宗发、谢华和小儿子杨显强的有罪供述。但在这份卷宗里，1月20日下午16点，相同的刑警居然在不同地点出现，一个是在刑侦大队做笔录，一个已经押嫌疑人进了拘留所。而杨宗发认罪的口供里，名字写成了“杨宗华”。当时程序矛盾没引起任何注意，公安局已经发布“案件侦破”的消息。王华林本来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退休做了律师。他说:“内容上的矛盾点就更多了。最主要的就是作案的时间、过程和人员，杨宗发、谢华、杨显强的口供互相根本对不上。杨宗发说自己左手掐母亲脖子，右手用被子捂住母亲的脸，谢华说是两只手把坐在凳子上的张华秀掐死。谢华说自己把张华秀背起来去扔在厕所里，杨显强说是用麻袋装了抬过去，一会儿又说只用麻袋拢起来。杨宗发说整整一天都在杨显芬家里预谋杀人，谢华说是下午;还有开门的人也对不上。”六盘水市钟山区法院却一审判决故意杀人罪名成立。杨宗发被判无期徒刑，李明英和谢华分别被判10年和5年徒刑。

　　口供关键词:1月5日晚

　　“1月5日晚你干什么了？”在公安分局的笔录中，1月5日，也就是发现张华秀失踪的前一天晚上，是最重要的盘问内容。杨显芬的调查也是从这里开始。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院的公诉词写道:“1998年1月5日上午9时许，杨宗发邀请其妻李明英、女婿谢华、女儿杨显芬、三子杨显华在长子杨显祥处密谋杀害其母张华秀。下午16时，杨宗发等5人来杨显芬家吃饭。当晚，来到张华秀住处，黎明应用钥匙开门，杨宗华拉开电灯，走到床前说:‘老不死的，钱都拿给你了，还到处去告，坏我的名声。’说完用左手扼住张华秀颈部，右手拉被子堵嘴。李明英、谢华、杨显芬、杨显华目睹这残酷一幕，却无人上前劝阻。而后杨宗发在李明英帮助下将尸体抛进化粪池。”但这与公安的笔录并不相符，杨显芬的笔录是“看完《水浒传》、《杨志卖刀》那集(也就是21点多)去奶奶家”。杨宗发是“22点半”，还有20点半和深夜1点多的说法。最后检察院采取了笼统的“当晚”的说法。

　　“我根本就没有看《水浒传》，那天晚上谢华出去喝酒，我下午去一个邻居家吃饭，晚上和邻居一起去招待所找喝醉了的谢华，我们都是有证人的。”但杨显芬提供的证人证言没有被采用，“我不知道怎么取证，律师告诉我，可以找一些硬性的证据，比如，我母亲李明英在1月5日下午去交电费的单据”。但这些对杨家有利的证据都没有被采信，而检察机关找到的证人，提供的证词与公诉词矛盾。此案共有3个关键证人，陈志昌、陈翠蓉和王静。陈志昌只证明杨家虐待老人，邻居陈翠蓉在案发那天晚上一两点听到狗叫，邻居王静在案发晚上听到五六个人的脚步声，其中有高跟鞋声。“仅凭这几条，就判定了杨家的罪。”王华林说，当时律师们都认为这案子绝对不会定，原因是，“《刑法》和《民法》对证据的要求不一样。《民法》讲的是概然性，只要是有可能发生的证据都采信，《刑法》讲的是排他性，证据一定要排除不是他作案的可能。特别是这样大的杀人案，不能单凭口供”。

　　最令杨显芬费解的还不是定罪依据。有几个证人的口供也出现在了公安卷宗里，后来也成为起诉书中证据的一条。但是看上去这份供词正好可以证明1月5日晚上的张华秀的家里发生的事情。张华秀的教友们，魏华星、胡开芬等人都证明，自己1月5日晚上20点至22点半一直待在张华秀家里，这条证词也成为起诉杨家的依据。“这和我们家的作案时间不是正好吻合吗？”记者找到了魏华星，魏华星说:“我们天天都要去陪她，给她擦身，她当时身上肿了，我们帮她用草药擦洗，我是21点多离开的。第二天早上7点一个朋友去她家窗口一看，床上没人，我们就去保卫处了。”

　　两次撤销判决

　　杨显芬开始搜集证据，她从1998年6月开始，一个月内找到了4个据说案发当天在张华秀家里的人。“他们不理我，骂我，我找了十几次才能找到一个。”杨显芬说，她哀求他们:“我家的事太冤枉，求您给做个证。”杨显芬偷偷开着采访机，她自己采访了厚厚两大本证言，“我把它们写下来，上告时候就送给法官。我相信贵州高法，北京那些申诉单位的领导们，一定看了我的这些材料，当然起作用啦！”

　　1998年时我国法律规定，录音不能作为证据。尽管没有法律保护，公检法也并没有采信这些录音，但杨显芬的磁带越录越多。这些磁带里记录了很多关于1月5日晚上的内容，但都是模糊不清的。杨显芬根据蛛丝马迹做出的很多推测，看起来都没有客观证据。但是杨显芬相信，自己所做正在使案情走向明朗化。她已经在心目中认定了几个嫌疑人，“因为他们借了奶奶的钱不还”。到了2002年，录音已经可以作为“佐证”出现了。这让杨显芬更加努力到处寻访。

　　钟山区法院一审，六盘水中院二审，判决杨宗发无期后，杨家上诉。1999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杨宗发、李明英、谢华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杨宗发此时虽然双腿已经不能行走，但他还是不断向女儿强调:“要去告状。”杨显芬说:“贵阳几乎天天都去，北京一共去了5次。”杨显芬过去做服装生意，“从昆明进货，一个周末就能赚一两千块钱，比爱人工资高多了，爸爸让我接替他做铁道工，跑到小山沟里风餐露宿，谁要去啊”。案子一开始，杨显芬很快花光了积蓄。3个人的律师费开一次庭2万元。“我的弟弟妹妹们都给钱来支持。”每次去监狱看望父亲后，她立刻动身，“一看到他，我就难受，只有100块钱我也上路。”杨显芬住两块钱一晚的旅社，“又脏又臭，我拿衣服把脸包起来，心里想，只要这官司有希望”。第一次撤销判决后，杨显芬兴高采烈地回家等。“一等就是一年，2000年，中院改判成15年了。”

　　15年让杨宗发更加绝望了。“15年说明证据不足，不然这么大罪怎么只判15年？但15年也说明，他们真的认为我有罪。牢里有个大哥只比我大1岁，死了。我觉得自己是不会活着走出去了。”杨显芬找所有她认为有能力、有关系的人。2002年省高院第二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这次六盘水中院把一审权给了钟山区，结果二审市中院又维持了原判。“这根本就不符合法律程序，这么大的案子再发还，就应该由市中院一审，然后二审省高院就可以介入了。这么一绕，“两院两部一委的司法监督权等于白费”。律师们极为愤慨，游戏玩到此时，杨宗发已经死了心。“我死，我爱人、女婿出去了，把人生过完。”

　　火车上的目击证人

　　第二次撤销原判又是白忙一场，杨显芬在从贵阳回六盘水的火车上禁不住大哭。她对身边的一个小姑娘哭诉自己的冤情。“有一个老头，手里拿着水杯，慢慢走过来一直听着，然后坐在我对面。”听完杨显芬讲述，老头把水杯往桌子上一顿说:“姑娘啊，你不用说了，你家的事情我知道。”老头说出的话让杨显芬不断掐自己，“怎么可能呢？我问我自己”。老头叫朱于新，经常去张华秀家附近找朋友玩，“1月5日晚上20点，我去朋友家路过张华秀家门口，听到屋里闹哄哄的，我在窗口往里看:张华秀气若游丝，赵春翰、陈新兰、胡开芬他们在。零点50分左右，我回家，又看那个窗口，张华秀已死，赵春翰正在给她穿老衣、盖红寿被。还有汪吉志在门口夹了一块煤炭在晃，她说:‘人死了，用火吸血。’看了一会儿，我肚子疼去上厕所，出来时看见一个姓李的小青年，背着一团重物向厕所走，我和他擦肩而过，并没在意”。

　　偶然出现朱于新的证词让杨显芬抓到了救命稻草，杨显芬于是带朱于新到自己的律师王华林那里重新叙述了经过，写下了证词并签名画押。尽管有些情况和杨显芬的调查相吻合，但因为无法互相佐证，都成了谜团。朱于新确定的是，赵春翰和这件事的关联最大。记者找到了赵春翰，但他说不认识张华秀，“我只是发现了尸体”。赵春翰说自己派人在公厕处理污物，将张华秀打捞并送去的殡仪馆。有关红寿被的细节，杨显芬并没有追查。直到2004年张华秀住的地方快要拆了，她带着几个人去了现场，一进门就发现红寿被就在床上。大家拍了照片，却没有带走被子。“死人的东西不吉利。”突破口出现在2003年1月。

　　“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那个背尸体的姓李的小青年。”杨显芬马上带人去找他，“他不承认他姓李。”但是杨显芬拍了照片。到4月份的一天，朱于新跑来找杨显芬，说又找到他了。“他居然还在那个厕所，只不过那个厕所被翻盖了，他在负责收费。”这次两个人拍了照、录了音，他承认自己背尸体扔掉，还写了一份证明，说是赵春翰让他扔掉的。这份证据成为杨显芬向贵州省高院第三次提起上诉的原因。加上杨显芬以前的证据，这个李姓小青年成为杨家翻案的最重要的王牌。钟山区检察院的王英祥为了查找这个人，花了一年多时间，2005年终于找到这个小青年。“他承认了背尸体扔掉，但是谁让他扔的，他说记不清了。”

　　最后一次撤销判决

　　2003年，丈夫谢华首先5年刑满释放。接着是母亲的10年徒刑被减到8年释放。“就算没有目击证人，也许我们家也就这么打官司下去，我想还是会赢的。这和出狱与否没有关系。”2006年4月省高院第三次发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书。虽然在字面上还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但这一次杨显芬全家知道，曙光不远了。6月6日，钟山区法院为杨宗发取保候审。2007年6月，还没重审，钟山区检察院先撤销了起诉，公安机关也撤销了案件。同时，杨宗发出狱一年内抱上了第三个孙子。他给他取名“杨鸿”，“是大展鸿图的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