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妻子举报之后

　　本刊记者/孙欣

　　提要：他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如果把自首的机会给我，也不至于判这么多年。”

　　妻子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去公安局了。”

　　母亲说：“不恨媳妇，犯罪就得服法。我们家已经被他搅得不像个家了。”

　　8月23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第五法庭，被告人纪增春涉嫌盗窃案正在开庭审理。旁听席上除了几名记者再无别人，两名检察官对面的辩护人席上也是空荡荡的。被告席上的纪增春似乎孤立无援。但纪增春认罪态度非常好，对任何问题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使得审理过程流畅、顺利。

　　承认全部盗窃事实

　　检方指控，河北三河市的被告人纪增春1999年2月27日凌晨，伙同佘杰、郭洪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古城大楼后，盗窃白色面包车一辆，价值人民币24700元；1999年4月18日2时许，伙同佘杰、郭洪波在88号胡同内，盗窃白色面包车一辆，价值人民币31500元…… 从1999年到2001年，一共作案12起，数额达29万元。要求法院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纪增春都一一确认。

　　案卷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侦查机关多次对纪增春的审讯中，他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尽管表示很多细节和盗窃地点已经记不清楚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与佘杰、郭洪波和胡增那次。“时间记不清了，就记得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我们四人来到石景山古城的一个家属区，在一栋东西向的楼下有一辆白色面包车，车头朝南。撬开后，我开车，把车开到河北涿州卖掉，每人分得600元”。

　　纪增春交代，尽管多次盗车，但自己所得数额并不多，加起来不到1万元。盗车的原因是“生活困难”。纪增春原来在燕郊开发区一个国营单位工作，1994年因为教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尽管只被关押了8个月，但出来后工作没有了。初中毕业的纪增春累活不想干，舒服的活干不了，一直晃荡，而妻子无业，两个孩子都还小，家庭生活当然困难。这时他跟同村人郭洪波合计如何找点来钱的活，想来想去，他们找到被认为有本事的北京人佘杰。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去佘杰熟悉的北京石景山区偷车。纪增春说每次自己负责望风，到手后负责开走，因为三人中他开车技术最好。后来有一段时间那两人没再找他，他忍不住给佘杰打电话，询问怎么不偷车了。佘杰告诉他，因为郭洪波认为三人分钱不合算，就把他甩了。他马上对佘杰说：“不找我没关系，咱们俩去呀。”这样他们俩又单独去偷过几次。

　　检方拿出大量证据，其中有纪增春的供诉，更有同案犯的供诉。原来，早在2001年，佘杰、郭洪波等人已经被抓。在案卷记录中，记者看到，2001年6月24日凌晨3时许，公安人员因见在街上游荡的佘杰、郭洪波行迹可疑就对他们进行了盘查。佘杰首先交代了盗窃事实，并供出了同案犯。偷车者、销赃者相继落网。

　　2001年6月27日，公安人员曾到纪增春的家去抓他，但他那天恰好外出打牌，第二天回来一进村就听到公安局抓人的消息，他想一定是来抓自己的，赶快就跑了。先跑到保定躲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流浪到三河市，就租房住下了，以开黑摩的谋生，一天挣个三四十元，日子久了看没有动静，他就把妻子、儿子也接来生活。

　　一次妻子回村里，把郭洪波的判决书带回来，他才知道同伴们都被判了，胡增最轻，已经服刑期满，佘杰因为检举同伴有功被判五六年，郭洪波主动坦白被判十一年，都还在服刑，只有自己在逃。那份判决书纪增春“看了十几遍，想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勇气自首，“能躲一天就一天”。2007年因为打架，纪增春曾经三次进出公安局，但都没被发现，他盗车的历史似乎被轻易地抹去。

　　但这一天还是来了。2007年5月13日零时30分，河北三河市公安局燕郊治安分局接到燕郊赵辛庄村张云(化名)的举报，称其丈夫纪增春伙同佘杰、郭洪波等人从1998年开始在北京实施盗窃汽车。于是，大概凌晨1点多，纪增春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从天而降的警察。知道是妻子举报的自己后，纪增春很干脆地承认了一系列犯罪事实。

　　由于纪增春对检方的指控完全没有异议，在审理完毕短暂休庭后，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纪增春盗窃罪成立，并因盗窃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罚金一万两千元。法官解释，由于纪增春是被妻子举报的，根据最高院相关精神，亲属举报不能算作自首，所以只能酌情从轻，判得比郭洪波等人要重一些。法官问纪增春有什么意见，纪增春立刻回答：“没有意见。我认罪服法。”

　　到头的夫妻

　　庭下，记者询问纪增春是否会上诉，他表示：“对判决当然不服，可是我不上诉。判死刑最好，活着有什么意思？老婆都这样。”他说自己不恨妻子，毕竟自己犯法了，早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也不会感谢她。她怎么连自首的机会都不给我？不然也不会判这么重”。

　　举报纪增春的张云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两人1996年就在一起了，有个十岁的男孩。记者问他们夫妻感情怎样，他有点玩世不恭地微笑着：“好，不然能过十多年吗?”记者问：“你们平时吵架吗？”“很少。”“她举报你之前你们吵架了吗？”“没有，好好的。我正睡觉呢。”“她是凌晨去举报的，你当时不知道她出去了吗？”“知道，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她搞传销，经常半夜出去，人家干什么去也不跟我说呀。”他说，妻子搞传销后就变了，什么地方都去，“到河南驻马店那样的地方去淘金，能淘出什么？我跟她说，她就烦。现在好了，把我整进来了，没人烦她了。”“你进来后跟她有过联系吗？”“有，让她送过钱，600元，那肯定是我妈给我的，就是让她跑跑腿。”

　　记者又问：“你想过自首吗？”“想过呀，之前也跟老婆说过，不过一直没勇气。而且当时同伙被抓时儿子小，想等孩子大点，自己再多赚些钱”，他很肯定地说自己一定会自首的，“我都算好了，肯定要在郭洪波出来前进去，不然他肯定会找我要钱，逃是逃不掉的。”记者追问：“他为什么向你要钱？”他回答：“他坏呀。”接着话题一转：“可现在全完了，坐十几年出去了还有什么？儿女大了，母亲不在了……”记者注意到，说起与妻子之间的事情，他就一脸的不在乎，但有一点他反复说了好几次：“不管她会不会提出离婚，出去我肯定不会再跟她生活在一起了，都这样了，还谈什么感情？”

　　“是，我们是没办法生活在一起了。从举报那时候起，我就没打算再跟他过下去”，谈起丈夫，刚说了一句，纪增春的妻子张云就忍不住哭起来。“我是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总吵架。尤其是这半年，他一喝完酒就跟我干架，又骂又打，而且他是一天两顿酒。我也想过，过不下去我就走吧，可是我又舍不得我们的儿子，他也离不开人。那天晚上我们又干架了，一直干到半夜，我受不了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到公安分局把他举报了。当时公安局的人还有点不相信，反复问我，还做了笔录。”

　　她回忆举报后第一次见面，纪增春没说什么，她先骂开了，边骂边哭，说：“我不举报你你也有那么一天的。”纪增春说：“都这样了，你也别骂了，也别伤心了。”张云从公安人员那里得知，“他知道是我举报的后就全部都承认了”。

　　“我现在越想越伤心，也更觉得对不起他，毕竟是我老公，生活了那么多年。”张云说，纪增春心眼不坏，只要不喝酒，脾气还好，对孩子也不错，可“一喝酒就不是他了，就要发疯。结果孩子也怕他。日子真是没办法过，我实在受不了，不逼急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接受采访时，张云因为脚伤已经在家休息一个月了，她说自己找了个工作，“我得养活孩子呀”。对于纪增春说她做传销的说法，她显然有些惊讶，连问好几遍：“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最后她连连叹气，解释说：“我没做什么传销。他挣的钱养不活我们，我就自己找点活干，怎么着每月也能挣个几百元。哎，也不用再说了，毕竟他是我老公。”

　　对于纪增春说的会去自首的说法，她给与了否定的答复。说之前夫妻俩没有谈论过自首的话题，也没有去自首的打算。至于是否会离婚，她解释两人根本就没有登记，不过今后怎么办，她还没有打算，“先看看再说”。

　　听到纪增春被判12年的消息，她很吃惊，“怎么这样重呢？”她说不知道法院开庭审理的消息，不然肯定会过去看看，之前她给纪增春送去过钱但没能见面。她说自己的脚好后，一定会去看望纪增春的。

　　尽管知道了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但张云并不害怕纪增春将来会对自己怎么样，因为她知道“他这个人还可以”。

　　张云租住的房子与婆婆家就隔一条街道，但显然来往并不多，“有事就打电话，没事也不用串门”。纪增春被抓后，婆婆和小姑子曾过来商量孩子的事情，知道是自己举报的丈夫，婆婆和小姑子没表示怨恨，婆婆虽然很伤心，但也说“估计他也学不好”。她很痛快地告诉了记者婆婆家的电话，委托记者把判决消息告诉婆婆，“问问他们怎么办”，想了想又说，“也许背后婆婆会骂我”。

　　“这个家被他糟蹋得不成家了！”

　　尽管对妻子满腔不满，可是在谈到其他家人时，纪增春三次落泪，那就是孩子、母亲、妹妹。尽管他拒绝对孩子们说点什么，还说自己十几年后出来孩子们都大了，还有什么感情？可谈到女儿，他还是立刻很自豪地说：“肯定能考上大学！”他因此也非常感谢妹妹，说他们兄妹俩的感情比世界上任何一对兄妹都要深厚 ，妹妹帮他照顾母亲，抚养女儿，出来后他一定会报答的。

　　对于没有亲人前来旁听的“冷清”境况，他的解释是母亲年纪大了过不来，妹妹一定是工作忙，因为她是“会计师”。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并不知道开庭的消息。按照惯例，当事人家属在本地的法院电话告知，否则一律公告传达，因为不了解这一程序，纪增春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案件的进展情况。

　　得知儿子被判12年，纪增春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妈呀，怎么这么重呢？”接着她央求记者：“自首他自己没勇气，是他媳妇举报的，他也没离婚，是他媳妇呀，大妹子，你能跟法官说说，少判他几年成吗？”记者向她解释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她都一一让孙女记下，说等女儿回来后跟她商量商量，不过又说：“知道了也没用，没人去给他跑这个事呀。他妹妹上班，女儿还小，我老伴也没了，我64岁了，身体不好，为了他眼睛都快哭瞎了。”

　　“我跟老伴都是出名的老实人、好人，怎么就养了他这个儿子呢！他的脾气一点不随我们老俩口。”说着，老人忍不住哭起来，“这个家都被他糟蹋得不成家了！”

　　“他神经有毛病，变态！ ”老人提起儿子又爱又恨，“我不恨媳妇，他犯法国家就该制裁他。他是自己不争气呀。他是越失败越往下，这可能跟他头一次离婚有关系。”

　　老人说，1994年，因为家庭琐事，媳妇提出离婚，并且是直接到法院起诉离婚，纪增春非常生气。离婚后他就开始喝酒了，一喝酒脾气就不好。因为他不上进，跟父亲产生矛盾，就离开家住进单位，结果“更没人管他了，不久就犯事了”。他父亲自己包了个厂子，结果没做好，亏钱了，再想想就这一个儿子还不争气，老父亲又气又急，很快去世了。老人说到这里又哽咽了，“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老头生病没钱看，不然也不会死了”。

　　因为儿子靠不上，纪增春的母亲与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也没工作，没收入，全靠女儿我心里也难受呀，何况还得养儿子的女儿。”纪增春离婚后，女儿归他抚养，因为想到孙女“那边有个后爹，这边有个后妈，就爷爷奶奶是亲的”，所以这个孙女一直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目前已经高一。老人谈起孙女，总算舒了口气，“考上的是重点高中。我跟她姑姑整天教育她，不要学他爸那样，一定要争气”。老人不断埋怨儿子拖累了孙女，“初中孙女就入团了，可她姑姑说，要入党人家一调查她爸估计就麻烦了”。对于第二个媳妇生的孙子，老人说自己一点都不管，因为“怕长大跟他爸一样。我对男孩是失望了”。

　　话虽这么说，可老人还是爱子心切以致“病急乱投医”，几次央求记者给法官说说，给儿子减刑，她说：“再怎么说，我就这一个儿子，再怎么不好也是我儿子。他刚被抓那一个月我难受得不行。可我实在没能力，现在我还替老头背着八万多元的债呢！”

　　对于媳妇的举报她表示一点都不怨恨，说两个媳妇跟她处得都很好，第一个媳妇到现在都喊她“妈”。她知道儿子的脾气，媳妇这样做没什么不对，“犯法就要举报”。而且媳妇当时还去给儿子送钱，其中有媳妇出的一半。自己身体不好，只能靠媳妇跑跑这事了。“可现在判这么重，人家媳妇肯定不跟他了”。她说回头跟女儿商量商量，想办法去看看儿子，让他安心改造。“摊上这么个儿子，有什么办法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9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