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为新生双胞胎事故打10年官司

　　实习生 张鹏 本报记者 狄多华

　　“你带着两个孩子咋过呢？”

　　“只要死不了，孩子就能活下去，咱们这没希望的家庭，能逃出一个算一个。”郝高衡掐掉手中最后的烟蒂，转过头去，双目投向窗外。

　　窗内，他的身后，两行红字赫然入目：“为了家人孩子幸福，请您慎重对待婚姻。”

　　 不舍的离婚

　　“如果没有这场事故，我们虽然不算是天下最幸福的夫妻，但也能过着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40岁的西北汉子郝高衡红着眼圈儿说。

　　这场事故要一直追溯到1996年9月28日。新婚一年，妻子怀胎十月，分娩在即，产前检查显示，“双胎任娠，无异常”。夫妻俩人见人羡。

　　经过“精挑细选”，妻子兰芳住进甘肃省妇幼保健院。5天后，一对双胞胎呱呱坠地。大儿子重2950克，取名彬彬；小儿子重3500克，取名冈冈。

　　初为人父的郝高衡，特别兴奋，在妻子面前快乐得像小天使。他把对孩子的殷切期望全部写进了孩子的名字。“大儿子文质彬彬，从文；二儿子体格健壮，从武。”此时的郝高衡，怎么也没想到孩子的降临，会将这个家庭拖入深渊。

　　长子郝彬彬在出生55小时后，异常突现：“先是厉声尖叫，双眼向左侧上翻，抽搐不止……”次子也在产钳助产出生后一度重度窒息。妻子兰芳回忆，长子出生后，头上一块“硬光光”的。医生当时解释说，“产钳夹伤造成的皮外伤，不要紧。”

　　后经多家医院诊断，郝彬彬被确诊为“脑瘫，产伤所致”。郝冈冈则被诊断为“缺氧性脑病”。

　　悲喜交加的郝高衡向医院讨说法，无果而终。从此，郝高衡开始了长达10年的漫漫诉讼、上访之路，一个家庭的命运轨迹也由此彻底改变。

　　12年前，彼时的新婚夫妇，如胶似漆。当年女同事开玩笑说：“我就是想第三者插足，也插不进去啊。”在郝高衡的记忆里，那是段“神仙般”的日子。

　　12年后，2007年9月12日，这场婚姻走到了尽头。双方心知肚明，分手的理由并不是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感情破裂。

　　比郝高衡小两岁的妻子兰芳，心中依然放不下丈夫。“我怕他心里承受不了，再也经受不起打击”。兰芳喃喃地说，“他把我解脱了，我心能安吗？”

　　最后时刻，办手续，按手印。兰芳失声痛哭，郝高衡也突然激动，转身离开办事台，强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工作人员似乎察觉出异样，再次询问，“用不用再考虑？”郝高衡硬拉着妻子的手，强按下一个红手印。

　　“我庆幸自己没有疯掉”

　　“为人父，孩子却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为人夫，结婚多年却没给妻子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甚至让妻子变卖了结婚项链；为人子，本想孝敬父母，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还一直让父母担惊受怕。”

　　环顾四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自己年近不惑，仍一事无成，人生的黄金年代不复再来。

　　每念及此，郝高衡时常痛恨自己。孩子出生后，郝高衡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进了官司中，每月仅拿着200多元的待岗工资，操持家庭的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

　　妻子每天精打细算着“油盐酱醋面”，从牙缝里给孩子挤巨额的治疗费。丈夫干脆省掉了每天的早餐，解乏解闷的抽烟，被郝高衡看作是最奢侈的生活习惯。

　　多年，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心全部围绕着两个孩子。时至今日，兰芳依然坚信“我的孩子经过治疗，完全可以治愈。”

　　一朝分娩，孰料殃及夫妻两家三代。年迈体弱的母亲将大孙子领回农村老家护理，仅半年，哭坏了双眼；父亲在给孙子看病借钱的路上不幸身遭车祸……

　　生活的艰辛，沉重得落泪。为了给孩子攒钱治病，郝高衡和妻子捡过垃圾，摆过地摊，卖过气球……

　　10年坚持不懈，不曾放弃。亲朋们不解，郝高衡和妻子的回答都只有简短的4个字，“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没害怕过吃苦。”兰芳称自己是“女中强人”。事实上，在工作中，兰芳也是个“拼命三郎”——一个搞电焊的女人，常年在建筑工地一线风吹日晒，岁月的沧桑毫不保留地印在脸上。时常的高空作业，兰芳的身体也落下脊椎劳损的毛病。

　　“生活折磨得人现在没脾气了。”兰芳叹气。

　　婚前，她不止一次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文化素质比自己高”的丈夫可以把孩子培养好，自己也能补文化，求上进。

　　如今，每当想起尚在儿童福利院生活的大儿子郝彬彬，兰芳就会说，像利刃剜着心头的肉，“心口一阵阵地疼”。

　　妻子为家庭做出的牺牲，郝高衡既心存内疚，又无可奈何。尽管如今只能和妻子“兄妹”相称，但郝高衡依然感慨，“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么多年，患难夫妻，磕磕绊绊，却始终不离不弃。

　　唯一的一次。2000年7月14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听闻消息，妻子兰芳再也承受不了接连的打击，当场吞掉孩子治抽风的药，服毒自杀。

　　“法院连一个鉴定的机会都不给，还有啥希望？”往事不堪回首，兰芳已哭成泪人。

　　自此，亲生骨肉，分隔两地。长子郝彬彬被省高院送往兰州市儿童福利院。刚开始探望，都得“偷偷摸摸”，稍后，也仅容许每年探望一两次。

　　每次探望的细节，都会让郝高衡念叨上好久。听到孩子生分地叫“爸爸”，一旁保育员怜惜地说：“不能把这孩子再耽搁”，郝高衡便心急如焚，“越往后推，意味着孩子全面治愈的希望越渺茫。”

　　为给双子治病，郝家已举债40多万元，亲戚朋友被借了个遍，郝高衡说他实在无力借钱了。

　　8年上访，10年官司，官司一败再败，郝高衡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庆幸自己没有疯掉”，郝高衡说。

　　被逼出来的“两个半专家”

　　“你坐了10年‘监狱’啊！”老父亲的话，犹如一块重石压在郝高衡的心头。

　　周围的人曾多次建议郝高衡再生一胎健康的孩子，甘肃省卫生厅也曾答应给他一个生育指标。但遭到郝高衡拒绝，舐犊情深，他说自己不曾后悔当初的选择。

　　郝高衡选择了相信法律的力量。在他的博客中，郝高衡用名“雄狮”，寓意“雄起法制，狮醒几何？”

　　1998年3月10日，经过再三央求，在媒体和省消协的呼吁下，甘肃省卫生厅受理了医疗事故鉴定。同年，甘肃省医疗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不构成医疗事故。

　　“仿佛晴天霹雳”。郝高衡不服，于 1998年11月9日，1999年1月19日，1999年7月19日3次向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甘肃省卫生厅对郝彬彬和郝冈冈与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之间的医疗争议作出行政处理。法院均以“鉴定结论有异议”为由，驳回起诉请求。

　　几番“交手”，让郝高衡下定决心，自学法律和医学。科班学建筑，中专文化程度的郝高衡，开始较劲儿学习自己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法学和医学。而此时的郝高衡还是一个“法盲”。

　　在郝高衡的叙述中，这段岁月得以还原：起初仅是“实用主义”，跑书店，泡图书馆，查找与案子有关的知识。学医的目的是搞清楚院方到底有没有责任；学法直接服务于分析案情。

　　后来他发现，没有系统的学习，专业书籍很难看懂。于是借来大学本科教材，一本一本地啃。遗传学、病理学等这些给大学本科生开设的教程，他硬着头皮学。给孩子治病期间，四处求医问药，为节省住院的花销，他还学会了打针熬药，自己当起了孩子的医生。

　　诉讼前期，捉襟见肘的经济支付能力让郝高衡本想靠律师打官司的念头变得不现实。加上对某些律师的失望，郝高衡自称“被逼学法”。

　　郝高衡说，自此他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报考自学大专考试，还曾动过考律师资格证的念头。

　　在被郝高衡视作是“宝贝”的20多个纸箱子里，装满了各类诉讼材料和书籍。里边就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及配套法律法规》这样的书籍。粗略算过，郝高衡说先后用在买书上的钱不下几千元。

　　2000年，郝高衡集多年自学所成，多方征求专家意见，将3万字的论证书递交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证明双子致残与医院违规操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3万字的论证书是郝高衡的心血。案子进入重审阶段后，郝高衡自任委托代理人，起草上诉状和诉讼书。在法庭上，搬开法条，和对方专业律师进行当庭辩论。

　　妻子兰芳讲述，郝高衡每次读书读累的时候，便会瞅瞅随身携带的大儿子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彬彬，如果你会说话，那么你一定会说：爸爸，我再残再痴，依然永远是爸爸的精神支柱……”

　　媒体多年的关注，让“兰州双子案”在当地甚至全国产生了影响。郝高衡“维权斗士”的形象也小有名气。每年慕名向郝高衡咨询法律，寻求指导案情的“同道中人”不下20多位。

　　慕名者中有人称郝高衡是“两个半专家”，郝高衡苦笑，那也是“被逼出来的两个半专家”。

　　 “这样的医疗事故鉴定，叫我如何相信？”

　　开弓没有回头箭，郝高衡决定把官司一打到底。

　　10年长跑的起点时间是1999年6月25日。郝高衡以人身损害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将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推上被告席。

　　案子还远看不到终点。2007年9月30日，甘肃省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郝高衡决定继续申诉。案情也曾一度峰回路转，曙光初现。

　　2003年3月21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驳回甘肃省卫生厅的上诉请求，认定省卫生厅在该医疗纠纷中，变“三级鉴定”为“终审裁定”，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撤销甘肃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

　　经历“8起8落”之后，困扰此案的“紧箍咒”终于被取消，郝高衡长舒一口气。

　　此前，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称，郝彬彬、郝冈冈以“双胎产钳儿”出生，产程处理及时、准确、无误，并不构成医疗事故。甘肃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已作出终审鉴定结论，医院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

　　郝高衡不服的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没有程序能够保障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这样的医疗事故鉴定，叫我如何相信？”

　　对郝高衡来说，举证是艰难的。2001年，郝高衡曾单方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予以鉴定，鉴定结论显示，郝彬彬目前伤残与医疗失误构成因果关系。此后，还发生了CT片被损毁，原始病例被涂改的“节外风波”。

　　此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被媒体形容为“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广受舆论诟病。“医院和行政主管部门同出一门，鉴定很难独立”，有专家评价说。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权威饱受患者质疑：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今天是“裁判员”，明天有可能就是“运动员”，很难超脱地加以裁判。

　　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出台。其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利好消息相继传来。2002年9月1日，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新规定将鉴定主体由过去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变为“医学会”。

　　但“法制进步的阳光”却没能很快照进郝高衡的现实。多年曲折的经历，诉讼上访中的辛酸遭遇，人生的心得体悟，凡此种种，郝高衡都实录进了自己的日记。眼泪跃于纸上，一腔悲愤。

　　日记里，也会有牢骚气，郝高衡写道：“牢骚太盛防断肠，正因为此，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会写和说，有文盲、法盲、政盲…我愿当人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