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持证开采起纠纷 状告律师不尽职责

　　本刊记者/盛学友

　　王月琴聘请当地知名律师苏东庆帮自己打一个很有胜诉把握的官司，案件开庭后，她一直在等待着胜诉的判决结果，“但没想到，我还没有接到一审判决书，法院却把我强制执行了！” 原来，苏东庆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几个月没有告诉我，造成我丧失了上诉权”。为此，王月琴将苏东庆及其律师事务所告上法庭。

　　持证开采起纠纷

　　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人王月琴在兴隆县开办宏达铁选厂(以下简称宏达厂)，“我们手里有合法证照，没想到也会引来纷争”。

　　根据兴隆县法院判决书，王月琴等人采矿纠纷经过是——

　　2001年5月18日，马向军经三拨子村委会和挂兰峪镇四拨子铁矿(以下简称一矿)和挂兰峪镇经委同意，于2001年5月22日经兴隆县冶金局审批，取得了坑口作业证。

　　因坑口在原有水平线上采矿已经完毕，需下采空50米，2001年8月7日，马向军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一矿和三拨子村委会、镇经委、县冶金局当月盖章批准。

　　2002年2月14日，马向军和王月琴、闫凤海合伙开采，其中闫凤海一股，马向军与宏达厂为一股。2002年7月5日，坑口作业证负责人由马向军变更为王月琴。

　　2001年春，兴隆人韦宪国开办建国铁选厂(以下简称建国厂)。

　　2001年5月25日，一矿将所属小杨树沟铁矿石场转让给了建国厂开采，并经有镇经委同意，建国厂给地矿局交纳了资源费和储量审批费。

　　2001年6月28日，一矿通知建国厂在协议范围内履行采矿权利。但因小杨树沟铁矿石场已由兴隆县冶金局审批，将此矿石场的坑口作业证发给了马向军，因此建国厂还未取得此矿石场的坑口作业证。

　　建国厂认为，王月琴、闫凤海、马向军未经建国厂同意擅自在其采矿范围内，未办理任何合法手续进行开采，侵犯了其权益，遂于2002年5月16日将王月琴、闫凤海、马向军告上法庭，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三被告辩称，其所采铁矿石场是于2001年5月22日办理了合法开采手续后进行开采的，不具有侵权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求。

　　2001年12月10日，三拨子村委会证明：按划定的界限，韦宪国实属越界开采。

　　2002年8月16日，兴隆县冶金行业管理改制办公室证明，王月琴等人开采在一矿范围内，并与一矿有协议，冶金手续完备。

　　兴隆县法院审理认为，一矿与原告签订的转让协议有效，一矿将此矿石场转让给原告开采后，原告要求三被告停止开采，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因未提供相应证据，法院不予支持。

　　2002年12月15日，兴隆县法院做出(2002)兴民初字42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25号判决)：三被告停止在小杨树沟铁矿石场的采矿；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王月琴等人不服一审判决，遂上诉至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3年5月1日，承德市中院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撤销425号判决，发回重审。

　　同时，承德市中院还给兴隆县法院发函指出：一、三上诉人先于被上诉人取得争执坑口的采矿权，且当地村、镇、县有关部门盖章同意，其采矿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你院却认定后一个采矿协议有效，依据是什么？二、此案建国铁选厂诉三上诉人侵犯采矿权不成立，应追加一矿为当事人；三、建国铁选厂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损失，损失数额多少？此损失应由造成损失的责任人承担。

　　案件重审期间突遭执行

　　2003年6月11日，王月琴、闫凤海、马向军聘请河北承德东庆律师所苏东庆，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苏东庆是当地有名的律师，而承德市中院又发函指出了原审判决错误所在，案件重审，我们肯定胜诉！”王月琴对案件的重审充满了信心。

　　可出乎王月琴意料的是，2004年11月30日和2005年1月6日，兴隆县法院向王月琴签发了《执行通知书》、执行传票。

　　王月琴获悉情况后，非常吃惊：“法院还没判决，凭啥执行啊？”

　　2005年1月7日，王月琴从遵化赶到兴隆，“见到执行庭庭长，才知道我输了官司。”

　　原来，2004年8月25日，兴隆县法院重审后做出(2003)兴民初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801号判决)：王月琴等三被告立即停止小杨树沟铁矿石场的采矿；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王月琴认为，苏东庆作为其代理人的这份801号判决，和425号判决“如出一辙”，该判决将一矿追加为被告，但开庭时一矿法定代表人未出庭，也没答辩。

　　2005年1月11日，执行员刘中如、郭志永在法院对韦宪国和王月琴做出《执行笔录》，王月琴和韦宪国签订了《和解协议》，内容是：“因王月琴将小杨树沟铁矿石场转卖给迁西人开采，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产生其它纠纷，经韦宪国和王月琴协商达成如下执行协议：一、由王月琴一次性补偿韦宪国经济损失29万元。二、建国铁选厂韦宪国不再主张开采小杨树沟铁矿石场，放弃对小杨树沟铁石场的开采权。三、王月琴应当在给付韦宪国的款于2005年1月12日兑现，双方对此案不再有任何纠缠。”

　　1月12日，王月琴将29万元交到执行庭。郭志永写出执结报告，“此案和解执行”。

　　“按照执行人员的要求，我向兴隆县法院执行庭交纳了29万元。当时春节将至，迫于无奈，否则，就要将我拘留，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王月琴开始投诉兴隆县法院有关问题，2005年5月20日，河北省政法委做出冀政法转办(2005)64号批示，要求依法处理，“但没有任何结果”。

　　状告律师不尽职责

　　2006年12月25日，王月琴将苏东庆及其律师所以不尽职责为由推上了被告席，要求赔偿29万元。

　　2005年春节后，王月琴等人提起再审申请，法院一直没有答复，而起诉苏东庆后，“很快给了答复”。

　　2007年1月29日，兴隆县法院驳回王月琴等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是：王月琴在法院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双方自愿履行了801号判决，并已履行完毕，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均未提出异议，且案件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并无过错。王月琴对此表示将继续申诉。

　　4月11日，兴隆县法院开庭审理王月琴诉苏东庆及其律师所一案。

　　该院审理查明，801号判决在2004年8月30日送达王月琴、闫凤海、马向军、苏东庆，由苏东庆签收。

　　法院认为，原告王月琴与被告苏东庆、东庆律师所的诉讼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王月琴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与建国厂达成的和解协议给付韦宪国29万元，此行为与被告的代理行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9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

　　6月18日，兴隆县法院对该案做出判决，驳回王月琴的诉讼请求。

　　6月26日，王月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承德市中院。

　　10月26日下午，承德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苏东庆没有出庭应诉，东庆律师所律师许红玉作为该所代理人出庭；王月琴及其代理人、北京市安园律师所律师张成茂出庭。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辩论的焦点是：苏东庆明知无权签收应送达当事人的司法文书为何要签收？签收后为什么没有告知王月琴？苏东庆应不应当赔偿？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只认为双方代理合同有效以及王月琴和建国厂和解、给付韦宪国29万元与苏东庆代理行为无因果关系，对苏东庆签收判决书后拒不告知王月琴的事实只字不提，实属认定事实不清。

　　张成茂说，苏东庆作为王月琴等人的代理人，应当依法履行委托合同义务，在签收判决书后，负有通知、转达以及与委托人协商是否上诉的义务，而苏东庆既未通知，也未转达，更未协商，没有履行义务的主观故意明显。

　　苏东庆所代理的是发回重审的案件，承德市中院也已明确指出原审错误所在，对兴隆县法院重审后继续坚持错误观点的错误判决，二审依法纠正具有内在必然性，可苏东庆收到判决书却拒不通知、转达，致使王月琴丧失了上诉机会，由此造成巨额损失。

　　相反，如果上诉，一审判决则不会生效，而上诉又有很大的胜诉可能，如果胜诉，则不可能执行王月琴。因此，《和解协议》的产生，是苏东庆拒不履行职责的直接结果。

　　依据《民法通则》第66条“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合同法》第406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及《律师法》第49条、《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等有关规定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许红玉认为，苏东庆到法院阅卷、提出代理意见、书写答辩状、调取证据、参加庭审、提交书面代理词，直至协助上诉人提起再审、提出执行异议，说明律师所及苏东庆已履行了职责，在代理过程中无过错。

　　上诉人一审书面授权委托书明确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依据《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规定“签收法律文书，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而一般代理权限，没有为当事人代收法律文书的权利和义务。

　　2004年8月30日，苏东庆在法院送达回证的“受送达人”处签名，而不是在“代收人”处签名，表明领取的是法院依法应当送达给律师的判决书，苏东庆并未代收当事人的判决书。因为没有特别授权，律师无权代为上诉人领取判决书。

　　被上诉人辩称，801号判决是判令上诉人停止开采行为，并不涉及民事赔偿，也没有判令上诉人排除妨碍。而上诉人和建国厂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内容已超出一审判决结果，给付29万元不是判决结果，而是上诉人和建国厂之间自愿和解的结果。因此，上诉人的给付行为与被上诉人代理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