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欲告法官丈夫重婚

　　佛山市南海黄岐红星村空空荡荡的两层楼里弥漫着悲凉气息，31岁的陈维意如今带着两岁的孩子住在娘家，10平米的房间里堆放着孩子的尿布、各色衣物。“我没有跟他离过婚，他却已经和另一个女人生下了孩子。作为一名法官，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重婚？”一年多来，从河北唐山到广东，陈维意四处申诉自己的遭遇。

　　法学情侣终成眷属

　　2001年，专科院校毕业后的陈维意自费到北京大学进修行政法，期间结识了在学校读在职研究生的唐山某法院的法官苗某(化名)，两人年龄相差7岁。

　　在恋爱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人便在学校附近同居。2003年初，陈维意第一次怀孕，“但是由于学业的关系，没有把孩子生下来。”2003年非典期间，陈维意回到南海老家，“他带着户口本过来要求跟我结婚，一度让我很感动。”2003年11月10日，光棍节前一天，“为了不让他过光棍节”，两人一起到唐山市民政局注册结婚。

　　婚后与两人一同生活的，还有一个14岁的女孩，“他说那是他姐姐的孩子，姐姐已经死了，所以孩子跟我们一起生活。”4年后这名女孩告诉陈维意，自己就是苗某的女儿。

　　首次争吵和强制流产

　　2004年初，陈维意在唐山丢失身份证等证件，需要回家重新办理，在这段时间里陈维意发现自己有身孕。

　　2004年10月左右，回到唐山后的陈维意第一次在丈夫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位名叫“彭君”的女子发的短信，“短信的内容很暧昧，我们为此出现了争吵。”

　　争吵过程中，“他向我动手，使得我的手指骨裂”，当时陈怀孕一个月，“他要求我放弃孩子，我觉得没有道理，坚持不肯，他就把我强行关起来。”由于手指受伤，陈维意在丈夫的劝说下服用了“止痛药”，“谁知道在吃药当日下午，就出现了大出血症状，到医院后医生就跟我说孩子没有了。”陈维意愤然离开唐山，再度回到佛山老家。

　　妻子发现丈夫重婚

　　陈维意发现自己第三次怀孕是2005年6月，当时陈维意再度回家省亲，丈夫后来到佛山探望并告诉妻子，他已经被北京大学录取，继续攻读博士。

　　陈维意发现真相是在2006年9月，“他说要带孩子回唐山定居，于是带我们在唐山租了一套房子”，尽管陈质疑“为什么有自己的房子还要租”，但是很快被说服，“他说房价高，自己又在北京读书，就把原来的房子租了出去。”

　　带着孩子在唐山的生活很艰难，“孩子一个劲发烧生病，我只能带着孩子去找他做医生的姑姑”，苗某姑姑的反应令陈维意有“天崩地裂的感觉”。“他姑姑说，你们不是离婚了吗，小缪跟武汉的一个女孩不是很火热吗？怎么又有一个孩子了？”

　　11月间，陈维意唐山的邻居带着她来到其原先与苗某居住的房门口，“我敲门，门里的女子死活不愿开门，我说我不租这房了，我是苗某的太太，她让我自己去他单位找他。”屋内的女子已经生下一个孩子，正在坐月子。无奈之下，陈维意报了警，警方看了双方的有关证件后告诉陈，“她也有跟男方的结婚证，你也有结婚证，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了。”此后警方便离开了。

　　带着疑问，陈来到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人事处查询，结果令其更为惊讶，“人事处的档案显示，苗某一直在他们单位上班，而且他的档案中还显示其名下还有一个13岁的儿子。”此后，陈找到此前与其一同生活的女孩，“那女孩告诉我那是她的弟弟。”

　　一纸协议犹如一封休书

　　2007年1月18日，苗某立下了一份协议给陈维意，协议上写明：“苗某自2007年开始给付陈维意孩子抚养费400元，每月月底前打到账号上，两人自此无纠纷。”

　　从此，陈维意便走上了维权的道路，从全国妇联到河北当地部门。陈维意说，在妇联的调查中，他们无法在民政局查到她与苗某的婚姻关系，“但是我的结婚证都还在这里呢，你让我怎么相信？”

　　丈夫表示两人已离婚

　　记者通过电话与苗某取得联系，他承认曾经与陈维意的婚姻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大概2年前吧。我们两个一起到唐山市民政局去协议离婚的，当时她说她的结婚证丢了，所以就写了个遗失启事，然后我们在民政局签了协议，我给她1.5万元作为补偿，并领了离婚证，但是后来陈维意把我的离婚证拿走了，我这边就没有了。”苗某表示。

　　苗某同时确认他的身份是唐山市某法院民庭的法官。

　　民政声音

　　一方结婚证在手就不可能离婚

　　记者从唐山市民政局和广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获知，如果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双方都必须将结婚证上交，要不然就不可能离婚。“离婚跟结婚一样，除了交出结婚证还要出示身份证、户口本，不是随便就能领到离婚证的。如果那人手中还有结婚证，那就说明他的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唐山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东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的周亚波律师对此认为，如果最初两人是一同去领取结婚证的，离婚的时候一方不到场是不可能解除婚姻关系的。离婚和结婚都必须本人到场。“只要有两张结婚证，上面有同一个人的名字，就足以证明重婚。”周律师表示，在我国重婚案件通常都是自诉案件，但是重婚案中的受害人一般都是妇女，而妇女又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取证能力很弱，这个时候要借助于检察机关的介入。

　　本报记者 赵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