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出纳涉嫌盗窃公司帐户获刑 检察员建议重审

　　本报南宁讯 (记者孙小娟)2006年5月14日，南宁市安吉大道某公司账户被人盗取18万元，曾做财务工作的黎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并被判了刑，但她本人一直不肯认罪。二审辩护律师细查案卷发现疑点，在1月15日的二审法庭上为她作了无罪辩护。目前该案尚没有最终结果。

　　女出纳受牵连被判刑

　　2006年5月中旬的一天，南宁市安吉路某公司的老总肖某前去银行取款时，发现公司的账户上有18万元钱在头一天被人盗取。肖某立即去公安机关报了案，并陈述说，他怀疑这事是已辞职的女出纳黎某干的，黎某走前有可能盗取了公司支票并偷盖了印章。

　　案发8天后，嫌疑人韦某(已判刑)落网。韦某承认他盗取了某公司的18万元钱，但称是与该公司的前出纳黎某一起作的案。韦某说，他和黎某曾有恋爱关系，2006年5月14日，黎某将两张已盖好章的空白现金支票交给他，由他填写后，两人一起盗取了钱，并回到黎某的住处分了赃。

　　当年10月4日，从外地回到南宁的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对于被指控的事实，她一概否认。她称自己与韦某只是网友，现实中并不相识，某公司的人是在陷害她。

　　今年11月20日，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一审判决黎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黎某提出了上诉，并委托锦康律师事务所的赵春林律师作二审辩护。

　　定案证据中发现疑点

　　赵春林发现，一审法院认定黎某有罪主要是基于几方面的证据：黎某的通讯录里有韦某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一份黎某在职时填写的现金支票检验鉴定书，抓获经过，肖某的怀疑，韦某的供述。法院根据上述证据得出这样的结论：黎某曾在该公司做财务工作，有盗取现金支票并加盖印章的便利条件，她的手机通讯录证明她与韦某有社会联系，肖某怀疑她有作案嫌疑，韦某又供述与她共同作案，因此黎某参与作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然而在赵春林看来，用这些证据证明黎某有罪，既不确实也不充分。他认为，通讯录只能证明黎某和韦某有联系，并不能证明黎某共同作案；鉴定结论只能证明黎某曾协助做过财务工作，不能证明黎某盗取支票；抓获经过不能证明黎某盗窃；肖某的陈述只是怀疑，仅凭怀疑不能定案；唯一能证明黎某盗窃的是韦某的供述，但孤证也不能定案。

　　认真翻阅案卷中的每一份调查笔录，并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走访，赵春林发现了更大的疑点。

　　法庭上演绎无罪推理

　　1月15日上午，记者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旁听了这场无罪辩护。赵春林根据所发现的疑点，层层深入举出了新的证据。

　　赵春林说，根据黎某、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肖某的说法，某公司的空白支票经黎某填写后，必须由肖某审核同意，并盖上公司财务章和肖某的私章后才能取款。赵春林拿出了一份新近对肖某的调查笔录称，肖某在接受调查时肯定地表示，公司的印章由他本人保管在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只有他自己有，从未丢失过，保险柜也未被撬过。而另一位证人(该公司的一位客户)却说，他前去该公司取款时，是由肖的“老婆”(前出纳陈某)打开保险柜盖的章。这说明，肖某的说法有疑点，而黎某只是填写空白支票，没有条件接触印章。

　　既然如此，被盗支票上的印章从何而来？肖某称他怀疑黎某窥视到了他的保险柜密码，偷用了印章。那么仅凭密码能否打开保险柜？赵春林拿出一串钥匙和一份说明书称，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特地去到肖某购买保险柜的南宁百货大楼，向销售人员做了调查。销售人员明确表示，这个系列的保险柜只知密码没有用，必须要有钥匙才能打开，没电时还须有备用钥匙。

　　此外，韦某在笔录中称，他和黎某认识五年，恋爱一年。赵春林说，他专程赶到韦某服刑的北海监狱，对韦某进行了调查讯问。当问到有谁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时，韦某竟称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不合常理。此外，他还发现一位新证人黄某，此人证实案发时黎某正在帮她搬家，并没有作案时间。

　　对于这些新证据，检察员认为，赵春林前去调查取证时未经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的允许，调查程序不合法，应不予认定，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有待查实。

　　检察员建议发回重审

　　庭审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针对焦点进行了法庭辩论。

　　赵春林说，综合本案的证据，案发时黎某既无作案的时间，也无作案的条件，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被盗支票上的印章是如何盖上的”这一关键问题的情况下，仅凭肖某的怀疑和韦某的供述就认定黎某有罪，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刑诉法“疑罪从无”和孤证不定案的原则，应该撤消一审法院对黎某的有罪判决。

　　当审判长问黎某是否需要补充时，她泣不成声地说道：“希望法院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我是无罪的。”

　　检察员表示，鉴于本案证据出现了新的变化，部分事实尚未查清，建议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赵春林则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程序违法才能发回重审，本案是实体违法，不符合发回重审的法定条件。

　　审判长最后宣布，待合议庭合议后择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