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栽在了自己手里”

　　⊙本报记者蒋伟整理

　　“用权力换钱财的思想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前清白做人的为官准则。一个人如果追求钱财、追求享受的欲望膨胀，当钱财来到身边时，他自然就成了钱财的俘虏。我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就是栽在了自己手里。”

　　前不久，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欧阳松在湖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的大会上，对自己作出这样的深刻反思和忏悔。

　　刚进看守所时，欧阳松深受痛苦的煎熬，曾经三次试图用碎玻璃割腕自尽。此后，他在监狱全身心办报，还曾成功说服一个企图越墙脱逃、被发现后又以绝食相抗的罪犯。

　　从高官到囚徒，在狱中，欧阳松多次深刻忏悔，进行着灵魂的裂变与重铸。本报整理出他的狱中忏悔录全文，警示世人，警钟长鸣，防腐拒变。

　　“提拔无望就找‘钱途’”

　　我出生在湖南省常宁市的一个贫苦家庭，一家9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日子，家境贫寒的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命运。从小学到大学，依靠父母节衣缩食和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我才得以顺利地完成16年的寒窗苦读。

　　1965年从湖南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我从技术员一步步升为科长、副厂长、厂长。1983年9月，我被提拔为岳阳市委副书记， 1991年3月当选市长，这期间，我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十分努力，为推动岳阳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广大干部群众眼里，这一时期的我是一个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同时，我和妻子互敬互爱，家庭和睦，令许多人羡慕不已。

　　没有守住思想道德的防线，是所有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的关键原因，我也不例外。

　　担任市长后，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1992年，我曾带团到沿海考察学习，发现有些级别比我低的干部，浑身上下穿的全是国际名牌，他们说送烟酒农副产品根本不算送礼，一次送个十万八万元的也不算回事。

　　还有一次，我带队到东部某市考察，听他们说，那里一些党政干部都有自己的公司或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公司，百万富翁很多。对此我虽不敢苟同，但对他们开始有点羡慕了。从那时开始，“用权力换钱财”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前清白做人的为官准则。

　　就在这一年，我因侥幸心理的驱使，铤而走险，踏上了犯罪之途。

　　岳阳市某公司的工人胡某，通过熟人的介绍，多次找我帮忙，想调进市政府工作，并给了我“定金”。在我的授意下，他很快如愿以偿。为此，他三次共送给我7万元。不义之财来得这么容易，使我感到了权力的巨大魔力。开始，我也曾有些担心害怕，知道这样做违反党纪国法，想把钱退回去，但后来一直平安无事，心想这事只有他知我知，不会出什么事，最终贪欲占了上风。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我在罪恶的道路上再也停不住脚步。

　　与其他贪官一样，我的蜕变不是偶然的。

　　没有前途就找“钱途”，随着理想信念的彻底坍塌，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完全崩溃，彻底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侩、商人。同时，我在思想和行为上也经历了从提心吊胆到心安理得、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贪欲的闸门一发不可收

　　1994年9月，我调任湖南省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应该说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但我并不感到高兴，认为自己提拔无望，过几年就要退休，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了。

　　于是，我的干劲小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慢慢放松。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不再甘于“官当大了，钱却少了”的状况，与妻子一道打开了内心深处贪欲的大门。　　从1994年到1999年短短几年时间，我疯狂利用办理汽车没收证明书、发包工程、提供贷款、安排军转干部等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收受贿赂。

　　1994年底，湖南省汽车摩托商贸公司总经理钟某在长沙县星沙筹建汽车、摩托车配件市场时资金短缺，找到我请求省工商局投资联办。我表示同意，并投入资金150万元。1996年12月，经我批准同意，省工商局借给该公司200万元，到案发时仅归还50万元。钟某借拜年之名送给我2万元。　　在我的“灰色收入”中，要数春节期间收的多，很多烟酒、“红包”都是以拜年的名义送上门来。1996年7月，经我批准，商人余某在湖南省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湖南湘西傩酒厂”，后将厂名变更为“湖南湘西酿酒厂”。1997年初，湘西湘泉酒厂认为侵犯了其名称权，要求工商部门撤销其厂名。余某找到我打招呼，维持了该厂厂名。1998年春节前，余某送给我20箱“湘酒王”酒，价值5.06万元。

　　渐渐地，胆子越来越大的我对送上门来的钱财，不论多少，一律笑纳。1996年初到1998年，我帮助贾某做进口罚没汽车生意，他先后送给我45万元。

　　在疯狂收受贿赂的同时，我还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我任工商局长期间，多次采取变通办法处理非法拼装汽车和走私车，为本单位增加了收入，使他人、自己获得了好处，却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却用来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利益，没有把权力用于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走上了一条绝路。我感到，一个人光用道德自律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纪律和法律约束自己，对权高位重的人来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