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明失踪后，其举报的砖窑老板高保义来到宾馆要求与陈忠明对质。本报记者张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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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明，一位四川籍农民工，向本报举报河北定州一砖窑包身工问题，并随记者实地调查，但在当地一家宾馆里，他夜半失踪。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同时，道义上的责任感也使我们心怀忧虑：这个几乎身无分文的农民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何以度日？他的生存与安全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至今，陈忠明下落不明已有数日。在事件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断： 陈忠明的突然失踪，要么是人为导演，要么就是他个人主动出走。
第一种情况，任何善良的人们都可以想到，在当地媒体和中央电视台对“包身工现象”的多次报道下，当地有关负责人已表示“将认真研究并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对定州小砖窑进行全面综合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包身工事件再次发生”，但从陈忠明的举报线索和本报记者的前期暗访发现，问题似乎并没有彻底解决。陈忠明所举报的问题一旦再次被媒体披露并查证属实，当地有关部门的公信力无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所以，人们有理由合理怀疑当地不希望被曝光的某些组织或者个人对陈忠明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导演了这次失踪事件。
第二种情况就是陈忠明放弃了协助调查。其中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陈受到某种外力压迫，对强势的恐惧使得他不得不放弃。毕竟，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都时时感到威胁的存在，更何况作为普通打工者的陈忠明？基于人性考虑，当一个普通人感受到强大的外力威胁时，放弃自己的一些主张也是有可能的。二是当地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和陈通过谈判私了，之后陈主动离开。三是陈忠明基于内心自由意志，放弃协助调查主动出走。但这种可能面临很多逻辑困境：毕竟他已为举报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不惜数百里之遥亲自赴京寻求支援。
总之，除了对陈忠明失踪的种种推断，还有本报记者在定州调查问题时，当地有关官员就在警方人员的带领下与记者一行“不期而遇”的“巧合”———种种情况都在说明，有明显的人为因素掺杂其中。正是这些人为因素，使得一桩简单的举报案件变得错综复杂，使得举报人离奇失踪，有关调查也难以进行。
陈忠明失踪，相关调查便陷入了僵局。但是，对一个公民的失踪，当地政府部门不应该漠然置之。不应因为被举报人窑主不愿意提供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当地有关部门就难有作为；况且，举报人的特殊身份，其人身安全已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时，有关部门更要积极主动地寻找，履行对公民的庇护之责。
尽管陈忠明的失踪需要假以时日来寻找，但是已经出现于其他地方的不正常现象是需要警惕的。长期以来，有的地方出于对自身形象和地方利益的考虑，对媒体所反映的问题，往往抱着“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藏、不能藏就盖”的心态，甚至采取各种方法“谢绝”媒体正常的新闻报道。这种“鸵鸟策略”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也阻碍了舆论监督的开展。陈忠明的失踪和举报都发生在一个地方，很容易在公众中产生某种联想，不利于当地政府的形象。我们宁愿相信当地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但证明清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并公布真相，漠然置之只能会使事情越来越复杂。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最初本报之所以关注这个事件，是因为这个问题关乎中国当代农民工的生存权益问题。因此我们希望，“包身工”问题能够因为此次事件得以凸显，并能够得到彻底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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