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名农民被骗孤岛 悲惨遭遇宛如包身工(组图)

虽然都是农民的手，但割过芦苇的手（右）就是不一样

包身工打工场地

　　打开湖南地图，在它的西南角上，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地方——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

　　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最近曝出一桩惊人事件： 100多名农民被骗去洞庭湖孤岛上砍芦苇，其悲惨遭遇类似夏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描述的“包身工”！

　　12月3日，记者通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湖南通道县溪口镇北堆村。淳朴的村民得知记者来到山寨，奔走相告，欢迎为他们维权的记者。背上沉重债务、又被骗去岳阳割芦苇的江桂和激动地说：“记者同志，你们一定要为我们说话啊！”

　　洞庭孤岛惊现“包身工”

　　经过1个多月的颠沛流离，江桂和又回到了青山碧水的通道老家。2004年国家拨专款修建好的标准公路，使这个古老的村寨有了一丝现代化的气息。

　　12月6日清晨，记者推开了江桂和家的木板门，他正在和妻子吃早饭。一只大黄狗突然蹿了出来，在主人的吆喝下才停止吠叫。一口铁锅放在火炉上，米饭、素菜、红薯等煮成一锅，这就是他们的早餐。时至冬季，窗户上没有挂任何挡风的东西，一抹阳光夹杂着刺骨的寒风从窗口和木板的缝隙中透了过来。

　　割芦苇，工头承诺每天80元

　　今年10月，商人模样打扮、来自益阳沅江市的张少波打破了村寨的宁静。“去洞庭湖旁割芦苇吗？每天可以赚80元，体力小的人最少也能赚40元一天，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张少波如此向村民承诺。为了让村民们相信自己，他找来了当地的“亲戚”粟保德和唐孝坤做说客。

　　有了这两个当地人的游说，村民们动心了。张少波说，割一把芦苇算工钱0.7元，一个强壮劳动力一天可以割100多把。村民们细想，就算是没有80元一天，至少几十元一天总有吧，一个月千多元的工作，这对一些没什么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已相当具有诱惑力。

　　上贼船，六旬老妇也去了

　　在广东中山市打了5年工的陆大清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怀疑其中可能有诈。

　　“现在一个月能赚2000元的工作已十分难找，特别像这样的纯体力活，完全就是廉价劳动力呀。”陆大清说，由于当时没抓住什么把柄，所以他也不敢明确反对。

　　为着工头承诺的80元一天的工资，第一批民工59人很快就招齐了。江桂和告诉记者，去洞庭湖割芦苇的农民主要来自通道县溪口镇的北堆村、下寨村，菁芜洲镇的八路村、寨头堡村、小江村等地。大多是40到50岁的中年人，其中一个名叫石香其的今年已经60岁了，虽然家里有儿有女，可为了赚钱糊口，也跟着丈夫一起去了。

　　10月10日，江桂和带着妻子，随同老乡们一起出发了。临行前，心想一到工地就可以开始工作，他身上只带了300元钱。

　　量太少，阵地转移到孤岛

　　乡亲们最开始到达的地方是岳阳市鹿角镇，这里地处岳阳市内的东洞庭湖。一眼望去，洞庭湖上的芦苇没有尽头。看到这场景，江桂和笑了，心想就算起早贪黑也要拼命干，好早点还清家里的债务，供子女们读书。

　　然而没几天下来，大伙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不管怎么拼命干，每天也达不到原来想象中的100多把的数量，体力弱的甚至只能割30多把。没有割芦苇的经验，工作量又完不成，不仅让工人们十分气馁，就连包工头张少波也焦急起来，他深入到芦苇滩中探查原因，发现原来是这里的芦苇好几年都没有割过了，非常硬，有大拇指那么粗。

　　张少波决定另辟一个赚钱的地方。8天之后，他带领大家离开了鹿角镇，坐上一艘机动船向南洞庭湖出发。事实上，这个地点也是他早已联系好的。

　　机动船沿着水路一直开到汨罗市杨林寨镇，在一片芦苇笼罩的孤岛上，船停了下来。59人的队伍走到这里只剩下46人，其中10多人因心存疑虑，已先行回了老家。

　　六名“包身工”拼死逃离孤岛

　　“你别过来，过来我把你推到洞庭湖里去，同归于尽。”这是江桂和逃离孤岛那天对张少波说的最后一句话。11月17日，在经历38天“包身工”生活后，江桂和终于跳上了高价租来的渔船。没想到，闻讯赶来的张少波出面阻拦，背后还跟着一群打手，见江桂和6人已经上船，只好作罢。

　　起早摸黑

　　用芦苇把子当餐费

　　从鹿角到杨林寨，刚上孤岛的江桂和每天都有干活的激情。为着100把的目标，他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干活，空着肚子，一直要干到上午10时许，才回家匆匆吃早饭。

　　包工头把46名工人分成4个小组，每组负责一片芦苇进行工作，每个星期支付300元一组的伙食费。工人们就凭这伙食费去老板规定的“商店”购买大米、蔬菜。“卖米卖菜的人也是老板的亲戚，萝卜、冬瓜、白菜一律1元一斤，这比陆上的价格要高出好几倍。”江桂和告诉记者，他每天需要支付3元钱的伙食费，给做饭的师傅支付2元一天的工钱。

　　“没有钱支付，我们就用芦苇当钱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孤岛上，用3把芦苇就可以支付这2元的费用，芦苇成了劳动交易的“货币”。

　　吃完早饭，工人们利用饭后简短的休息时间开始磨刀，然后开始第二次开工，这一次要熬到下午3时才可以吃中饭。

　　“捆芦苇比割芦苇更困难，需要完成两道工序，前一天割的芦苇来不及捆，第二天就必须捆好。”江桂和说，工钱是按芦苇把数计算的，把它捆匀称，捆到达标十分重要。

　　“甚至有人晚上也加班，靠月亮微弱的光线，还可以多干3个小时。”江桂和说，一些愿意吃苦的年轻汉子经常这样干，而他自己却不敢这样冒险。“弄得不好，镰刀就挥到脚上去了。”卢安财就是其中一个被镰刀砍伤的工友。

　　洞庭湖里的水十分浑浊，澄一个晚上才可以变清。而岛上只有一口水井，很难满足几十个人的吃用。要想打一桶井水，工人们必须多走两三里路程。

　　环境恶劣

　　工人只能睡芦苇棚

　　“孤岛上只有芦苇，其他什么也没有。”江桂和来到这个芦苇岛上之后，发现这里“确实不是人住的地方，就是个荒岛，没有电，没有人住，手机信号也很弱，通往陆上的工具就是机动船”。

　　每个星期，机动船往岛上送一次食品，满足50多人的饮食问题。荒岛上唯一能说明有人来过的标志就是管理站，这个100多平方米的红砖房子便是大伙的避难所。然而，这里并不是“包身工”们所住的地方。

　　芦苇管理站站长刘某、包工头张少波、粟保德，以及他们的家属下属20多人便住在这里。“只有下雨的时候，我们才能到这里来避雨。”江桂和说。

　　工人们的房子是用芦苇搭建起来的，房身用芦苇筑成，地上铺一层厚厚的芦苇，便成为一张床，再铺上从家里带来的棉被，往屋顶上铺一层防漏的薄膜，这便成了工人们长期居住的“家”。

　　有人倒下

　　工头称有血吸虫病

　　喝洞庭湖的水可能得血吸虫病的传言在工友们中散开了。然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唐友焕就是最先倒下的工友。一天早上，刘时海喝了不干净的水后，果然发了病，全身上下出现红疹，脸开始肿起来。

　　“这很可能是流行性疾病。”包工头张少波非常担心，如果这种病在工人中流行，他这个芦苇场就要大受损失了。而此时，岛上什么药品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医疗保障人员。

　　张少波赶紧与外界联系，把唐友焕送上了岸。幸好，病源并没有扩散。

　　水太脏了，工人们向芦苇场管理站提出再打一口水井的要求，可一直没有下文。而管理站墙壁上“注意饮食卫生，杜绝血吸虫病”的标语却赫然在目。

　　“岛上连一粒感冒药丸都没有，得了病只好硬撑。”同是北堆村村民的陶技池如是说。他是第二批加入割芦苇队伍的人，领队的是同村的唐少坤，这次一共来了五六十个人。

　　陶技池告诉记者，芦苇场管理站把大片大片的芦苇地承包给工头张少波，张少波对外称与当地的粟保德、唐孝坤是“亲戚”。而粟、唐两人则成为其在通道县招工的头目。

　　工钱纠纷

　　农民工彻底失去信心

　　看着一天天堆积起来的芦苇，工人们喜出望外，心想只要运走了这些芦苇，就可以计算自己的工资，赚到满意的收入。

　　“包身工”割来的芦苇大量地送往附近的造纸厂，而割芦苇的工钱却被层层盘剥下来。陶技池说，管理站收购芦苇时支付1元钱一把的工资，而工钱算给工人的时候，就只有0.66元一把了。这自然是层层盘剥减下来的。

　　“量把围的时候，他们不算平均大小，而专挑小捆的来计算。”江桂和气愤地说，按照通常的想法，选最大、中等、最小三捆芦苇算平均把围是最合理的。可包工头不答应这样做。

　　江桂和说，他割的芦苇把，大的直径有1米多，最小的0.6米，相差比较大，采用平均方式计算是较为合理的。

　　陶技池是假装生病才逃回家的，在10天时间里，他割了300多把芦苇，按0.66元一把计算，才得工资198元，除去老板扣掉的伙食费，他没有赚到一分钱。

　　江桂和在一个多月的打工时间里，平均每天可割到60多把。粗略计算，一个月下来也能赚1000来元钱。可经张少波测算下来，工钱就被大量缩水了。

　　故意克扣工钱，“包身工”们忍受不了工头的无端盘剥,一个月之后，岛上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罢工”，从通道过来的民工失去了原先的工作激情。

　　渐渐地许多工人意识到，是否真会发那么多工资还是个未知数。大家曾一齐向张少波讨要过工钱，可他明确地告知：过年的时候，可以发60%～70%的工钱，等岛上的芦苇全部割完了，工钱自然会发给大家。

　　望着浩渺的洞庭湖，一眼看过去，茫茫芦苇滩根本就没有尽头，江桂和失望了，他打算离开这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密谋逃离

　　冒险约见渔船老板

　　“何时才能真正拿到工钱啊！”与江桂和有同样感受的刘时海看着自己一手的血泡，不禁感叹，赚钱的梦想开始在这群“包身工”心中破灭了。

　　江桂和开始同张少波进行交涉，想要回这一个月的工钱，并上船离开这里。然而，来之前信誓旦旦可随时离开的张少波反悔了，“叫你们来，我花了路费和精力，你们现在就这样一走了之，不行。”一脸霸气的张少波不仅不给工资，还态度强硬地说：“除非你们拉一些人进来做工，不然就不会放你们走。”

　　通往陆上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船只，控制了船就控制了人们进出的自由。在孤岛上，张少波的船是不可能放人的，没有他发话，也没人敢送民工回家。

　　时间进入11月，天气渐渐变冷了，一连几天，天空不时飘着小雨。刘时海和江桂和虽然不是同一个组的工人，但住处相隔不远。

　　11月16日，两人又开始讨论工资的事，越想越不对劲。“张少波只是在拖延时间，多在这里留一天，我们就只能多给他干一天的活。”两人合计怎样才能逃离这个荒岛。

　　船，首先想到的就是船。在孤岛上做维修工的李师傅进入他们的视线。李师傅长期在孤岛上维修房子，每个月工资才300元钱，自己有船有手机。

　　“多给他些钱，应该会送的。”江桂和心里也在嘀咕，到底要给多少钱，他才肯送人呢？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李师傅终于禁不住高价的诱惑，同意送他们离开孤岛。

　　高价租船

　　六民工终于逃离孤岛

　　11月17日，天空下起了雨，浩瀚的洞庭湖开始狂风大作起来。江桂和夫妻、刘时海父子4人早早收拾了行李，想趁张少波不注意的时候离开这里。

　　下午3时，江桂和来到管理站的房屋内，想打听张少波的动静。因雨天无法干活，在管理站里躲雨的杨进兵告诉他，张少波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刚吃过午饭睡觉去了。这是个逃走的最佳机会，江桂和转身就走。

　　没想到杨进兵拉住他的衣服，暗暗地问江桂和：“听说你们要逃走？”前一天，杨进兵看见江桂和去找过李师傅，今天又看到江桂和来打听张少波的消息，一猜就知道他们想逃。

　　同为老乡的江桂和笑着告诉他，他们已经搞到船了，马上就离开这里。杨进兵听他这么一说，马上就决定加入他们的逃亡队伍，回自己棚子卷铺盖去了。

　　十几分钟后，杨进兵带着妻子也来到了湖边。可就在此时，李师傅告诉他们，他的船引擎坏了，要想马上走，得另外叫人来接，每人必须多付20元钱。为逃离孤岛，他们只好接受条件，前后一起给了李师傅196元钱。

　　半小时后，一艘渔船来到了孤岛。当6人登船正想离开的时候，张少波闻讯赶到了岸边。大声威胁说：“看你们敢走，我追也要把你们追回来。”

　　归心似箭的江桂和等人不再犹豫，终于逃离了孤岛，结束了1个多月的噩梦生活。冬天已经来临，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困在岛上，江桂和内心十分担忧：他们拿到工钱了吗，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吗？

　　记者手记

　　谁为走出山寨的农民维权

　　夏衍的《包身工》高中时就已读过，但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在今日的中国如此相似的一幕竟又重演了。

　　贫穷让这些农民放弃了许多。他们放弃了争取权益的权利，放弃了爱惜自己生命的权利，甚至放弃了人身自由的权利。

　　笔者曾以一个文明人的姿态，建议通道的农民采用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责备他们的愚昧，不懂得向警方报案，埋怨他们对自己亲人的漠视。然而，走进通道之后，我的情绪完全发生了改变。我开始为这里村民的淳朴感到惊讶，为这里许多有过悲惨命运的人表示同情。

　　从通道到怀化，从通道到长沙，分别是250公里、800公里。“第一次见到记者”，感动的不仅仅是村寨的农民，更震撼了我的心灵。第一个走进这个山寨的记者丝毫没有骄傲起来，沿着村前那条新修建的水泥公路，思绪飞向了远方。

　　“国家对我们贫困县的政策是好的。”几百年、上千年，村寨没有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政策给这个山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侗族同胞的子女上了大学，许多家庭买起了彩电，盖起了新楼房。同时，在北堆村，希望小学和信用社则用水泥、红砖盖起来了。

　　我们发现，这里正发生着一场传统向现代的大变革。他们仍保留着

　　“你们现在的生活和以前比起来，发生的变化大吗？”说起现在的生活，江桂和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进步是肯定的，只是速度上有千差万别。

　　到北堆村的第一天晚上，为了不惊扰村民，我们返回10多公里远的溪口镇寻找旅社。在不足一公里的小镇上，我住上了记忆中最便宜的旅社——

　　通道太偏了，偏僻得没有多少人来光顾它。

　　在广东虎门镇一个五星级酒店里，我见到了一个从通道司法局走出来的律师。他告诉我，县里有许多人外出打工，身处繁华都市的他仍不时要为自己的饭碗担心，但作为一名司法者，他更愿意为家乡的老百姓维权。

　　是啊，谁来为走出山寨的村民维权。从他们惊诧的脸上，我意识到维权二字离他们有多么遥远。他们甚至还在企盼，好心的包工头老板能发发慈悲，把拼命干活的工钱还给自己。可是，不给或给少了怎么办？他们仍束手无策。

　　由此，我再次想到了制度，想到了法律，当法律成为真空时，什么鬼怪都有可能钻进来。本报记者 刘俊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