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重庆长江边

80年代，重庆长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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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知青八姊妹

　　本刊记者 陈晓守 发自重庆

　　1971年4月22日，重庆石门中学35个知识青年在亲友的欢送下，踏上南行的火车，一起支边云南。8年后， 31人随返城大潮回到重庆，另外4人，王德英在修路放炮时被乱石砸

死，长眠橡胶林，其余3人嫁给当地老工人子女，留在了农场。

　　35人中，有5男3女，知青时关系最为密切，彼此关心，相互照应，嘘寒送暖，人送雅号“重庆知青八姊妹”——按长幼，他们的排序：王长玉、邓其伟、杨和平、余长芬、王芝银、钟玉良、陈开全、周必德。

　　蓦然回首，已是35年。“八姊妹”里，年纪最小的周必德也52岁了，部分退休或者处于半退休状态；有的还在工作，“养家糊口的任务依然重”。

　　中年式离婚

　　离婚11年。

　　她说近几年才从那种糟糕的婚姻状态中解脱出来。一直没有再重新组建家庭，“上一次婚姻带来的阴影始终挥之难去”。

　　郎才女貌，他们的爱情曾经让无数知青向往。

　　王芝银，景洪农场附近十几个连队最漂亮的女知青，爱情撞来时才20岁，正是如花的年纪；杨和平，团部执勤连警卫员，佩20响德式驳壳枪，“不用干体力活”，人脉好，关系熟络。“两人条件都嘿(重庆方言,意‘非常’)好”，我在云南约访余长芬时，她说，“他们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令人羡慕的爱情啊，生长了18年，1995年6月16日，在两人的生命中分别划上了句号。女儿杨帆17岁，刚上卫校。

　　民政部门所做离婚询问笔录上的“离婚原因”：“……婚后的共同生活中，缺少共同的语言，缺乏理解和宽容，感情难以融洽，给家人带来了痛苦。所以女方提出离婚，男方同意。”

　　女方分得财产如下：金首饰5件，缝纫机1台，折椅2把，棉絮3床，被套和被面配搭，枕头2个，床单1床，搪瓷炖锅、直炖锅各1个，面盆5个，小件东西数件。

　　男方分得房产，抚育女儿。女方每月支付80元托管费。

　　都说时间能洗刷一切，这个判断在王芝银的生活里失效。十数年后的现在，说起那次剧烈的婚变，王芝银仍旧泪流满面：“我无法理解他，他喜欢跳舞，但没有限度。女儿还小，我说你克制一下，他克制不了。”

　　杨和平承认，跳舞是他不多的爱好，“但绝对没有其他污七八糟的事”。彼时他并不想离婚，但王芝银决心很大，“甚至可以不要房子”。此前曾因杨和平拖着不办手续，王芝银向法院递了诉状。法院责成厂里(重庆搪瓷厂)调解，厂调解委员会的结论说，“主要责任在女方，男方有次要错误”。

　　王芝银说那是厂里在帮他。“那年头离婚好难啊”，领导来劝和，法官来调解，几次都没离成，就想，是不是天意啊，不行闭上眼睛将就过算了。“但他太没家庭观念了，勉强过了一段，实在受不了，实在爱不了，狠下心离掉了。”

　　离婚后王芝银还在原来的房子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是她的确没有其它住处，二是“如果他能改变的话，我可以考虑破镜重圆”。

　　但这期间杨和平“耍了朋友”，他们的关系也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到来又开始恶化。

　　一天下班回家，王芝银发现自己一柜的书籍不见了，那是她的命根啊，小说、育儿、医学、毛线、健美、生活常识，分门别类，齐整整地不见了。她找杨和平，杨和平冷冷地说，那书能值多少钱呀？女友在旁边帮衬：是不是你自己带走了还怨我们？

　　王芝银气不打一处来，到厂里领了杨和平当月的工资，“他们后来把我堵在天桥上，一起骂我啊”。哗，哗，说着说着又哭了。

　　终于被逼着搬了出来。走投无路，王芝银请来工人，在厂宿舍区的空地上盖了一间平房。这个4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花了8000块钱。

　　家里多了一个阿姨，于是女儿不去学校的时候就住在母亲那里。杨帆娇气，衣服要手搓多不方便，就去父亲那里扛了洗衣机放到母亲屋里。不料这举动又酿成更大的冲突。

　　杨和平抵不住女人的讥讽，一天上班的时候拦住王芝银，塞给她300块钱，“把洗衣机还我吧”。前妻回说，女儿在用，你找她。

　　“后来他们闹着一定要下了我的户口，”王芝银说。

　　来回几次，杨帆心疼母亲了，女儿咬着唇说：“妈，别理他们了，以后我给你买一套房子。”

　　2005年底，王芝银果然迁进了新建的楼盘“东方港湾”。一室一厅，40平米，东南向，嘉陵江边，正对着喧嚷的石门大桥。

　　“八姊妹”中，她“第一个住进花园式小区”。女儿为她挣足了面子。

　　厂里的违章建筑，她租了出去，每月300元，加上退休工资，她每月能有800块的收入。女儿女婿忙，她帮着照看三岁半的小外孙；闲时刺绣，日子渐归平静。

　　虽然仍爱穿牛仔裤，总想把自己装扮得年轻，皱纹还是倔强地爬上了这位年轻外婆的额头。

　　70年代的爱情

　　过去近十年“八姊妹”的聚会，杨和平全部缺席，以至于后来大家也不约他了。

　　2006年4月30日晚，重庆江北区石门大桥附近一家餐厅，因为我的来访，“八姊妹”聚会。喝了两瓶“小角楼”，说了一堆疯话，笑了一宿。

　　席间只缺余长芬。

　　这一次聚会，杨和平表现得最为亢奋，一一敬酒，再三说抱歉，道惭愧。至于屡屡失约的原因，欲言又止。

　　即便不说，大家也能猜个十之八九。饭毕大伙兴致高，相约去邓其伟家里继续聊。接了个电话后，杨和平面露难色，起身说先告辞了。邓其伟告诉我，是他爱人的电话，之前她想参加这个聚会，杨和平拒绝了。

　　第二天，这个关注时事，爱看凤凰台，尤喜《李敖有话说》的中年男子，郁郁地坐在瓷器口近旁的家中，一再向来访的我表示歉意。不出邓其伟所料，两口子又因聚会的事闹了别扭。杨和平说，屡屡失约，一则因与王芝银的离婚闹得不愉快，二是“我现在的老婆守旧，不愿我与王芝银有过多的来往”。

　　干笑两声，面带尴尬。

　　可我面前这男子年轻时敢说敢干，要多风光，有多风光——1971年重庆知青远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墨江遭遇地震，知青摩擦，打起架来，“杨和平通过朋友摆平了这场群架”。

　　刚到连队不久，杨和平又因打架被关了禁闭，王长玉和另一名知青偷偷爬墙给他送饭，令他“特别感动”。他是8人中最早离开连队的，只在8连呆了5个月便上调团部执勤连，给连长当警卫员兼通讯员，配了枪，和一辆“永久18型加重自行车”。送送文件，取取报纸，轻闲惬意。

　　离景洪县城近了，接触人多，面广，学得世故起来，渐渐疏了与大家的来往。用王长玉的话，“杨和平把朋友分等”，失了真诚。

　　在那个什么都靠供应的年代，杨和平左右逢源，日子过得最为舒适。有一年周必德探亲，接了杨母来云南，到昆明下火车，杨和平找人用车接了他们返版纳——几天的路程，那是多大的一个人情。

　　钟玉良到杨和平那里耍，聊起连队的事，无意间说起一个北京知青在追王芝银，杨和平气不打一处来：难道我们学校就没人了吗？你回去捎个信，说我来。

　　钟玉良有口无心地传了杨和平的话。

　　不久团部开招待会，各营抽招待员，王芝银来招待所帮忙。杨和平负责保卫，每天无事就往她的房间串，去来多了，身边女娃儿说，“他们在耍朋友哟”。

　　就真的恋爱了。

　　这是1972年10月间的事。双方都是初恋。

　　杨和平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1973年1月杨和平回重庆探亲，双方家里都不同意。王芝银母亲姓杨，怪责女儿，“咋又要嫁回杨家了？”

　　他们的爱情颇经历了些风雨。王芝银清秀漂亮，追求者众，“不下一个排”。传到“大耳朵”(杨和平知青时期的外号)耳里，难免失真，杨和平肝火起，吵闹着竟断了恋爱关系。

　　反复几次，还是走到了一起。王芝银承认，与杨和平好有着现实的考虑，当时都以为无法返城了，嫁给杨和平“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可以留在景洪县城”。坐月子时，妻子吃了十来只鸡，这也成了日后杨和平向身边朋友炫耀自身条件的谈资。

　　此后十年是蜜月期，腻得发烫。可后来妻子长得漂亮，却成了丈夫最大的烦恼。电瓷厂不大，传言却多，说王芝银与某某关系不正常，与某某往来特别多，等等。厂子效益也不好，杨和平干脆托关系把妻子调到搪瓷厂，与自己同事。

　　流言依然没有平息。

　　杨和平认为这是他冷落她最终使婚姻生活失谐最本质的原因。“长得漂亮是非多”，王长玉的话某种程度佐证了这段婚姻走向崩溃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失范。

　　“现在的这位也还不错啊。女人如果对你好，就会控制你，这很正常，说明她爱我，在乎我。”杨和平说，情感上经历了挫折就更懂得去爱。

　　但与女儿杨帆的关系，他却一直没能调整过来。

　　性格决定命运？

　　4月28日。

　　上午飞来一只相思鸟，停在阳台不愿走。王芝银捉了它，关进笼里。鸟儿叫得欢，像极画眉的声音。

　　这天王芝银心情出奇的好。“天天梦到西双版纳，是不是真的和那里结下不解之缘啊？”她很自然地说起了她最近的爱情。

　　相熟的知青有四五对离了婚。见证了这些悲欢离合，王芝银心有余悸，所以“特别慎重对待下一次情感”。老蔡是西双版纳当地的老工人子弟，当年娶了一位重庆知青，回城时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夫妻两地分居数十载，几年前选择了分手。

　　王芝银与老蔡相恋，本来计划携了外孙迁居景洪，但老蔡“支吾着说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他嘿自私，不喜欢孩子却不说在明处，这是我最不喜欢他的地方。”他们的恋情在此处凝固。

　　只有余长芬知道她的心思，她固然希望王芝银来云南同她作伴，却又不希望她再经历情感黑洞。邓其伟倒是一心劝她“和陈开全好”，4月26日夜里，送走了我，俩人在街边为此事又沟通了一个多小时。

　　“不，不。彼此嘿熟悉，别点破吧，撕不开这情面。”王芝银像往常一样，摇头拒绝了。

　　陈开全与邓其伟、周必德最为要好，“一起穿衩衩裤长大的”。陈开全每次来邓家，总要打电话邀王芝银出来，喝喝酒，叙叙旧。两年前的某一天夜里，三人喝了一斤半枸杞酒，王芝银有点高了。而陈开全的心思邓其伟都看在眼里。

　　彼此心照不宣。

　　党员，支部书记，纪检干部，厂长，婚外情，两次失败的婚姻，经济问题，离职，开公司，外出打工，职业经理人……陈开全的身上几乎涵盖了这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期里，世俗心态中成功人士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元素——除了事业仍未成功。

　　1996年第一次离婚时，他是重庆市电线厂下属冶炼厂的厂长，从采购员做到厂长，这是他事业的顶峰。这年4月，他还作为“卓有成就的知青代表”，被邀请回西双版纳参加景洪农场40周年场庆。邓其伟一度据此认为，“八姊妹”中，“最出息的非陈开全莫属”。

　　可从景洪回来后便出事了。为了解决原材料的问题，陈开全在山西沁水与当地合办了一个粗铜加工厂，投进去200万元，对方却无后续资金跟进，最后只拿回60万元的粗铜产品，亏了100多万元。纪委和检察院先后介入，尽管没查出问题，“但也没作任何结论”。

　　他知道，“在国营厂矿的日子到头了”。

　　之后十年，是陈开全感情和事业上最低迷的时期。

　　婚姻崩溃的责任在己，性格直率的陈开全说，长年在外，“认识了一些人”。夫妻其实并无太多的矛盾，“她咬定我在外面一定有啥子”，还闹到厂里，“我一生气就离了”。净身出门，全部财产留给了第一任妻子。

　　女儿念职中，奶奶照顾。奶奶快80岁了。

　　第二次婚姻与前一次“有因果关系”。但没维持多长，2002年，陈开全再度单身。这期间他办过公司，投入十来万生产节能炉，产品做了几十台，一台也没卖出去。转而经营碎石厂，每月2000元的收入，但“妻子不满意”，“她要求高，我觉得耽误人家不好，她提出分手，就分了”。

　　朋友在綦江县永新镇经营一家齿轮厂，生产农用车辆的变速箱齿轮，让陈开全帮衬。现在他是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月工资1500元。重庆到綦江一个小时的车程，县城到永新镇上，还有18公里。路不好，风景倒是不错，“能净心”。

　　杨和平对陈开全的评价被认为中肯，“那娃在连队是最亡命的，种橡胶，挖坑，最能吃苦”。陈开全因此在知青中最早一批入党——那年月，拥有一张党票，前途无可限量。

　　“文革”中司法系统遭受严重破坏，1977年陈开全被抽调到西双版纳州公安局预审科，部分行使检察院的职能。说是知识青年，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刚开始时连起诉书都不会写，好在好学上进，后来也“工作出色”。

　　知青返城时，州公安局来了调令，希望他留下，陈开全谢绝了。“现在想来，那时候没有男子汉四海为家的气概，当时要是不走，现在也会挺好。”稍顿一顿，复感慨，“那是一个大背景，大家都走，心里碜得慌，派出所门口办证明，每天都排着好长好长的队，归心似箭啊。”

　　又感慨：“如果我稳扎稳打做政工，迟早也能混个一官半职，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命了。”

　　在綦江朋友少，孤独是常态。业余时间就打打麻将，看看电视。这一阵是旺季，他有点忙，所以麻将也打得少了。

　　永新地方小，清静。陈开全经常往十字街一站，“一眼可望到头”——仿佛能望穿自己的人生。

　　“旗手”

　　的知性人生

　　1979年知青返城时，陈开全帮邓其伟代办了返城手续，因而遭到一位女青年的忌恨。邓其伟当时身在重庆，他担心回农场后下不了决心离开。

　　1996年陈开全作为知青代表重回景洪农场，成为女中年的女青年不理他。“还在生我的气啊，都二十年了。”陈开全回来戏谑邓其伟。

　　女青年叫念红霞，是邓其伟知青时期的恋人，当地老工人子女。邓其伟说，“我有负于她。”

　　从云南回来后的头几年，常常梦到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语文老师、奉行知足常乐的、感性的知识分子邓其伟经常“没出息地哭”。他至今仍能吟诵1979年所填的《忆江南》：匆匆走/时不待我留/本是客舍画南国/朋友抽泣我亦然/掩面不回首。

　　“那时的人嘿现实，我不可能去云南，她也进不了重庆的户口。”邓其伟说，通了几封信，双方分手了。而他们的朋友余长芬，户口迁回重庆，在重庆织造厂上了一年的班后，同样因为爱情，又折返西双版纳。

　　在人生的同一结点上，两个好朋友作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1987年的某一天，邓其伟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长途电话，他一下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后来就偶尔通通电话，或者发一两个短信。邓其伟说念红霞“对自己一直恋恋不舍的”，因为互有家室，他刻意保持了距离。

　　邓其伟和陈开全是“八姊妹”中的高材生，二人拥有大学专科文凭，分别是各自所在单位送去学院脱产进修所获，被其余姊妹们谑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邓其伟在连队也只种了半年的橡胶，便因为能唱歌进了宣传队，半脱产，后来调到农场子校教书，成了继杨和平之后“八姊妹”里第二个不再举锄头的人。

　　1979年，邓其伟顶替父亲进重庆电瓷厂当工人，一干8年。1988年织造厂子校缺教师，校长是邓其伟当年的小学老师，他因此重回讲台。

　　4月30日下午，我顺着邓老师头一晚给我的指示寻找他任教的学校。下石门大桥右转，穿过织造厂、搪瓷厂、电瓷厂——“八姊妹”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厂区，有的破产，有的转制，有的出租，了无生气。只有山脚的嘉陵江，几十年如一日，静静地流淌。

　　滨江小学原为搪瓷厂子校，2000年移交地方，邓其伟也是那一年调入。他现在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邓老师在一间阴暗的旧房子里办公，因为当天试卷没印出来，原定的半期考试延后，邓老师才“偷得浮生半日闲”。

　　他组织了晚上的聚会。

　　从前的聚会也多是开朗的邓其伟在牵头，他们管他叫“旗手”——旗手？那是江青。邓老师用一贯的幽默反诘。

　　2001年织造厂破产，爱人退休，现在给一间酒巴做后勤管理，“老板对她不错，每月给她1100多块”。儿子邓晶不喜欢读书，职高毕业后去成都，现在一家迪厅做DJ。“他喜欢音乐，专注于自己的事，比较独立，适应能力也强”，邓其伟“不是太担心”。

　　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邓其伟有点腻了——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出门就爬坡，这些从前被他认为是山城的个性，现在都成了缺点。“成都有秩序些”，他希望儿子能扎下根来，“晚年也能换个环境生活”。

　　他的心态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让周必德夫妇最为欣赏。

　　幸福夫妻的现在时

　　每个人提起周必德，一定会说起做家具的事。

　　1977年，对回城充满绝望的知青们开始结婚，生子，盖房子，作长居南疆的打算。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周必德约了杨和平和邓其伟回8连，商量第二天上山伐木，打制家具。

　　“说是伐木，其实是去偷。”第二天一早，“八姊妹”扛了锅碗瓢盆上山了，一个不落，男的伐木，女的做饭。胸径90公分的红椿树，半晌放倒；又半天，就被他们解成了两米一截的木板。吃饱了饭，扛下山来。

　　周必德手巧，帮每人都做了一些家具。“做得嘿好，嘿精致”，杨和平说他老房子里周必德做的衣柜现在还在用。周必德还爱好摄影，1972年他买了一台“珠江135”，王芝银、王长玉、余长芬，周必德给爱美的女孩子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

　　一身手艺活也成了周必德谈恋爱的武器。“那娃虽然年纪最小，开窍却最早，学校里就开始谈恋爱，”杨和平说。

　　后来成为周妻的范文淑中学时就被周必德瞄上了，1975年回家探亲，周必德说帮范家做家具，一做40天不休。家具做好了，范文淑发现丢了一张照片。此后，一礼拜一封信寄自云南，一写几年，直到返城。

　　范文淑说周必德其实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太内向、固执，不够开朗，“一个玩笑能当真”；但人品好，踏实，做事勤快。一通死缠烂打后，周必德终于亲手为范文淑披上了婚纱，“这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更早前杨和平曾动员周必德追余长芬，周必德“也动了心思”，追了两次没搞定，作罢——于是成了大家的笑柄。

　　2000年，重庆市公路运输公司裁员，周必德买断工龄退休。从事了近二十多年汽车修理，自恃艺高，在南岸区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汽修厂，去年因效益不景关张。两个月前，从前的公司在朝天门开了一家汽车维修中心，周必德被聘为技术管理。每天都很忙，“嘿暗才回家”。

　　同样早出晚归的钟玉良、王长玉夫妇，“成日觅不到人”。王芝银、邓其伟离他们近，一直以为两口子为生计奔波，“嘿不容易”。

　　事实是，女儿钟娟在“好望花园”买了两套房子，结了婚生了女，“女婿一家低调”，没办宴席，王长玉担心大家埋怨，一直瞒着。女婿自己办企业，“条件不错”。每一天，王长玉都要帮女儿管理驾校，钟玉良给女儿做饭——实际上他们也的确忙碌。

　　三十几个同学中，这一对硕果仅存，两口子自然是大家心目中的模范夫妻。表面上看来，二人性格不合，夫内敛，妻外向，但相互都能包容，“没有红过脸”。钟玉良在家炒菜做饭洗衣服，任劳任怨，用女儿钟娟的话讲，爸爸是“干一行，爱一行”——这也恰如其分地总结了钟玉良的前半生：党员、标兵、省市劳模、技术能手；业务必精。

　　两口子当了三十年工人，拮据度日，退休后沾了女儿的光，不必像陈开全、周必德一样劳劳碌碌。因而这种善意的低调，或可理解。

　　王芝银称钟玉良为“钟小伙”，除了因为他显得年轻，变化不大；在他脸上，看不到生活的阴霾。

　　而陈开全，看上去像老了很多。

　　那些共同的日子

　　4月30日夜里的聚会，以陈开全话最少，满腹心事的样子。

　　席间说起钟玉良与王长玉是“怎样接上火的”，陈开全猛然爆料：“我经常看到王长玉给钟玉良买‘金沙江’(香烟)。”

　　邓其伟接话：“其实那阵大家彼此也没有啥子想法。”

　　陈开全：“如果有想法，就不是现在的局面了。”

　　大伙笑。

　　这个温暖的“小团伙”是如何形成的？

　　杨和平的理解：“临走的头一天夜里，1971年4月20日，大家在邓其伟家里聚会，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王长玉：就我不在)，家长们左叮咛右嘱托，奠定了一个相互照顾的基础；再则，到兵团后，8人都分在同一个连队(一师一团二营八连)；其三，8个人都单纯善良，性情相投。”

　　“对。我记起来了，我家就挨着邓其伟家。”陈开全说。

　　“你娃干活太亡命，”杨和平敬陈开全酒，“我一直忘不了的是，你娃磨刀的姿态，天天磨，10公分宽的砍刀，竟生生被你娃磨窄了。共产党员的典范，喝！”

　　咣，碰了一杯。

　　周必德有肾结石，范文淑坐旁边，不让他多喝。大家出主意，杨和平的建议是，“多做仰卧起坐”；钟玉良说，“‘小角楼’能化石”，和周必德碰了一杯。

　　“他当初是没有资格去云南的，是偷偷把年纪改大了三个月。”邓其伟又拿周必德开涮。

　　“对啊，当初屋头都不准去支边，我们估倒要去，奇怪得很，当时就想走远远的。下乡知青回来说，好苦啊，我就不愿在农村插队，宁愿远点，为啥子呢？”王长玉问。

　　“还不是因为有20多块钱的工资？！”杨和平和邓其伟不怀好意。

　　大家哄笑。

　　“这话倒是实情，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杨和平附和。

　　王长玉：“刚到连队第一天会餐，大块大块的肉，男娃儿就偷偷笑，伙食不错嘛。可过几天就没肉了，就是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钟玉良：“第二天就开会，朗晴的天突然就乌云翻滚，云南的暴雨说来就来，风又大，草棚棚搭的会议室一下就吹垮了，几十个人全压在下面。就陈开全一个人跑了出来。”

　　王芝银：“几天后又闹地震。电灯在头顶上晃来晃去，女娃们全都哭了。”

　　陈开全提醒王芝银：“有一次你在屋里生火，点汽油，‘嘭’一下子燃了起来，草棚子全着了。”

　　邓其伟：“对啊王芝银，8连差点被你毁了。”

　　大伙又笑。

　　陈开全：“周必德和钟玉良当炊事员的时候，大家都跟着没少享福，有肉的时候就多舀一点，每个月的定量老是吃不完。”

　　周必德：“我和钟玉良、陈开全被连队分去喂猪，还不是经常偷鸡啊、肉啊给你们吃？”

　　杨和平：“周必德给女朋友画了张像，从云南寄回来，小范就挂在家里，她妈妈看到就给她撕了，说：大活人挂啥子像嘛？”

　　大伙哄笑不止。

　　王长玉：“头一次上山干活，身材魁梧的班长就教我们如何挖坑，然后放种子。他说，以后你们就要像这种子一样，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回到35年前。班长的话一落，15名十七八岁的女知青一下子全哭了。

　　哭着跑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