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邓玉娇会见当天中午，我就再没机会与邓玉娇母亲详细面谈过，我们都是在政府网站上看到双方解除委托关系的。

　　我是邓玉娇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所以没有取证权，只能请求警方协助。我也没有权利看警方在案发现场的询问笔录以及尸检结果。”

　　文、图/本报特派记者杜安娜

　　23日，巴东政府网上高调宣布邓玉娇母亲与两位来自北京的代理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后，律师夏霖说自己“被打了一闷棍”，昨日上午才“回过神来”。昨日凌晨5时，夏霖在自己的博客(blog)上发表了第二篇声明，称：“老子也是高仓健式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将耗在巴东。”

　　从23日下午开始，邓玉娇母亲与律师夏霖失去了联系，双方还没有正式办理解除委托关系的手续。近两日，邓玉娇母亲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律师多次联系不上。

　　从业20年来第一次哭

　　记者：5月21日，您与邓玉娇会面完毕出来时，为什么哭了？

　　夏霖：本来我以为一出拳就可以把案子做实了，你要知道，按当时的情形发展，这案子当天就能破。

　　与邓玉娇会面当天，我早上心情还是很愉快，你见我出来的时候还打了个“V”字形的手势，因为当时，我脑海里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有把握迅速拿下这个案子。

　　中午吃饭时，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说要回家给邓玉娇拿药，当时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有很重要的证据在她手上，但她执意要走，并说好马上回来，我就答应了。

　　下午2时30分接着会见邓玉娇，我进看守所的时候，张树梅还没返回。下午5时40分左右会谈结束，你们可以看到，我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人，一看张树梅不在，感觉坏了。所有的希望全部落空，一下情绪就失控了，哭了出来，这也是我从业20多年来第一次。

　　我调整了一下，希望能赶快到邓玉娇家保护现场，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听说，当天下午5时，张树梅已在警方的陪同下回家“拿了东西”，第二天张树梅说她21日当晚把这些重要的证据(邓玉娇的内衣内裤)全洗了。

　　没有取证权只能求助警方

　　记者：为什么21日当天没有封存这些重要证据？

　　夏霖：我是邓玉娇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我没有取证权，只能寻求巴东警方的协助。其实这是一个重大证据提取遗漏，你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会想不到去提取？

　　记者：23日凌晨，巴东官方网站上宣布邓玉娇母亲与您解除协议，当时您知情吗？

　　夏霖：我如同被人打了一闷棍，我又不是政府部门请来的律师，怎么能由他们提出解除代理协议呢？

　　委托协议还没有解除

　　记者：您现在已经和邓玉娇母亲解除协议了吗？

　　夏霖：说是解除了，还没办手续。邓玉娇母亲应该来见我，要面对面地谈判解除？面都没见，怎么解除协议？

　　从21日中午到现在，我一直无法与邓玉娇的母亲畅通联系。23日看到解除协议的公告后，张树梅打电话给我说，这不是她的本意，要求面谈。那天，我就在这里坐着等，结果到了下午4时，她突然打电话说要解除协议。再后来就关机了。

　　如果邓玉娇母亲执意要解除协议，我也没办法。不过，她到现在也没和我联系，我还是邓玉娇的代理律师。我是事发后除警方外唯一见过这个女孩的人，我知道她的事情，知道了我就有责任，我要尽快救她出来。

　　这是20年来最难的案子

　　记者：您是怎么接下这个案子的？

　　夏霖：是北京法律界的一个EGO组织看到了这个案子。因为是刑事案，所以他们就推荐我过来了。

　　记者：这个案子难在哪里？

　　夏霖：这是我20年来碰到的最难弄的案子，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对手在哪里。

　　记者：有人说您接手邓玉娇案有作秀的成分，您怎么看？

　　夏霖：(吃惊地看了记者一眼，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