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岁的高仰喜是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的“乡村电影放映员”， 一个放电影30多年的广电系统编外人员。

　　中新网甘肃庆阳11月28日电 (张道正)天近黄昏，蜿蜒的乡间小路上，高仰喜坐在儿子驾驶的三轮车上，身下是电影放映机箱，冬日寒风吹乱他的头发。每天，高仰喜父子都要一路颠簸，到别村去放电影。

　　今年54岁的高仰喜是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的“乡村电影放映员”， 一个放电影30多年的广电系统编外人员。“1979年，家里穷，高中没毕业就应聘做温泉乡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属于实习”。高仰喜说，1981年开始自己才有了在温泉乡放映电影的正式资格证，“二等七级放映员”高仰喜自豪地介绍，电影放映员分四个等八个级别，自己属比较高的等级。

　　温泉乡是半平原半山区乡，交通不是很好，高仰喜放映电影，最远的要走六十来里路。“七八十年代放电影，用架子车拉”。高仰喜说，晚上7点左右放电影，“吃完早饭就要拉起机子走，可辛苦”。每天穿着一双破旧的军绿胶鞋翻山越岭去别村放电影是高仰喜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一路沟壑，满目山峦。“有时候走夜路，害怕了就自己吼个歌”，高仰喜笑着说。

　　记者采访他时，正赶上他去温泉乡刘家店村的另一个村组放电影。“打个电话，村支书在大喇叭里吆喝一下，村民都来了”高仰喜说，冬天放映的场次少一点，一般四月份到十月份放映比较多，“几乎天天有”。

　　高仰喜边搬出一个旧电影放映机，“这可是宝贝，30多年了，1981年正式上岗时贷款买的，8000多块钱”他脸上满是自豪，“看，还是黑白胶片机，现在很少了”。

　　8000块钱在当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那时候一套房才几百块，”“我信誉比较好，乡政府担保，银行才贷款”高仰喜抚摸着电影放映机身，“最早用的是县里电影公司提供的老机子，国产仿苏联的，一个机子要装七八个箱子。”

　　高仰喜说，有时候路太远，一个人拉不动，生产队就派二三个小伙子帮忙拉机器。“那时候农村没啥娱乐活动，乡亲们很欢迎我来。”

　　1993年以后，电影放映机更新换代成数码放映机，一个“数字影片解码卡”能放上千部电影。“16毫米的，体积小，自行车能拖走。”高仰喜说骑自行车放电影的日子持续了近20年，一直到2008年才用上摩托三轮车。

　　农村电影放映员要持证上岗，“时代在发展，不学习不行。”高仰喜说自己也学习上网了，“一切都在变化，收入也变化了。”

　　“1980年那会，放一场电影才给30多块钱，每月平均40场，还要上交十几块钱片租，发电机要加油、机器要维修，一个月剩四五百元。”高仰喜仔细地给记者算账，“在当年还算可以，就是辛苦点。”

　　高仰喜还承担着基本公益放映的职能，包括政府的一些重大活动、科技宣传等工作。高仰喜说，1979年放映《东方红》看得人特别多，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发起了“2131工程”，乡政府掏钱组织放映，“自己不用联系放映了，收入开始稳定一些。”

　　但高仰喜也有苦恼，当年一起被政府招聘的打字员、兽医、农技员都转正有事业编制了，“我们这些放映员还是临时工，30多年了，老了，退休后怎么办呢？”

　　长年的风雨兼程，高仰喜身体大不如前，“年轻时，拉架子车能走五六十里地，现在不行了”，他从箱子里翻出封面泛黄的胶片拷贝，《神秘的大佛》、《武当》，都是八十年代的老电影，“很贵，有版权的，弄了一辈子电影，高价收藏几个，留个纪念。”高仰喜满是老茧的手摩挲着影片保护袋，上面写着“爱护影片是我们放映人员的责任”。

　　高仰喜的家中干净而有条理，有一间小屋是其专门放置电影“宝贝”的。高仰喜翻出自己的各种证件给记者看：1981年的“工作证”，“甘肃省电影放映人员技术资格证”“放映员上岗证”……

　　2008年，高仰喜将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小领导的儿子召唤回家“接班”，“在外面虽然挣钱多点，但容易学坏，还是放电影好，在身边也放心”，高仰喜微笑着看着正在做放映准备的儿子。

　　夜幕降临，附近村庄的村民渐渐聚拢到放映电影的麦场上，高仰喜启动投影仪，数字电影放映机上的光束打在白色的幕布上，音乐响起，活动的人物呈现，一群小孩高声欢呼，伴着小狗的吠鸣，电影开始了。高仰喜抽着烟，眯着眼，在荧光的映照下，脸上是满足的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