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杰弗里·巴托勒特 JEFFREY BARTHOLET
摄影:亚历克斯·马约利 ALEX MAJOLI 翻译:朱珊
“小偷和暴徒”,出租车司机这样描述我们在阿斯旺开往卢克索的火车三等车厢里将要遇到的人。当心自己的安全,避开那些乌合之众——革命爆发之后,在埃及乡间,这似乎是人们的普遍看法。在火车站,一个守门的警察满脸怒容拦住了我的去路,他嚷道:“外国人不得乘坐三等车厢。不行!”
我的这次旅行是在2011年秋天,同行的是一位埃及同僚哈立德·纳吉,为了报道反政府抗议行动,他已经在开罗度过了200多个日夜。我们此行从远在埃及南部的阿布·辛拜勒前往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城市亚历山大,并在沿途多处逗留,目的是要远离革命的中心——解放广场,去看看埃及其他地方发生了哪些变化。
经过一番争论,四个小时之后总算上了火车,我们赶紧给了售票员21埃及镑,约合3.5美元,买了两张到卢克索的车票,车程需要三个多小时。
我们这节车厢有几块车窗玻璃不是裂的就是碎的,其余很多车窗也大开着,以便和外面的空气流通起来。虽已入秋,天气依然很热,由于没有空调设备,车厢里空气不流通,弥漫着厕所的刺鼻气味,因而必须开窗通风。墙上配电箱的一扇门摇摆着开开合合,消防栓的玻璃已经被打碎,灭火器似乎还是完好的。
一些旅客坐在那一动不动,疲惫的双眼盯着车窗外,不知在看些什么;一些人在打手机聊天;一位妇女牙齿稀疏,身穿一件农民常穿的黑色长裙,怀中抱着的纸板箱里装着三只小鸡,偶尔会有一只小鸡跑出来,扑棱着翅膀咯咯乱叫。
男人和小男孩们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兜售纸巾、手表、钱包、针线包、涤纶毯子、装在旧塑料瓶里的冷水、南瓜子、坚果、面包、煮豆子、宗教宣传册和从大锡壶里倒出来的茶。我请人擦了一下满是灰尘的鞋,包括一笔慷慨的小费在内,一共花了5毛钱。一位残疾人用臀部坐在地上拖行,同时举着一只手乞讨。走道对面,
一个包头巾的男人指着车窗外棕榈夹岸的尼罗河问我:“你们国家有如此美丽的河流吗?”
随着火车一路疾行,同行的乘客渐渐和我们熟络起来。我们遇到一位宣礼员,他在卢克索附近的一座清真寺负责召集人们进行祷告,还有一位在阿斯旺服兵役的年轻人,他们对于革命似乎感到有些忧虑。对他们来说,解放广场事件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这位宣礼员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一起旅行,他说:“生活不就是要过得安定吗?”他抱怨说,人们觉得生活上缺乏保障,整个经济形势也在不断衰退。宣礼员每月有一份政府开的工资,而其他人则要靠打零工过活,有人每天的收入只有10镑,也就是不足两美元。和很多人比起来,宣礼员可能已算富裕,但他的妻子看上去很忧郁,一路上,她几乎一直用纸巾捂着鼻子,两眼无神地盯着窗外。
“没有信任感,也没有安全感。”22岁的军人穆明·哈桑说。当我问他怎么看解放广场的那些革命者,他说:“我不反对,但肯定也不会支持他们。”对于前任统治者的罪行,他并不感到意外,他将腐败比喻成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倒了,过一阵还会长起来。他说:“民主是很好,但不能操之过急。如果一下子将‘缰绳’彻底放松,人们就会肆意妄为。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
他的这种观点在埃及乡间很是普遍。所到之处,埃及人几乎都在表达他们对于安全的担忧。在革命发生以前,埃及人几乎没听说过偷窃行为,如今很多人几乎要被持续增长的盗窃行为和行将崩溃的社会秩序逼疯了。卢克索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买了一把伯莱塔手枪放在座椅底下。说起那些从利比亚贩运枪支的走私犯,一些埃及人话音里透露出不祥的预感。
单是这种焦虑和紧张的气氛,可能就足以拖垮这个国家。旅游业是埃及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如今我们走访的旅游景点差不多都荒废了。位于阿布·辛拜勒的拉美西斯神庙,入口处的纪念品售货亭关着,十字转门也一动不动。身穿白色长袍的守门人望着窗外的纳赛尔水库,等待鳄鱼或其他鱼类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涟漪。
神庙里面也没有拥挤的游人,没有欧洲香水的味道,没有人抱怨天气太热或是去苍蝇满天飞的地方旅行何等麻烦;没有导游在讲解为何这面古老的浮雕上,拉美西斯二世在屠杀赫梯人,而另一面浮雕墙上又在刺杀和践踏利比亚敌人。正常情况下,旅游高峰时每天会有近3000名外国游客来这个景点参观,他们鱼贯而入穿过两侧分列八尊巨大法老雕像的大厅,进入核心圣地,阳光会精确地每年两次投射在这座至圣之所。但在埃及革命将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拉下台八个月之后,游客数量大跳水,已跌至约每天150人。星期六下午四点,这里已没有其他外国人。神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形单影只的燕子在廊柱间穿梭。
神庙外,在四尊巨大的拉美西斯雕像投下的阴影里,艾哈迈德·萨利赫邀我坐在墙头上喝热茶。萨利赫是一位埃及古物学者,负责管理阿布·辛拜勒以及埃及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努比亚地区的其他遗迹。萨利赫告诉我,“这是革命后出现的问题”,局势很不稳定,“游客担心他们来这里会遭到袭击”。我跟他提起,很多埃及人都认为当前遭遇的经济困难是一条必经之路,他们把穆巴拉克看作“末代法老”,并且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与5000多年的历史决裂。
萨利赫含蓄地笑了一下。“拉美西斯和穆巴拉克都晓得如何利用宣传。”他说,“他们都是军人,而且建立了家族王朝。”但萨利赫也不确定穆巴拉克会不会是最后一个铁腕人物,在革命前,穆巴拉克正在培养儿子接替自己的位子。法老以前曾被推翻过,甚至在古代的人民起义中,年老的拉美西斯二世也被赶下了台,但之
后王朝统治又回来了。“埃及的政治生活没发生多大变化,要说穆巴拉克是‘末代法老’,还为时尚早。我们正在接近民主,但还没有实现。”
萨利赫之所以如此悲观,有很多理由: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中仍有很多前政权和执政党的残余势力。文盲率很高,25岁至65岁的成人中约有40%是文盲。很多埃及人只是把革命看作肆意劫掠或是谈工资、谈合同条件的机会。与脱离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不同,埃及历史上没有实行民主制的大环境。“阿拉伯人不会轻易接受民主制,”萨利赫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民主制是与家族或部族中的父系统治相悖的。如果父亲说‘不许玩耍’,你就不能玩耍。他是专制者。如何能在如此短时间内改变埃及人的这种思想?”
这种关于顽固思想的说法,似乎充其量算是愤世嫉俗。然而在埃及,至少在解放广场之外的地方,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很多人持有此类观点:有的像萨利赫一样,支持革命理想但同时又很谨慎;也有人是在为独裁统治辩护。总而言之,人们的疑虑带来许多问题:埃及的革命精神到底有多强烈有多彻底?这是一场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还是很多场有着不同目标革命的集合?埃及会不会重返铁腕统治——最初时贪污腐败比穆巴拉克统治末期少一些,拥有一些表面上的自由,但根本上仍是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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