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健康研究中心举办的“过劳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刘漪分析认为，其中，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2月28日《东方早报》)
这样的研究结果叫人生疑：“过劳死”原来是富贵病？“过劳死”是一个具有医学和社会学双重涵义的词语，意味着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心理压力过大，长期处于筋疲力尽的“亚健康状态”，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而导致死亡。诱发“过劳死”的主要因素包括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脆弱的保障、不良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等。由此看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低端从业者应该更容易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然而，专家开列出来的职业中不见矿工、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等低端职业，而尽是公务员、新闻、IT、文化演艺等处于社会分层高端的职业——这些职业无论是收入水平、保障程度还是社会地位都远远居于工人、司机之上，是典型的“精英职业”。如此一来，“过劳死”似乎成了精英们的专利。
显然，问题出在专家的研究方法上。研究者的调查没有覆盖所有主要职业，没有进行科学的样本抽样，没有收集权威可靠的数据，而只是“在google网和baidu网上搜索了从1990年至2006年1月有媒体报道或有记载的‘过劳死’个案”。如此脆弱的证据根本无力支撑起“公务员、新闻、IT成为过劳死高发区”的结论。
片面的结论来源自片面的论据，而片面的论据源自片面的视角——这是人们更应当注意的。网络搜索的结果表明，15年来，媒体关注的大多是精英的“过劳死”。特别是近几年来，精英“过劳死”的新闻价值倍加彰显。艺术家陈逸飞、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清华大学教授高文焕……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英年早逝总能够激起媒体的集体聚焦，一次又一次引发社会舆论对“过劳死”的广泛关注。诚然，精英们的猝然离世令人们心痛，但面临“过劳死”威胁的并非只有他们。那些艰难求生的普通劳动者同样笼罩在“过劳死”的阴影中，他们的死亡记录恐怕更加令人哀伤——去年10月，一位叫何春梅的广州女工，在装配车间连续加班4天后猝死，为了完成公司的定单，在生命中最后的3天里，她总共没有睡足6个小时；即使在她死后，老板所关心的依然是那批货能否按时出单。不过，何春梅式的“过劳死”似乎是“卑微”、容易遗忘的，难以引起媒体和公共舆论的高度关注。
媒体视角决定着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又设置着公共议程。“过劳死”问题已经被提上了公共议程，”但似乎已经被简化为精英们的“过劳死”问题；而普通劳动者的“过劳死”问题却被长期忽略了。或许，普通劳动者比精英们“命硬”？又或许，普通劳动者的“过劳死”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过劳死”这一术语产生于20世纪的日本，但对于“过劳死”现象的关注绝不仅始于几十年前；更重要的是，普通劳动者的“过劳死”一开始就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所在。1863年，一位叫玛丽·安沃克利的英国服装女工在连续工作26个多小时后因病死亡，伦敦的所有日报都报道了这一骇人的事实，大家的标题出奇的一致：《一个人活活累死》。此后，人们看到的是长期的抗争、逐步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日渐平衡的劳资关系——那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