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岳
如果我住院，我就一定给医生送红包，社会风气再好，我也宁愿堕落，我可不拿我的性命开玩笑，大不了出院以后写几篇歌颂医疗新风的专栏把损失夺回来。
万一连红包钱也没有怎么办？那就听天由命吧，反正这种处境的人也不是少数。我
有个朋友，为自己存了十万元的医疗准备金，当然其中包括送给医生老爷与护士小姐的红包。有人问他:按照现在的行情，动不动就以百万元统计，这些钱可能不够。他说，十万元都治不好的病，在医院呆着也就浪费红包，我还是回家里等着吧。这个办法应该推广，关于医疗，中国存在着像罗生门一样的怪谈，病人治病治得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而医生又说他们的收入可怜，卫生部屡败屡禁的红包现象，又似乎是普遍存在，那么，钱到底到哪里去了？
即使是这样，我个人还是相当欣赏政协委员吴博威的提案，据《南方都市报》3月3日报道，这位“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医科大学教授”说:“医生向病人索取红包获益的行为应当禁止，但是，手术后病人为感谢医生对其的治疗而送的红包，医生未尝不能收，‘在日本，很多病人手术后会当着其他人的面给医生送红包，送红包的人越多，医生越自豪，这是他医术的体现’。”
红包不仅仅是先进国家的经验，在吴委员看来，更契合了“和谐社会”的主题:“它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对病人也是一种服务，诚心诚意为病人服务让被服务者感动，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医生的一种激励。我们应当引导公众对医生达成一种谅解。现在丑化了‘红包’，好像一拿红包就是坏医生，就是吃回扣。”
好，我现在说，我被引导成功了，谅解了，我接下来想做的只是补充完善吴委员的提案。术前索要手包，自然是敲诈；术后病人给红包，吴委员认为就没有这个嫌疑了，这可能失之过简，还是会给反对者抓住把柄，提案通过的可能性将降低。因为病人手术之后往往还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医生对其病情康复还是相当关键的；甚至病人出院以后，还有反复期，也都不得不接触“已经是术后”的医生，医生还是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等关系索要红包，而且是在“术后”，合法化了；病人不给——总是有些不顾社会和谐的病人——医生照样可以轻易做手脚给他点苦头吃吃。所以“手术前”与“手术后”，并非衡量病人是否自愿送和谐红包的关键点。
如果把红包合法化的时间点设置在“病人完全康复之后”(有些病康复期比较长，可以定为“病人出院一年后”)，这时候他们送的红包可以视为是对医生的“激励”，我甚至认为，为了宣传和谐社会，这种红包接收仪式，都可以向媒体发布新闻，那时候吴委员也可以像日本的医生一样，自豪地展示红包。我认为这个提案完善通过后，确实会对和谐社会起广泛示范作用，警察、法官、官员们的收入都不比医生高，我看他们工作也是没日没夜，劳动强度很大，也可以定一个时间收红包感受一下人民的“激励”——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和谐社会呀，快点来吧，我都等不及了，红包已经都包好了。(作者系专栏作家)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