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由文化部启动。此举以堵截不健康歌曲和保护知识产权为名，由中文发公司建设一个统一的、合法的、健康的曲库。但是，中文发公司由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直接控股，后者是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因此，这一举措被普遍解读为以官办商的垄断行为。
8月21日，《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收费标准》由国家版权局公布。此标准的制定
者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筹建中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这两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由国家版权局批准建立，亦由版权局监管。
文化部与版权局对KTV收费管理的争夺，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媒体立刻指出，这实际上是对权力寻租领域的争夺，是每年20亿元的利益争夺。而且，不管是文化部的“曲库”，还是版权局的“收费标准”，都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办法，以便向著作权直接拥有者支付费用，更不要说解决境外歌曲的版权问题。而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才是目前KTV行业在版权方面比较重大的漏洞。由此看来，两大政府部门，意图确实不在于保护知识产权。
从根本上讲，著作权是一种私权，对著作权的行使和办理，应该是私权对私权，而不能是公权对私权。由于著作者与使用者都比较分散，因此这一私权的行使，可以是版权人联合，形成组织，集体管理，也可以由版权人各自委托第三方代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是版权拥有者向版权使用者收取费用，实质上是买方和卖方协商议价的市场行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需要扮演维护秩序的角色。中国盗版情况严重，因此对著作权的保护常常需要政府的专项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把版权人的私权集中在自己门下，成为扩张公权的借口。
以法规为依据，版权局将私人著作权掠为己用；与之相对应，文化部在市场另一端，以“健康歌曲”之名，试图对KTV企业的商品购买权施行垄断。两大部门在KTV行业掐架，版权拥有者与购买者的自主权同时受到侵害。更进一步的后果是：一方面，著作权人未必能够从集体管理组织那里得到足够的报偿，因为他们每个人在国家版权局面前都缺少强硬的议价权；另一方面，KTV企业很有可能会将额外的版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北京钱柜已经开始涨价。总之，最后受损失的，是个人、企业甚至整个行业；而受益的，只是某一个或者某两个政府部门。
实际上，中国目前上万家卡拉OK企业，并非家家都在唱“黑歌”——唱片公司自会去讨公道。虽然缴费渠道中仍然存在问题，对著作权的保护仍然不够，但是不必如此大换血。只是，文化部横插一手，激怒了版权局的占有欲望。“统一曲库”推出不到10天之后，版权局就宣布将要制定收费标准。直至《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收费标准》公布，制定人之一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还在筹建中，尚不具有法定资格。版权局的急躁用心，由此可见。
其实，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早已经不是避讳的话题。而部门利益冲突，在环境保护、信息产业等很多方面都广泛存在。今年夏天，版权局和文化部对卡拉OK收费管理权的争夺，只是简单地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部门利益冲突，不论假借何种名目，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民众。
（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社论 本版有删节）
来源：青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