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洪巧俊
题由：据报道，电影《落叶归根》最终由赵本山来背“尸体”。《落叶归根》以“千里背尸”的新闻人物李绍为以原型拍摄的。2007年，李绍为的表亲、“千里背尸”的另一主角左家兵逝世两周年后，“千里背尸”以喜剧的姿态“贺岁”，以“一个个幽默讽刺的小品式荒诞故事”与全国人民见面。(见8月23日《南方都市报》，本报8月2日曾作过报道)
当今社会盛行一种“拿农民开涮”的流行病，在这种不健康的文化描述里，农民基本上是滑稽可笑、丑态百出的形象。对这种流行病推波助澜的还有一位重要角色，那就是农民出身的艺术家赵本山先生，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小丑、小赖、小孬的形象。尽管有许多人抨击这位农民出身的艺术家是农民兄弟里最大的“背叛者”，但本山兄弟并不痛定思痛，痛改前非，还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落叶归根》的剧情是这样的：老赵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他南下到深圳打工，却因为好友老王死在工地上，决定展开回乡安葬老王之行。沿途他遇到各式各样的有趣人物如的士司机、发廊妹等，衍生出一个个幽默讽刺的小品式荒诞故事……要解决钱的问题，他把老王装成乞丐；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到别人的葬礼上哭丧；要掩盖尸斑，他请妓女为老王化妆。
李绍为为了不使自己的表亲客死他乡，背尸千里回湖南。李绍为这位表亲是生病住院无钱治疗后而死的，这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悲痛的悲剧，可人家却要把悲剧拍成喜剧，还要以“贺岁”片与全国人民见面，这不是最恶毒的恶搞剧，又是什么？
《落叶归根》为何不以受难者形象出现？难道作者不知道当今上访告状哭诉无门的主体是农民，干了活拿不到工资想克扣就克扣的主要是民工，中国失学的最大群体是农家小儿女……为何不拍拍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作家、艺术家们，在你们享受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时，请不要忘记，中国城市繁华的代价确是以九亿农民承担着巨大的“剪刀差”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做代价的。也相信农民出身、以农民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赵本山先生更了解这些。所以我们对农村的贫穷、农民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要抱以更多的同情和关注，而非恶搞。有人说，赵本山总拿农民说事，甚至寻农民开心，“在他和他的女搭挡身上脸上嘴上，农民分明成了时尚加恶俗的标本——永远戴不正的帽子，袖口带商标的西装，鲜红鲜红的领带，雪白雪白的运动鞋；女方总是嘴巴一撇一咧的，眼睛一翻一斜的，腰肢一歪一扭的，语声一阴一阳的，有时还居然抹着口红……如此这般来媚俗，迎合大众。
如果把丑陋理解成苦难的外化，就无法滑稽起来，调笑调侃不起来。农民出身的我，看到这种小品，从来笑不起来，心里涌起的是悲怆和困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讲了多少年了，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农民兄弟离“国民待遇”距离还是相当遥远，农民与市民从人格到权利都无法平等。给农民兄弟一个公正的评价、在社会上为农民兄弟争取更大的利益空间，应该说是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无旁贷，更是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文化知识人的责无旁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