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务过农，他们在城里长大，他们不喜欢“农民工第二代”的称呼，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直处于城市边缘的现实

　　-本刊记者/孔璞

　　因为感冒和温度骤降引起血压升高，3月13日早晨，涂志恒没有去石景山一家幼儿园的装修工地上班，而是忧心忡忡地躺在顺义平各庄家中的床上，计划血压一恢复就赶去工地。从2002年起，他们一直住在这里。

　　涂志恒没料到，他的儿子涂田田却一大早就从石景山工地回家来了。因为前一天晚上和女友吵架，涂田田决定请假回家哄女友开心。

　　涂志恒只是摇摇头，“照这个情况，顶多再干两年，就得回老家。”他提醒儿子经济形势的严峻。

　　经济危机已经影响了他所从事的装修行业，2009年初，涂志恒找到的装修活已经只有奥运会前的六成不到。

　　涂田田歪在床边，笑嘻嘻的，“不一定要回老家啊，离开北京还可以去杭州啊，我听说那是个好地方。”涂田田的表哥在杭州打工，他一直想去看看表哥口中那个“漂亮”的城市。如果杭州没活了呢？“那就换个城市呗。那么多城市，总能找到活干。”

　　与哥哥的想法相似，涂志恒的女儿涂亚赛一直琢磨着过几年去广州打工，她的男友告诉她那里很容易赚钱。

　　涂志恒今年45岁，1992年28岁来京，在此呆了17年；涂田田21岁，1999年11岁来京，涂亚赛19 岁，2000年10岁来京。兄妹两个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很快就要超过他们在老家生活的时间。

　　这两个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不同，故乡以及故乡的土地，对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吸引力。

　　“我喜欢这里”

　　涂志恒的故乡邓县是河南省外出务工大县。1990年前后，外出打工就已在当地颇为流行。当时在涂家湾村务农的涂志恒夫妇，除了在亲戚面粉厂帮工的几十元收入外，一年几乎赚不到几个钱。看到老乡们有在北京做装修的，收入还不错， 1992年涂志恒就跟着老乡来到北京。

　　涂志恒在大东庄落了脚，跟着老乡干装修，最初的薪水一天不过5元钱，一年干下来几乎没存下什么钱，于是一年后妻子也到了北京，“两个人干活终归攒钱快点。”

　　但4岁的涂田田和两岁的涂亚赛只能由家里老人抚养，涂田田留在爷爷奶奶家，涂亚赛被送到舅舅家。为了节约路费，涂志恒夫妇两年才回一次家，最初两次回家，孩子们都不敢认他们，从他们手中接过食物就跑。

　　涂志恒还发现，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下，涂田田越来越淘气，上学后也不好好学习。这点深深刺痛了涂志恒，“老人管不好孩子的，这样下去孩子就废了。”

　　在北京稍微立稳脚跟后，1999年夏天，涂志恒先将儿子接到北京，一年后，他将女儿也接了过来。

　　来北京的旅行是这两个孩子第一次远行。从父母回家告诉涂亚赛要带她进京的消息后，她就开始睡不着觉。她清楚地记得，月台上舅舅送行的身影被前行的火车越变越小的情形。“突然间有些舍不得，并且开始想念姥姥。”

　　除了“兴奋”，涂亚赛找不出第二个词形容她的进京之旅。一下火车，她就被这座城市震惊得瞪圆了眼睛。“第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花，而且就摆在路边，一摸就摸到了。”路边的装饰花卉是这个小姑娘印象最为深刻的画面，农村的土路边只有些零星的野花，她有些不相信这么漂亮的花居然不摆在家中，而只是放在路边装饰道路。

　　“我喜欢这里。”涂亚赛在去东直门的公交车上告诉她的父亲。但在往顺义的公交车上，他看到“房子越来越少，越来越矮，最后都变成平房了，怎么又回到老家了！”在顺义大东庄下车的涂亚赛有些失望。

　　一个聚居着七八户人家的小院中，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涂志恒为涂亚赛搭了一张小床。

　　一家四口团聚了。

　　在北京上学、辍学、工作

　　最初的兴奋在几星期后消退，涂氏兄妹发现在北京的生活并不特别舒服。住宿环境差多了，孩子们对老家宽敞的院落怀念不已，“我自己的房间就比这里一家人住的地方大。”涂亚赛说。

　　他们都和老家的伙伴失去了联系，除了个别也跟着父母来顺义打工的孩子。“没有写过信，那时候电话也不是很多，回去一趟不容易，慢慢的都没联系了。”涂田田说。

　　紧接着，新学期开始，北京小学的学习最初令兄妹两个都有些不适应。“我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们说啥，他们都讲普通话。”涂田田说。他所在的大东庄小学一个班有30多学生，只有七八个是外地打工者的子女，剩下20多个北京当地的孩子，和他几乎没法沟通。

　　将子女送入北京的小学，在2000年前后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涂志恒是第一批将子女接到北京念书的打工者。那时，还没有专门为打工者子女开设的私立小学，北京当地小学的借读费非常高。大东庄小学的借读费是800元每学年，而涂志恒装修三套房子赚的钱还达不到这个数。“当时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把他们都接来念书的。”

　　中学对涂氏兄妹而言，有些可有可无——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父母从没打算过让他们考大学。“成绩一直不好是一方面，另外户口在河南，要回去考试，两地教材都不一样，哪还能考得上啊。”涂志恒从将两个孩子转来北京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将孩子放在老家没人管更不放心，两者相比较，他还是选择了前者。

　　这几乎是每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要面对的选择，有些重视子女教育的打工者在孩子读初中时，夫妻一方就会放弃打工陪孩子返乡读书。

　　同来自邓县的何化多是个小包工头，他给儿子起名叫“何京”，因为孩子在北京出生。他通过关系将儿子送到区里读小学，这在老乡里绝无仅有，因为区里的学校几乎不收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学生。如今，四年级的何京身着校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甚至不会说河南话，回老家连爷爷奶奶说话都听不懂。”何京与他的北京同学们看不出任何区别，然而，何京却无法像他们一样在北京考大学。

　　何化多自认已经尽力为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但他不得不承认：“考大学对农民工的孩子而言，有些不现实。”

　　因此，当2003年读初二的涂田田向父亲提出去服装厂务工的时候，涂志恒并没有阻拦。顺义大多数服装厂、电子元件厂招收工人没有特殊的学历要求，读到初中毕业还是读到高中毕业，只要不上大学，对一个打工者而言，差异并不大。更何况这期间省下的学费和赚到的工钱，对于任何打工者家庭都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数目。

　　两年之后，涂亚赛也是刚念完初二，就选择进厂做工。他们大部分初中同学都和他们一样，初中还没毕业或刚毕业就开始在北京打工了。

　　涂氏兄妹现在最好的伙伴都是这些和他们经历相似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他们一起在北京上学、辍学、务工，成为在这个城市长大的农民工第二代。

　　这是一个巨大的人群，中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2亿，其中第二代子女占5%～7%，总人数接近1000 万。

　　恋爱

　　农民工第二代。这是一个随农民工进城历程演化而生的新词，也有人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这代农民工的特征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多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打工，或随农民工父母生长在城市，少有务农经验，大多有初中以上学历，家庭负担轻。

　　虽然完全符合上述一系列的特征，但涂亚赛不喜欢任何一种称呼，在她看来，从未务过农的她算不上什么农民工。的确，如果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涂田田兄妹是标准的工人阶层：并不拥有任何农业生产工具，也不具备任何耕作技术。

　　涂田田进的第一个工厂，是在邻村的一家服装厂当学徒，一天10元钱，两个月后学成出师，一个月1000多，主要是蹬缝纫机做衣服。每天从早8点做到晚5点，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工作虽然不累，但相当枯燥，收入也不高，甚至不能满足他一个月的开销。涂田田喜欢上网聊天，此外和朋友们打牌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都在100上下。”涂田田有些不好意思。

　　6个月后，涂田田觉得蹬缝纫机的工作单调无聊，开始跟着父亲四处跑装修。装修的活要远重于蹬缝纫机，收入也高了一倍。但两个月后，涂田田又发现自己有些受不了这么累的活，“每天结束，累得连玩都不想玩了。”他就又找了家服装厂蹬缝纫机去了。

　　从辍学打工开始，涂田田就这么在服装厂和装修活之间晃悠，蹬半年缝纫机，跑两个月的装修。2009年年初，他再次选择做装修的活，这次，他估计能干得稍微长一些。因为他谈恋爱了，开销也随之大了起来。

　　2008年3月，涂田田换回了服装厂的工作。上班第一天一进门，他就看到一个白皙纤细的女孩奔跑着穿过车间， “跑得真快，我一眼就注意到她了。”这个来自河北的女孩刚到北京没几个月，很快就在涂田田的追求下成了他的女友。

　　这份突如其来的恋爱关系令全家有些尴尬，来自邓县的打工者们仍然保留着老家的传统，他们的孩子仍然多以相亲的方式缔结婚姻，而相亲的对象多是知根知底的老乡的孩子。涂志恒夫妇不知这个漂亮而冷淡的河北女孩家境如何，是否真的想和他家儿子结婚。儿子的恋爱颠覆了他的经验。

　　他力劝儿子找个靠谱的老乡家的女孩当女友：“要是那个女孩不真心和你结婚，谈两年分了那不是把自己耽误了吗？那些不靠谱的女人甚至生了孩子都会跑掉，所以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邓县女孩。”

　　在和父母多次冲突以后，2009年初，涂田田索性自己租下了同一个院子里斜对面的房间，和女友搬了进去。新房间空空如也，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放着电磁炉的桌子，更无他物，墙上贴着的黄色猫粮广告是整个房间唯一的亮色。

　　“我打死都不会这样。”涂亚赛有些不满哥哥婚前同居的举动。

　　涂志恒说。他反对儿子这段感情另有现实的考量：如果儿子找外地的女孩，肯定不会回去住老家的婚房，“我哪有能力给他在城里买一套房子啊！”

　　“怎么想那么远啊！”涂田田感到有些好笑。“只要我喜欢她，在一起开心不就行了么。”

　　相对于这个令人头疼的儿子，女儿涂亚赛令涂志恒夫妇格外宽慰。涂亚赛辍学后一直在一家服装厂做工，每个月把1 200元工资全部上交，除了要钱买点饼干当零食外，一次从不花超过20元的钱，她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给买的，从不挑剔。

　　女儿的对象也是老乡给介绍的，是“知根知底”的邻村人，人老实肯干，涂志恒觉得女儿已经嫁掉一半了。

　　涂亚赛对于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曾有过粗略的设想，“不要多帅，多有钱，只要对我好，对我温柔就行。”她看不惯涂志恒在家经常喝酒，还不干任何家务活。“我爸对我妈不好，我将来一定要找个肯干家务，还宠着我的老公。”

　　飞到哪，哪是家

　　尽管生活在北京，但涂亚赛只逛过一次北京城，那是2008年陪“五一”来探亲的姥姥逛故宫、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和长城。“这些以前只在课本中见到过！终于见识真正的北京城了。”

　　进城，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算是件奢侈的事情，除了来回十几元的车票，更重要的是“什么都买不起，干嘛要去逛呢！”涂亚赛的冬衣都是六七十元一件的，但她觉得很贵。几个月来她最大的愿望是得到一个mp3，但是110元的价格在她看来不啻于“天文数字”。

　　一些研究和调查表明：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有专家认为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份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

　　但至少从涂氏兄妹和他们身边好友的经历看来，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着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即便是顺义的物价，也令大部分打工者难以长期承担。“在这里一是买不起房子，二是没有固定工作，三是消费太高。按前几年的形势可以干到干不动为止，但今年的活儿这么少，呆久了也养不起自己。”涂志恒说。

　　好在他已为自己年老后的日子做了充分的打算，在北京近二十年的打工收入可以将老家的房子重新翻盖，也保证了一笔在老家算是丰厚的养老金。“在老家，几万块钱就是大数了。再随便在县城干个零工，种点自己吃的菜，日子过得挺好。”

　　涂志恒并不指望凭老家那4亩多土地养活自己，但是土地和房子院落让他觉得有安全感：“在老家过日子踏实。”

　　和他一起来北京打工的老乡们也有赚得多的，有的甚至在顺义买了房子，“最后还不是卖了房子，回老家了，老家的钱经花。”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打工者在北京落不下户口，“没户口，孩子没法在这考学，养老保险啥的都没有，你终归不是北京人。”涂志恒说。

　　虽然知道在北京扎根困难，但涂田田并不愿回老家：“那也是不靠谱的事情。”涂田田发牢骚。他和妹妹离开老家时还小，从未干过农活，回家务农对他们而言“想都没想过”。离开老家后，这对兄妹几乎都没回去过，只是在2007年办身份证才回老家呆了两天。

　　那次回家，令涂田田兄妹发觉老家格外陌生，比起平各庄外表整齐的红墙小院，“村里房子破旧不堪，似乎都要塌了，整个村子都很脏。”农村老家的生活已经让他们难以适应，而他们在老家的人际链条也已断开，“当年的伙伴大多外出打工了，剩下的也都下地干活，一个都没见到。”他们在一个当年的好友家坐了坐，只见到好友快要生产的妻子，兄妹俩吓得没说两句就跑了出来——那个男孩比涂田田还小，不到18岁——兄妹俩此前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他们不知该对朋友说些什么。

　　“老家是回不去了，北京也落不下。”涂田田说。“但是可以换个城市啊，我想四处看看。”他不急着结婚，不想回老家，他想再好好玩几年。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农民工第二代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2007年《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第二代有回乡的想法。

　　涂亚赛虽然不介意回老家的县城找活干，毕竟她和男友都是当地人，但她更希望的是去广州，看看这个被男友描述为 “有些乱”但“赚钱容易”的城市。

　　经常看言情小说和韩剧的涂亚赛最喜欢的情节就是，家境贫寒的女孩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以及富家公子的爱情，最后她的爱人会给她建一座漂亮的城堡。涂亚赛从不敢奢望有座城堡，但她希望努力攒钱开个自己的小铺，专门卖衣服，“那样的工作会很有意思。”

　　在涂亚赛看来，父母这一辈的生活“太辛苦了”。为了养家，他们数十年一直蜗居在这个小小的斗室里，做枯燥的工作，过最简单的生活。

　　但涂志恒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儿女绕膝，一家人有活干，有钱拿，身体还算健康。他对儿女现在的工作也很满意，他觉得以孩子们的资质和努力程度，现在的工作挺适合他们。对于儿女未来的打算，他虽然说不会干涉他们的选择，但仍然忍不住劝告他们：“在外面落不下根，我们到外地打工就像是放风筝，线还牵在老家的手里。”

　　“哪有什么线啊，我们飞到哪，哪合适不就落下了。”涂田田满不在乎地回答他有些忧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