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央企的“孤岛生存”

　　靖边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连我们这儿的女娃娃都被他们抢去当婆姨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陕西靖边报道

　　“长庆路那带我们很少去。对我们来说，那边跟外国差不多，他们连区号都是029(西安)的。”陕西省靖边县委的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靖边，长庆油田相当独立，与当地政治、文化格格不入。

　　3月8日发生在长庆“棒棒队”与靖边县公安之间的群体事件，让双方终于“撕破了脸”。据长庆油田的一位人士透露，这一事件发生后，长庆方面告诉自己的员工，没事别到街上去溜达，以免惹事。

　　“我们现在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生存是很窘迫的。”长庆油田采油四厂副厂长张兴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家的爹妈在跟前，我们的爹妈远在外地，就是这个感觉。”

　　“偷长庆的油不叫偷，叫拿”

　　“这些沙窝窝里只能种点儿玉米、洋芋等作物，其他的很难成活。”靖边县青阳岔镇的一位村民指给本刊记者看，不远处，一些农民的屋顶上砌出一块平整的水泥槽，“那是蓄水用的，人吃水都是靠天。”

　　站在青阳岔镇的沙丘上俯瞰，一条条绵延的小道将光秃秃的沙丘切割成了若干块。“这些小路，是偷油的老百姓走出来的。”曾在陕北石油纠纷中备受关注的民企代表冯秉先对本刊记者说。

　　长庆油田采油四厂企业文化科副科长李耀斌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油田附近的百姓偷油成风。

　　“他们为此发明了很多方法，有时还到各地取经。”李耀斌说，“比如靖边这边的老百姓，一开始是用瓢装，后来从中原油田那边学会了用袋子装，那种编织袋在市面上一度脱销。后来，当地乡镇也认识到原油的价值，就想办法到民间去收，间接鼓励了老百姓偷油。”

　　据李耀斌透露，长庆油田每年被偷盗的流失量起码在50万吨。

　　“实际上，在一些老百姓看来，偷长庆的油不叫偷，叫拿。”靖边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

　　“这个地方还是相对落后的，尤其是山里面的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长庆油田第四采油厂副厂长张兴华向本刊记者感叹，“他们会认为你长庆的人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抢我们的资源，凭什么你们就能穿西服，我穿的就是老棉袄？”

　　相对收入要比自己好得多的企业员工让当地老百姓心理有些失衡。

　　“你看他们的办公环境，多好，连山里面的办公区都有空调。”靖边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连我们这儿的女娃娃都被他们抢去当婆姨了，当地光棍越来越多。他们现在占了我们的资源，若干年后，留给当地百姓的可能是恶劣的环境和无数的污染。”

　　利益之争

　　“一个是‘央’字头的，一个是‘地’字头的。”有人这样描述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田的关系。

　　“长庆油田到靖边是在1988年左右。”靖边县老促会秘书长安广生回忆说，当时全县财政年收入只有560万元左右，为节省开支，机关的电话都要上锁，“长庆刚来的时候，县上很支持，逢年过节还要去给长庆送烟送酒。为了留住长庆在地方发展，土地400元一亩就卖给他们了。”

　　安广生介绍，由于陕北油田油藏呈蜂窝状，规模小而散，油层低渗透，开发难度大，最初并没有引起长庆的兴趣。因此，地方决定自己接手。

　　1994年4月13日，中石油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4·13协议)。其核心内容是从长庆油田登记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个县组织开发。同时约定，从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矿划出1080平方公里，以委托、联合等方式，由延安、榆林有关县区组织开发。将靖边以南的3500平方公里归长庆油田和地方联合开发。各县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可采用招商引资、出让井位的方式，引进联营单位参与石油开发，其中包括个体私营企业。

　　2005年，由于兼并了大量民营油田，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重组，迅速壮大起来。“有勘探权和开采权的石油企业中，只有我们延长一家是地方企业，足以说明中央对老区的重视。”延长石油靖边采油厂办公室主任呼正录认为。

　　资源上的争夺，使得延长油田和长庆油田长年对峙着。

　　据说，此后的冲突中，4·13协议屡被提及，靖边以南3500平方公里由长庆油田和地方联合开发的部分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划到靖边县的那部分土地上，由于有长庆油田之前花重金勘探过的油井，因此长庆也不愿意放弃。

　　“我们不管在哪儿打一个井，长庆都说是他们的，但当年协议上明明说是共同开发的。”呼正录有些不满。而李耀斌则认为：“他们早就违反了4·13协议，都不知道侵占了我们多少地域。”3月8日事件发生后，长庆方面在情况汇报中提到，2006年以来，延长油田靖边采油厂侵权井点共计3747个，零星井点355个。

　　鸿沟能否逾越

　　“延长油田每吨油给县里交1000多元，长庆才交30多块。”靖边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私下向本刊记者表示，“长庆那么财大气粗的企业，在我们靖边拣了一大块肥肉，却只丢给我们一个肉渣。”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还说，长庆油田从来不接收地方上的生源，没有帮地方解决就业问题，“扶贫、建希望小学等工作，也没他们的影子。”

　　李耀斌对此显然有些无奈，“我们交的80%~90%都是国税，不像延长石油交的是地税。而且前两年国家刚调整了政策，公司总部的纳税和公司的纳税要归在一起，就是说公司总部注册在哪儿，下面的交税也往注册地交。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长庆油田采油四厂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该厂生产原油130万吨，上缴地税1228万元；投资1000万元用于长庆路建设；投资1010万元对油区道路进行了维护。

　　“还有很多贡献是隐性的，另一些，则是不被算到我们头上的。”李耀斌列举着，“比如我们的井场都在山里，那我们肯定要把路修好，这个确实是为我们自己修的，但这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便利。再比如，我们的井场要雇他们打工挣钱；大一些的基地周围，老百姓开了三四十家小卖部，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公开的资料显示，在整个陕北地区，靖边县经济发展排在第二位，其8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石油开采。

　　在靖边，长庆油田似乎已被打上了“傲慢”、“霸道”、“小气”的标签。与此同时，和地方政府间的鸿沟似乎也变得难以逾越。

　　“2008年截至8月底，我们向地方政府申报了几百个井位，一个都没批；延长油田靖边县采油厂被批了700多个。”李耀斌透露。

　　有人这样说，长庆油田和当地老百姓发生的纠纷中，很多是因为土地或林地补偿不到位。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李耀斌对此解释说，长庆油田不管征用还是征借土地，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来进行赔偿的。而赔偿款项要经过三个步骤，才能到老百姓手里。一是要经过县国土局、环保局等部门，接下来到了乡镇一级，之后是村官进行发放，三个环节，最终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可能就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打井，有老百姓出来制止，说我们占了他们的地不给钱。我们就感到很奇怪啊，因为这个钱半年前就给了的。偶尔碰上一些不讲道理的老百姓，就可能和我们的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实际上，我们也在努力想要融入当地的文化。而有时候，不管是和地方政府，还是和老百姓打交道，确实没那么容易。”李耀斌慨叹。

　　体制困局

　　“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是少有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据我所知，在河南，电解铝和氧化铝销路一度很好的时候，当地政府就把好的铝矿留给本省，次的给央企。而且凡是要给央企的，每吨要加50元。”

　　张卓元认为，一个原因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问题，“因为央企的税归到中央，给地方财政上的支持少，那地方自然会把好的留给本地，差的给央企。在一些公共政策上，也难免对地方有所倾斜。这个问题在很多地区都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我倒有个想法。”李耀斌对本刊说，“能不能让长庆交给中央的钱中分一些给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在人家屋檐下生活。我们也想支持地方，也应该对地方尽责任。”

　　但在张卓元看来，这一思路太过理想化。“现在是有税法卡着。但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去动法律，实在很困难。”

　　另一个问题存在于政府业绩考核标准上。有长庆员工说，现在政府业绩都是靠财政收入来考核的。这样算下来，中央企业对地方政府业绩几乎没有什么支撑，“如果改变这种考核模式，那地方政府可能就不仅仅把目光放在你每吨油给我交了多少钱这个问题上，而会想到你给我修了多少路，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了多大变化等等。”

　　作为地方政府，张卓元指出，首先要认清的一点是，重要的矿产资源是国家统一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国外也有类似竞争，但他们的地方政府不干预资源争夺上的问题，只搞公共产品、市场监管、教育、环保等等。如果地方政府介入不那么深，可能会好些。”

　　李耀斌则认为，央企在异地生存中也应从自身寻求改变，“我很欣赏壳牌公司的做法，就是尽量不和公检法部门打交道，提前规避可能带来的司法危机。他们每做一项业务前，都要请外面的评估团队进行大量论证，排除可能遇到的风险，超前介入。可能导致司法危机的项目，宁可放弃。”

　　张卓元认为，在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央企和地方政府出现矛盾时，如果有上层来调解的话，可以缓解一些。

　　“恐怕也只能调解了。”靖边县公安局的一位警察打着比喻，“对国家来说，央企和地方政府就像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打架了，作为父亲，总不能把哪个扔了吧。他只能说，你们两个消消气，要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