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刚开始“做生意”时，李建平还有些顾虑：首先他害怕自己因为贩毒而被学校开除(直到2008 年他才被南竹山中学予以开除，为此他很感激校领导)；另外，他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一沾毒品，连畜生都不如了。”

　　但现实的困境一点点吞噬了他的顾虑，他现在后悔的则是：自己太保守了，没有早几年做这个生意，否则现在的他，早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在李建平反悔没早几年贩毒的时候，40 岁的谢永中也跃跃欲试准备加入贩毒者行列。谢住在沅江市泥江口镇的一个小村里，今年春节确诊得了尿毒症。在医院做检查和透析期间，他多次见到买毒者到血透中心与尿毒症病人进行交易，病人将毒品给买者，病人家属在一侧收钱。最初，曾有人将100元钞票递到正躺在病床上做透析的谢永中眼前，问他有没有货，那时他尚不知情，不知道“货”是什么，感到莫明其妙。后来的他逐渐知道，原来大家都在做的，是他历来敬而远之的毒品生意。

　　在医院里，谢永中不止一次听到病友之间的寒暄：“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啊？”透析室的大夫与护士也曾劝慰病后悲观的谢永中：“怕什么？很多人做这个生意还发了财呢，你只能做这个生意。”妻子黄凤归说，医院的大夫对病人贩毒的情况了如指掌，不加干涉，也没见警察过来抓过。“可以这么说，10 个病人里，9 个人手里有白粉。”

　　2009 年5月5日，刚刚从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完透析归来的谢永中来到岳母家里，背着其他人，他与爱人黄凤归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最终，两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他决定尝试着与其他毒贩接触一下，如果能搞到货，就试着做做。

　　每天早晨，谢永中都要到自家房后的稻田里站一会，这两天，他一直在寻思：其他做生意的尿毒症病人都在益阳有了固定的住所，而自己住的村子离益阳市太远。他决定，下次透析完之后，如果有机会，就去益阳的桃花仑附近转一转，看看能不能租个房间住下来。

　　困境

　　“尿毒症(患者)贩毒，到处都是。公安局长都说，像这种病人，法律也拿他没办法。关，关不得。给他治病，没人出钱。不治病，就得死人。沅江四五十个尿毒症病人，几乎人人贩毒，基本上都被判过刑了，但政府关他们了吗？没办法。”李建平说。

　　事实上，尿毒症患者贩毒的高比例让沅江市公安局缉毒大队长冷劲都感到震惊。整个益阳地区，尿毒症病人总计400 余人，大多数分布在各个区县和乡村，生活条件颇为贫苦，大多数病人已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部分压力，但低于30%的报销额度对于基本以务农为生的病人来讲，这笔救济无疑是杯水车薪。这种情况下，许多病人被推到了贩毒的不归路。益阳地区大部分的毒品交易，恰恰是通过尿毒症等重症病人作为桥梁而分销到吸毒者手中的。

　　但可憎的犯罪事实与尿毒症病人的悲惨处境放在一起，却让作为执法者的冷劲矛盾万分。2008年初，为了起到震慑重症病人贩毒的目的，沅江公安局曾将涉毒2700 克的尿毒症病人张某关押。在关押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张的病情多次反复，医院连续三次发病危通知书给警方。犯人每两天就需要到医院做透析一次，每次公安局就专门派出三名干警一部警车全程陪护，费力费神，“前后花了7 万多。”在医院病危通知书第三次下发后，公安局无计可施，出于人道主义，只好把犯人又放了回去。

　　与尿毒症毒贩反反复复斗争了很多年，益阳市公安局及各区县公安分局，陷入了尴尬境地，到底是抓还是不抓呢？冷劲了解到，有些地方公安局基本上已经不再去管这些重症毒贩了，但冷劲并不希望沅江也成为这个样子。

　　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干部郭一红多年来都在跟踪调查尿毒症病人贩毒。在他看来，毒品批量进入沅江，开始于15 年前，而1994 年到1998 年间，吸毒者数量迅速增加，正是在这个时段，沅江及周边医院做透析的尿毒症病人开始发现了毒品交易的生财或救命之道。

　　益阳市中心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主任郭正科时常要抽出时间来回答一些民警的问询，并配合警方提供某位病人的病情证明，而这些民警，来自各公安局的缉毒科。

　　郭正科说，他并不清楚病人是否会在血透中心从事毒品交易，但一般陌生人是不允许进入血透中心的，但来者若与病人交流，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医护人员也不好多问。

　　尿毒症贩毒者的数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互相传染，到现在，该人群已基本垄断了沅江市“零包贩毒”的整个市场。冷劲说，吸毒人员借由尿毒症病人畅快地与上游毒枭直接贯通，吸毒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毒品，购买毒品如同购买香烟一样便捷，这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益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管理局局长肖彬面对特殊病人贩毒的大量事实，颇为难过。首先，她认为这些病人是非常值得同情的，更需要理解，但他们走上这样一条犯罪的道路，显然是不能被认可的，但社会给予病人的救助却无法真正落实，应该说，是低级的医疗保障体系把病人“逼上了梁山”。为此，她时常感到工作的力不从心。

　　2006 年开始，益阳市民政局推出城乡特困家庭大病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包括城市的低保对象和农村的五保对象。如果上述人群因患尿毒症、癌症、白血病、红斑狼疮等五种疾病，医疗费用超过一定范围造成生活难以继续的，可以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但上限仅仅是2000 元。”

　　已患病13 年的李建平，现在手里也只有2000块钱了，而且还是前几天借来的，可明天就要到医院做透析了，上月欠下的5000 元透析费，还没有结清，手里的钱根本不够，更不要说盘下那家旅社了。在逼仄的出租屋里，李建平侧躺在低矮的木床上，眼神里一片迷茫，面对爱人梁美云一遍遍的唠叨，他一言不发。良久，他轻轻点燃一根烟，猛吸了一口，吐了出来，狠狠地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再去冒一次险！”

　　中国尿毒症病人的困境

　　4 月10 日，本刊报道了北京通州10 名尿毒症病人因为没钱进医院而自助透析的辛酸故事：《自助透析者：未来仍然很迷茫》。在目前的医保体系下，尿毒症对于穷人而言，是他们无力摆脱的魔鬼。

　　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150 万尿毒症患者，且每年约新增12 万人，这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患者会去做透析治疗，其他上百万的人群中部分是没钱治疗。另据一项调查，在患尿毒症的总人数中，贫困家庭的患者占到80% 左右。

　　尿毒症患者必须通过每周2-3 次到医院进行4-5 小时的血液透析，排出体内多余的体液和毒素，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质量。现在国内血液透析费用是每次400-500 元人民币，全年的血液透析治疗费用即5 万元人民币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检查和治疗费用，而患者一旦进入血液透析，就将进入持续、不间断的治疗之中。

　　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还存在着种种缺陷，比如发达地区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欠发达地区正好相反，低覆盖、低水平。这种现状使得同样的患病者，因户籍地不同，享受到的医保水平各异，生存质量大相径庭。而且，不论是城镇医保还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限，患大病还需限额报销等等。要解决目前患重大疾病倾家荡产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出台大病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