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一场村级选举发酵的家仇族恨

    本报记者 从玉华

　　王保洋的工作是：每天，背着药箱，在犯人中间巡诊。

　　他会端着白水，把药片放在病人舌尖，看着药片被吞下去。他医术不错，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急性哮喘病人，单凭手感就能把针扎准，给人打上点滴，就连狱警也会找他看病。犯人们见到他，总是很恭敬地称他“王医生”。

　　在河南省周口监狱，很少有人知道这个29岁的王医生，曾经“杀过人”。看起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他是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大大小小的改造会，他都是台上演讲的主角。

　　但到了夜深人静时，想起他的家族30多口人受他牵连，失去房子和耕地，在外流浪近10年而回不了家，他就会萌生出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许，把我逼急了，我还会杀人！”这个缺了半颗门牙的小伙子低头闷声说。

　　在惊惶和恐惧中，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

　　如果不是近10年前那场风波，河南商水县练集镇王寨村6组的这位“新生代农民”和他的族人也许生活会平静得多。

　　风波肇始于1998年年底，2000多人的王寨村进行村委会选举。当时，王保洋的父亲与另外两个村民王新安、王建国参与竞选。投票下来，王新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身兼6组组长的王建国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而王保洋的父亲落选。

　　父亲很不服气，认为自己输在了“人数”上，因为自家叔伯只有8个，而王建国有叔伯14个，王新安的叔伯更是多得“数不清”。而且，王建国与王新安关系不错，他怀疑，是二人联手挤掉了自己。

　　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王新安和王建国“舍得下本”，他们贷了款参加竞选。

　　家族间的矛盾由此产生。

　　紧接着第二年，选举王寨村6组组长，已当上村委会委员的王建国辞掉组长职务，而接任者却是他的堂弟王新军。王保洋一大家族人更不服气了：从上到下，都是对方的人，明摆着，这不是“票箱子组长”，是“关系组长”。

　　他们不承认这个“新组长”。新组长通知开会，他们家的人说：凭什么你通知开会，你是谁？新组长也不客气地回应说：“我是你爹！”

　　矛盾在这个村庄里累积着。直到2000年的春节，累积着的矛盾在瞬间被引爆，最终酿成一场血案。

　　原本，王保洋过着安定的生活。他19岁结婚，盖了三间新瓦房，娶了邻村的小学民办教师，生了儿子。大年三十这天，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和弟弟还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大家喝着酒，三个月大的儿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并且尿湿了他的新衣服。

　　但是大年初一这天，不知怎的，王保洋的堂弟因为孩子户口问题，在一家茶馆门口，与村委会主任王新安、村委会委员王建国和新组长王新军等一群人发生了冲突。最初只是口角，但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新组长王新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王保洋看见他一手拿一块砖，向自己的堂弟扔过去。怒火不可遏制地蹿起，借着酒劲，王保洋回家抽出一把刀，追着王新军砍了数刀。刀被人打落在地，但他堂弟又很快捡起了刀，向王新军胸部捅过去。这位新任组长当即倒地，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王保洋及其堂弟随即出逃。

　　这一夜，整个村庄陷入了混乱。不同的人士证实，村子的出口被堵死，死者家族的人开始追打王保洋家族的人。甚至，为了追打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有人撵出了2里地。王保洋在襁褓中的儿子被藏进了麦田。混战中，王保洋的父亲被对方的人砍了十几刀，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后来昏迷了6天。而王保洋17岁的弟弟被人砍伤了腿，爬到邻居家躲了一夜，第二天，邻居将他用花被子裹着，托前来拜年的亲戚把他送出村。

　　在惊惶和恐惧中，王保洋的家族有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逃跑时，他们据说“连根火柴棒都没带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走，回去的路竟如此艰难。

　　两年后，王保洋和他的堂弟被捉拿归案。堂弟被判死缓，王保洋被判10年徒刑，他的父亲也被判了3年。

　　近10年过去了，这一幕王保洋却始终无法忘怀。如今，躺在监狱的高低铺上，只要看到电视上有火烧房子的打仗场面，他就会想，那烧的就是他们家族的房子。

　　他没有一天不想家，晚上一眯瞪，院门口妻子种下的鸡冠花就在眼前晃。他清晰地记得家里的每一件摆设，席梦思是红色的，下面压着5000元现金。结婚时，同学送的玻璃壁画就挂在堂屋，“画很美，有山，有瀑布”，画的长度是3.3米……

　　“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那个夜晚，王保洋的家族里有四个老人没有出逃。大爷爷、大奶奶和三爷爷、三奶奶，他们自认为应该“安全”，因为事发时，他们“只是在旁边看了看”，没有动手，甚至三爷爷看到有人流血，当场就昏倒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也许算得上“安全”。几个妇女只不过当着众人面，把大爷爷的裤子从裤脚撕到腰，羞辱他，却没打他裤管里的腿。

　　可日子并不好过：有人把锅砸烂了，有人把热水瓶摔碎了，还有人把他们的被子泡在粪坑里。甚至有一次，他们正端碗吃饭，有人冲上来往碗里添了一坨屎。老人们走在路上，死者的母亲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的话也很难听。

　　一个月后，四个老人最终忍受不了，离开了村庄，与其他人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活。

　　老人们领着孙子孙女徘徊在离村庄几里或几十里外的地方，捡垃圾度日。10多个年轻人则远赴千里之外的大连，投靠早些年出去打工的亲友，讨生计。

　　总惦着要回家的老人们，一直在商水县、周口市打转，他们不愿去更远的大城市郑州，尽管那里捡垃圾更容易，赚钱更多，可那里“听不到村里的任何消息”。

　　起初，几位老人总是试探着回家。

　　大爷爷两口子隔三岔五回一趟家，可住两天就被骂出来。二爷爷也偷偷骑车进了趟村，可还没进家门，车就被截住，扔到了坑里。麦子熟了，三奶奶回去收麦子，收割机都请好了，有人把这个老婆婆拦在田里：“你要敢收，俺就睡车轱辘底下。”

　　他们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这让三奶奶很光火，她甚至有些抱怨两个兄弟没管好孙子，惹下祸端，连累了自家10口人。

　　在这场争端里，她觉得自己最无辜：出事时，她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另一个儿子到尾声才出来“看了看”。她跟死者一家没有任何过节，甚至，她还是死者夫妻的“红娘”。

　　“毛主席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嘛！谁跟谁有仇，剁了包饺子俺都不管，可不要扯上俺这样没用的老婆子！”她抱怨说。

　　尽管如此，这个心直口快的老人仍然是这30多口人公认的“最勇敢的斗争者”。

　　老人去要了3回地。第一回在路上就被人骂回来。第二回，对方一群人拦着她，一个从后头抱着她的腰，一个从前头给了她两耳光。第三回，村里答应给她家8亩地，地都量好了，可第二天一下地，她看到死者的母亲和好几个人正在那块地里忙着撒化肥。她跟对方扭打在一起，当乡派出所的人赶到时，她和死者的母亲都躺在地里。她哭着喊：“俺犯啥法？不让俺回家！不给俺地！”

　　这期间，她找过乡政府好几次，她的开场白总是：“俺们几十口人要吃饭……”一位乡干部对她说：“地可以给你，没人给你量地，我给你量，可你要考虑考虑，我量了地，你敢不敢种？种了地，你能不能收？”

　　无奈之下，这个倔老太太去了周口市信访办，市信访办把材料转到商水县信访办，县信访办把信又转到乡里，乡里说：我们跟村里反映。

　　据三奶奶说，没多久，村里有人放出话来：“不管外面的官儿有多大，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三奶奶真的觉得大家怕是进不了王寨了，他们的财产大多被瓜分了，包括牲口、杨树、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电视机、抽水泵、压面条机、木工用的电刨机、家具、衣服……他们的房子，有两家被别人住着，其余有的被夷为平地，有的被刨去大半。三奶奶自家的房子就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一口棺材在屋里，那是她给自己老母亲准备的。

　　没人能说清这几家的财产究竟去了哪里。据死者的哥哥称，杨树被法院作价抵了1.5万元的赔偿。至于这几家的30多亩耕地，死者家属承认，他们占了14亩。

　　三奶奶一直想跟对方和解，甚至把要对死者母亲说的话，在心里念叨了无数遍。连和解的礼物都想好了：不能买点心和干果，怕人家怀疑自己下毒，要买4只活鸡，活的自然不会有毒，这才算诚心诚意。她还找了中间人跟她一起去向死者的哥哥说情：俺想找你娘说几句话，俺们从前没红过脸，俺回家了，会待(死者的)孩儿们跟自家孩儿一般重……但这些并不管用，她被轰了出来。

　　几位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回家的路这么艰难。大奶奶在临死前终于回了家，尽管这个家早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对方的辱骂声仍然没有放过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天深夜，大奶奶的三儿子从大连赶回来看她，老人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你要还想俺多活几天，趁天黑赶紧走！”儿子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这也是这个儿子10年间唯一一次进家门。

　　回家10多天后，大奶奶冷冷清清地死了，走时，身边没几个亲人。她留下的遗嘱是：千万别回家！即便在她的葬礼上，也还是有人追着送葬的队伍骂骂咧咧。几天后，二爷爷和二奶奶绕道来坟头烧纸：“你在家不敢去看你，只能来荒野地里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