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出门在商水县城捡垃圾。出事那天，她左胳膊被打坏了，只能弯曲30度，这让她常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值钱的铁疙瘩被别人捡走，而自己只能捡轻点儿的东西。累一整天，也只能换到几块钱。

　　跟这几个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一样，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市，在那里谋生的17个亲人中，有4个也干着与他们相同的行当。只不过，在河南商水，二奶奶盼望出门就能捡到白面，即使已经“结成了疙瘩”；而在大连，他们则在寒冷的冬天里希望能捡到一件羽绒服。

　　在大连的这17口人，都住在火车站附近，每天一抬眼，就能看到东北第一高楼裕景。巨大的电子屏幕向路人介绍：它将以383米的罕见高度，以14万平方米的空间，成为七星级宾馆、顶级豪华公寓……而属于他们的只是2米高、6平方米大的小窝棚，“进屋就上床，举手就撞顶”。

　　他们搬过多次家，甚至有一户人搬了10次。他们住过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楼，也住过废弃的国企厂房，反正，住不上多久，房子就刷上了大大的“拆”字。搬家倒也简单：骑上三轮，卷着铺盖，塞上几件随身的衣裳、锅碗瓢盆就完事。

　　除了捡破烂，男人们也在市场上蹬三轮，卖烧烤，女人们在海边分拣虾贝。他们人均每月收入800元。10年来，女人们不舍得买海鲜，男人们不舍得买新衣服。

　　他们从没奢望在这里安家，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想都不敢想”。除了觉得在火车站这样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呆着“心里踏实”，在大连中山广场，看着花旗银行门口的大石狮子，都不敢靠近，“害怕，那不是咱的地方！”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女人们说。

　　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孩子。孩子们对村庄没有记忆，可他们还是愿意回那个大人们念念不忘的“家”。因为没有固定的家，这些孩子要么跟着捡破烂的爷爷奶奶，要么被寄养在亲戚家。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转学的经历，转学次数最多的一个，“一年换了五个同桌”。

　　还有的孩子，当年离开时没来得及报户口，到了上学年纪也报不上名。而一个叫浩浩的男孩，更是一生下来就是“黑孩子”。因为在大连给人刷广告的父亲舍不得花钱让妻子去医院待产，浩浩就出生在一处由废弃的没有窗户的黑厂房改成的临时住所里。接生婆只收了300块钱，可代价是没有出生证。后来浩浩的妈妈改嫁走了，孩子只好被送回在商水捡破烂的二爷爷夫妇那里。

　　3岁的浩浩每天跟着70多岁的老人走街串巷，这个夏天总是光脚的孩子收获了好心人送给他的一个“圣诞树上趴着兔子”的玩具，和一辆掉了踏板的三轮童车。

　　孩子们不在身边，女人们想念孩子。她们每天下午在海边等渔船靠岸，穿胶靴、戴手套分拣鱼虾，干完了这班船的活，就等下班船来。有时候她们在海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就想念孩子，给孩子打电话，孩子说：“妈，别打了，越打越想，又见不着，还费钱！”

　　而老人们其实并不那么了解孩子们的心：16岁的孙女知道爱美了，她不再满足奶奶捡回来的洗发水，她宁肯不吃早饭，剩下钱，去买一种叫“姗姗娜”牌子的洗发水。上8年级的孙子话很少，可他会偷偷在英语课本的封面上，给漂亮的姑娘描黑，画上一副眼镜。

　　不识字的老人也不知道孩子们对一个安定的家的渴望：贴在墙上的课程表，被孩子们写满了“Don't give up！FAMILY ！(不要放弃！家！)”孩子们还在窗玻璃上、墙上用彩笔写着：“神的家真可爱！”旁边画个笑脸。

　　“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近10年里，有的孩子出生，有的老人死去，“30多口人”的数字在变化。

　　可有一点没有变：这个数字里不包括王保洋的大伯。在这个家族人眼里，他是“异数”，有人甚至用了“势不两立”这个词。因为，只有他目前还住在村里。

　　大奶奶死后，大爷爷再没进过家门，而这个儿子也从没去看过父亲。但大爷爷理解儿子：儿子住在村里，跟家族人联系“不方便”。

　　事发当天，大伯在外地煤矿干活。他常年不在家，与村里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他的家就在死者家的后面，据说如今这个中年人“很少轻易出门”。但他希望亲人们能回来，因为“要饭的都有个家呐”！

　　不过正是这一活“案例”，佐证着村委会主任王新安的说法：“这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他举例说，前不久收麦子，收割机一路开过去，割了死者家的地，再割王保洋大伯家的地。没有人跟他过不去！他认为，被死者家属骂几句很正常，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毕竟“杀人又不是杀鸡”。他说村里治安良好，“自家开的超市，冰柜晚上从不搬进屋”。他相信，“现在社会和谐了，他们回来不会出现大冲突！”

　　6月11日这天，村委会主任的这种态度，让前来调解此事的周口监狱的干警和律师精神为之一振：这事儿有戏！然而当他们一进死者家的院子，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死者的一双儿女趴在堂屋的麦垛上哭个不停，死者干瘦的老母亲搂着他们，哭得几乎昏厥。老母亲哽咽着说，儿子当组长没几天，就死在正月初一。正月二十五，孙女出生了，她妈妈给她取名“雪珂”，意思是“大雪天生下来就没爸爸，太可怜”。

　　男孩从抽屉里拿出他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一给干警看。两个孩子一直靠着墙哭个不停。干警们向那位母亲介绍那30多口人流浪的情况。但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嘴唇不停地打颤，用了很大的力气吐出一句：“捡破烂也发财哩！”

　　看着老人情绪几近失控，调解不得不中止。干警一出院子，老人便横卧在堂屋门口的泥巴地上，不停地喘气、流泪。

　　调解者又走进死者的哥哥家，情形同样不乐观。他面目清秀的老婆头上裹着蓝条毛巾，蹲在门口。摘下毛巾抹泪时，露出白花花的光头——她得了乳腺癌，化疗了好几次。这个中年汉子听了干警的来意，半天没吭声。

　　他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弟弟被刺了好多刀，自己不能上前去救，吓跑了，心里愧疚了近10年。“俺一辈子也忘不掉俺弟那个死法！俺对不起俺弟！”

　　他和家人相信，那场风波给他们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死者的姐姐认为判决的赔偿太少，大闹法庭，被关了一天，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年后上吊自杀。而死者的父亲背着馒头跑了好几次法院，终于从法院拿到转交过来的6000元，老人一路走一路哭，那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不干净”，最后得冠心病死了。

　　“俺家拿三条命换他家一条命，冤不冤？俺也活够了，随时准备好拿俺这第四条命，换他家的命！”他边哭边喊。

　　他的妻子一直拿头上的毛巾抹眼泪，听说对方几个老人靠捡垃圾度日，她说出了与婆婆同样的话：“捡垃圾也能发财！”“他们家都在外头打工赚钱，俺们家一条命接一条命地送！他们回来了，俺婆婆就活不成，俺婆婆不能见他们那边的人！”女人的哭声，终止了这次原本试图和解的努力。

　　事实上，这已是第二次调解。去年，关押王保洋堂弟的豫东监狱，也曾与当地的派出所、乡政府、村委会一起前来调解，同样以失败告终。

　　有人分析说，“杀人者不能偿命”，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是让王保洋及其父亲赔偿29805元、让王保洋堂弟赔偿15000元的判决，令死者家人无法释怀。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

　　再有一年多，王保洋就将出狱，而双方的僵持看起来还将继续下去。在豫东监狱教育科副科长余红军看来，30多口人不能回家，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度同情受害人，执法手段软，政府职能发生错位甚至不作为。

　　王保洋已经设计好了回家的路：出狱后，如果30多口人仍然不能回家，他会去找各级政府协调；如果仍不能解决，他会起诉对方；一旦无果，他将启动策划了好几年的“复仇计划”。

　　但那是最后一条路。

　　无论如何，回家的愿望如今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因为老人们也许“等不及”了。

　　6月10日这天，王保洋的三个爷爷终于坐在了一起。这是弟兄三个近10年来的首次相聚。他们很清楚，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团聚。

　　84岁的大爷爷，脚已经肿得穿不上任何一双大号布鞋，他已经为自己备好了戴着簇新的黑绒帽子、微笑着的遗照。拄着木棍的三爷爷，得了糖尿病，他抱怨，自己“快不行了”。他们相聚，不是因为“很想念对方”，而是因为“北京来了记者，问题有解决的一线希望”。

　　大爷爷牙齿全部掉光了，用含混不清的语调，道出了他“清晰”的愿望：死前回家，今年秋天能在地里种上麦子。

　　这个愿望，他说了3遍。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王保洋说。

　　没有人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多长，但不少人担心，如果寻求不到一条和解之路，一个新的“火药桶”也许会在不久之后被引爆。